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王运 1919年章士钊见毛泽东 对杨昌济称其有帝王相
核心提示:1919年前后,毛泽东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住在北京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的家里,毛泽东在这里同章士钊相识。据说,章士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就告诉杨昌济和在场的其他先生,说这个年轻人有帝王之相,绝非等闲之辈。
本文摘自《名人与胡同的不解渊源:胡同往事》 作者: 董夏青青 出版:万卷出版公司
历史观望的目光,蹑手蹑脚地爬进了位于魏家胡同13号的宅院(现29号)。院子没有硬坚持当年盛气凌人的立场,只平淡地接过现实递来的房契,同新来的房主签字画押,就此缄口。
1924年11月,应北洋政府段琪瑞之邀,章士钊从上海来京任临时司法总长,次年兼教育总长,后任政府秘书长。这处住宅是段琪瑞为他安排的官邸。
章士钊到任后,总希望借助这个机会实现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可是,他来的时间不对,什么事情,一到民国就添堵,一届届政府走马灯似的换,各种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章士钊撑着一艘又破又旧的小船,时而被抛上浪尖,时而被卷入涡流。
在司法总长的权位上,他总琢磨着放手烧他几把火,可是官场的腐败积重难返,同僚们更是把他这棵老树孤立起来。多亏段琪瑞欣赏“孤桐”,又让他兼管教育。在司法领域无所作为的章士钊,转念希望在教育领域有所建树,况且他确实对培养人才有些想法。无奈章士钊所倡导的传统文化,实在与当时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水火不容。
常言道冤家路窄。有一天,在北京琉璃厂,章士钊这位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守旧派与运动中的急先锋胡适相遇。章士钊对胡适购买的线装本《红楼梦》大加夸赞,说是胡适有眼力,买了少见的孤本。胡适被章士钊搔着痒处了,自然也对章士钊恭维一番。两人越谈越开心,于是相约去大栅栏照相馆合影留念。不久相片出来了,一位长袍马褂,一位西装革履,两人同坐在一条木凳上,庄重又滑稽。章士钊越看越高兴,诗兴大发,作新诗一首赠胡适:
你姓胡来我姓章,
你说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
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我写的白话歪诗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不久,章士钊因为支持北京女子大学杨荫树校长,对激进的学生采取强制手段,并提交呈文要求停办女子师范大学,引起了青年学生的不满。
1925年5月7日,200多个学生在故宫神武门集合,一路高喊口号,浩浩荡荡地杀进了魏家胡同13号。进步青年学生打算当面要与这位守旧的总长理论理论,质问他为何“摧残教育,禁止爱国”。章士钊当时没在家。学生便把气撒向屋内的古董和门窗的玻璃,对他的住宅实行了强有力的阶级专政。
在这场斗争中,章士钊与鲁迅代表不同的思想阵营,一个用手上那节又短又细的权杖,一个用手中那支又尖又利的毛笔,针锋相对,章士钊最终败下阵来,随着1926年段祺瑞政府的倒台,章士钊离开魏家胡同13号,去了天津。
章士钊也许是在夜晚离开的吧,黑夜可以掩盖他的苦楚和失意。在对孔孟文化的一片喊杀声中,他偏要为民族几乎断了气的传统文化针灸,使其复活为冲锋陷阵的斗士,无异于痴人说梦。
在一本书中看到如下一段话:“无论章士钊还是鲁迅,无论选择接受还是反抗,文人在乱世中都难有作为。章士钊的'农业立国论'和鲁迅的'喊醒世人'之于那个时代,都是超前的,难为人理解的。世人对他们的全面解读都是从他们过世后才开始的。”
“近日又有学者指出,尽管章士钊对女子师范大学一事处理过于武断,但指责章氏一手导演'三·一八'惨案却有失偏颇。1925年,章士钊辞去了教育总长的职务,改任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一年后,惨案发生,这时不在其位的章士钊不可能授意武力镇压学生。”
人们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定式:非此即彼,非对即错。对于意识中感到有问题的东西,便蒙生斩尽杀绝的极端热情。章士钊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一直保持着一个传统文人应有的良心和清醒。在章士钊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比西方落后,中国近代落后的这笔烂账,无论如何不应该让传统文化来买单。
岁月的手太过霸道,拾起这本画册一顿乱翻。前一页还没来得及过细浏览,下一页又哗啦一声掀了过去。攒钱、置地、盖屋、娶妻生子,是中国传统人生的几块踏脚石,总得把立脚点放在这些事情上,才能把人生画得圆满。不过与新文化抗争到底,一辈子不写白话文的章士钊,在这方面倒表现得并不传统。
从他出生直到1960年经周恩来为他特批了史家胡同24号宅院,这位年近八旬的耄耋老人,才结束了在朋友家搬来搬去,没有自己一套房子的历史。
