张岂之的学生 [征文]如何学习国学——张岂之先生对我的启示

2008年,我参加了由西北大学主办的“国学与西学研究生暑期学校”。这次暑期学校聘请的教师大多是国内一流的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都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通过学习,我不仅了解到了国学与西学各学科的最新前沿成果,而且还对人文学科的不同治学方法有了切实的体会。尤其是本次暑期学校校长张岂之先生所做的关于“国学与西学”的两次演讲,更让我充分领略了这位国学大师高远的境界、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首先,岂之先生论述了国学研究与西学研究的关系,认为学人不能不研究国学与西学的关系,因为这既是从古代文化走向近代文化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建设新文化必须研究的问题。中西贯通有助于人文科学的理论创新。

我以前从文化本位主义出发,一直对国学情有独钟,但对西学总有一种心理上的拒斥。张先生的话使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偏颇。中华传统文化固然有其优点,但其中也确实存在着不适应当今时代发展的因素。要想使国学与时偕行、永葆生机,就必须关注社会现实、关心国人的心灵需求,就必须深入了解西学并积极吸收其优点,并使之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综合创新的有机组成部分。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异质文化的碰撞与交锋往往会促成新文化的产生;同样,中西贯通也有助于人文科学的理论创新。

但其前提是两种异质文化必须处于“和”的状态。所谓“中西贯通”就是通过对中学与西学的学习与研究,找到它们的共同本质,从而使它们能够扬弃各自原有的研究范式而进到一个新的、共同的研究范式之中,从而敲开通往理论创新之门。

其次,岂之先生还告诫我们:中国的社会、人文科学要善于借鉴西学的研究方法。但也要防止走入这样的误区——掌握的新方法越多,反而越影响了创造;使用的术语、逻辑越多,反而对于经验对象越看不清、越说越糊涂。对于西学的研究方法,只有经过充分地消化,才能更好的借鉴。

在这里,岂之先生实际上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内容(意)与形式(言)的关系问题。在研究中,如果我们只重内容而不重形式,就会导致“言不尽意”;但如果我们只重形式而忽视了内容,就会导致“因辞害意”。所以,我们要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对于内容与形式都要有充分的把握。在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之后,我们就可以做到游刃有余、从心所欲,在研究中把内容与形式很好地结合起来。

再次,岂之先生强调:在创新中,要处理好哲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历史的文化,它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需要以研究中国历史为基础,而不能只作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研究。但也要注意不能仅仅满足于堆积史料,而不作任何理论提升。

因为硕士时学的是历史学,现在又正在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所以对于岂之先生的话,我有着切身的体会。历史研究重材料、重归纳,而哲学研究重思辨、重演绎,二者都有着各自的优势与不足。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哲学史上,新的概念和命题的提出往往是为了或直接或间接地解决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而概念和命题的发展、变化,也往往是为了或直接或间接地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因此,对于概念和命题的考察,如果不能以历史研究作为基础,就会陷入唯心主义者的痴人说梦。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人创造的,而研究人的一切行为的思想前提,就离不开对哲学的研究。如果不能以一种哲学的眼光考察历史,历史就会成为一系列偶然事件的无规律、无秩序地排列组合;如果对于史料不作任何理论提炼,也就无法概括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这样,我们就无法揭示出历史现象背后的社会发展规律,从而无法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历史的经验。

最后,岂之先生还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时代性问题,即研究传统文化,需要有强烈的现实感、敏锐的时代感,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应符合进步、发展的要求。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终究是为了解决今日中国的问题。时代需要的,就是我们要在历史的尘埃中发掘的。对于国学,我们特别要注意以今天的眼光、带着今天的问题进行研究,要批判地继承而切忌抱残守缺、刻舟求剑,因为文化的继承性如果处理不当,就会转化为文化的惰性。

在这一点上,岂之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既充分肯定了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又对经书使国人的主体意识受到压制这一现实提出了批评。

岂之先生的谆谆教导,我已铭记在心。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学脉,也已深深植入了我的学术生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