从1949年到1960年,章士钊的家就安在北京东四八条54号朱启钤老友家里。
1949年,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和谈代表的章士钊,在谈判失败后脱离代表团去了香港。后来章士钊受毛泽东之邀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按道理他应该住在国家为他安排的四合院里,而章士钊和家人住在朋友的北房和东房中,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居住很拥挤,连书都没地方摆。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一住就十年,从来没向有关部门提起过。
据章含之回忆,章士钊曾对女儿多次讲过,他一辈子从没有存款,但也从不缺钱。别人给了他钱,又转手给了比他更为需要的人。
1919年前后,毛泽东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住在北京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的家里,毛泽东在这里同章士钊相识。据说,章士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就告诉杨昌济和在场的其他先生,说这个年轻人有帝王之相,绝非等闲之辈。其后不久,毛泽东来到上海为去法国留学生送行,急需筹措一笔资金。当时章士钊在上海参加“南北议和”会议。毛泽东冒昧地求上门去,章士钊为毛泽东筹措了2万元大洋,解决了燃眉之急。
新中国成立后,清末、民国的遗老、遗少经济上没了来源,都很拮据。这些人来找章士钊时,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
看到章士钊乐善好施,“爱管闲事”,毛泽东便每年从自己稿费中拿出2000元,以“还账”为由,给章士钊一些经济补助。听说是还账,章士钊说什么也不要。他要女儿转告毛主席,当时的2万大洋,不是他个人的,是他募集的。
直到女儿向他转达了主席的想法后,他才肯收钱。从1963年起,毛泽东每年送2000元,一送10年。1973年,毛泽东问起章含之,送去钱是否能正常收到。章含之答道,今年没送,到去年已经还足了2万。毛泽东笑了:“这怪我没说清楚,这个钱是给老人的补助,哪里到10年就停,你回去告诉行老,今年开始还利息,一直到他不在了为止。”第二天,正在住院的章士钊收到了毛泽东派秘书送去的2000元钱。
位于北京锡拉胡同袁世凯的府邸,是章士钊在北京较早住过的一处官邸。当时,章士钊受袁世凯之邀来到北京,袁世凯就把自己搬入中南海前的院子给章士钊居住,可见当时袁大总统对他的赏识。
然而好景不长,宋教仁被暗杀。章士钊从美梦中摔到地上,连忙逃往上海,举起“讨袁”的大旗。
章士钊时而办刊物,时而从政,时而搞教育,时而搞学术研究,忽左忽右,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不稳定性。为此,他遭到政敌的攻击,受到朋友的误解。有人说他是政治投机分子,没有一定的政治立场;有人说他学问不专,朝秦暮楚,还有人说他是封建社会的残渣余孽。
然而,章士钊自有想法。他自编剧本,把背景设在北京,找来风头最劲的人物和他配戏,在各类形象之间忙得不亦乐乎,他注定是奔着历史的看客们的叫好来的。一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说:“章行严搞学术,又沉溺政治,依附袁世凯,又讨袁;不参加同盟会,又冲锋在前,他的人格中最精华的是独立精神啊!当时国家多难,读书人多以国事为己任,章太炎、刘师培,包括我自己,都如此,今之学者何能厚非呢?”
1904年,章士钊与万福华等人刺杀清廷大员王之春失败,万福华当场被抓。他本已逃离现场,可第二天他却傻乎乎地去探监,由于形迹可疑,当场被捕。后多亏黄兴、蔡锷等多方营救,才捞回来一条完整的性命。在章士钊看来,无论谁的命,只要阎王看上了,留也留不住,但只要在世上一天,就要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
在日本留学时,章士钊终于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偶像孙中山。不久同盟会在日本成立。许多留日学生纷纷参加,但此时的章士钊认为暗杀、暴力等行动不能救国,唯一的救国之路在教育,说什么他也不参加。为此,他的结拜兄弟章太炎把章士钊锁在屋子里,不同意参加同盟会就休想出门,结果他被关两天两夜硬是没有投降。
有人给章太炎出“美人计”,让同盟会里号称女界领袖的吴弱男去作说客,岂料吴弱男反被章士钊说服,从此疏远了同盟会。后来,吴弱男随章士钊去英国留学,并在伦敦结婚,成为留日学生中的笑谈,让章太炎大跌眼镜。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是知识分子的通灵宝玉,知识分子不管做人还是做事,丢了这东西,就丢了魂啊!”(陈寅恪)
很多人一旦搅进政治,就像一头撞到蜘蛛网上的飞蛾,前途和命运马上由不得自己支配了。而章士钊供奉在头脑里的菩萨,却是照着他自己的模样刻出来的。
是棵孤独的梧桐,就不是攀附他物的藤萝;是只不被驯服的老虎,就不是等人喂食的家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