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子长军衔英明决策彪炳史册——谢子长与红军长征落脚地

2017-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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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从此党中央在延安13年,指挥了八年抗战,并由此使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陕北,养育了中国革命,陕北,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而陕北之所以能让中央红军最后落脚,瓦窑堡之所以能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首选落脚地,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红都,是与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谢子长统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英明决策是分不开的.一.戎马倥偬,成就了西北革命的燎原之势谢子长,名德元,字子长,号浩如,1897年1月19日出生于陕西安定县(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从此党中央在延安13年,指挥了八年抗战,并由此使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陕北,养育了中国革命,陕北,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而陕北之所以能让中央红军最后落脚,瓦窑堡之所以能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首选落脚地,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红都,是与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谢子长统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英明决策是分不开的。

一、戎马倥偬,成就了西北革命的燎原之势

谢子长,名德元,字子长,号浩如,1897年1月19日出生于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在家劳动,读冬学,后转入安定县城小学,他目睹了社会的黑暗,对劳苦群众充满了深厚的同情。1918年考入西安省立一中,翌年初转入榆林中学,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确立了改造社会的思想。

1922年赴山西考入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4年回安定县办民团任团总,为民撑腰,保护百姓。1925年赴北平结识共产党人,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伟大的革命历程。

1925年底根据党组织安排,仍回安定担任民团团总。不久,打入井岳秀部石谦旅任连长,利用公开身份进行革命活动,建立党的特别支部。1927年2月,谢子长率部驻防安定,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宣传革命,召开地方行政会议。

“4.12”反革命政变后,根据省委指示,他和唐澍、李象九、白乐亭等于1927年10月12日组织发动了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举起了西北地区武装起义的第一面旗帜。1928年5月参与领导了渭华暴动,8月回陕北开展武装斗争,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委员,先后去甘肃、宁夏进行兵运活动,培养党的武装。

根据省委指示,1932年1月,把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的武装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任总指挥。

2月,将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这是革命低潮时期,在西北地区打出的第一面工农武装的旗帜,并先后两度任总指挥,也曾两次受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无端指责和排挤,一再被剥夺党和游击队的领导权,最后被送往上海中央局“受训”。

1933年夏,受训结束后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血战日伪。1934年1月,以中央驻北方局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陕北,着手恢复、发展和壮大陕北游击队和陕北革命根据地。1934年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谢子长同志兼任总指挥,率部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8月26日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负伤,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伤势恶化逝世,终年38岁。

谢子长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奋斗不息的一生。在腥风血雨的大革命时期,他两举义旗,发动了清涧起义,参与领导了渭华暴动,点亮了西北地区革命的明灯,引领着劳苦大众冲破黑暗统治,砸碎腐朽枷锁。

他创建和领导了西北地区最早的两支红军游击队——陕甘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红26军就是在陕甘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在他的领导下,陕北游击队一、二、三支队被分别改编为陕北独立师一、二、三团,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红27军。

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开辟了西北地区最大的两块革命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由于军事斗争在革命活动中的特殊性,使谢子长在陕甘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建设中都具有关键性作用。

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亦即寺村原革命委员会),组织群众打土豪、分财产,开展游击战争,是陕甘边区建设地方革命政权的一次有益尝试,开创了西北地区红色政权建设的先河。在陕北游击队,他要求部队每个同志都要学会打仗,学会宣传群众,学会建立政权,他把游击队员分成三、五人的若干小组,分散到农村,组建赤卫军、贫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使陕北革命局面大为改观。

二、英明决策,奠定红军长征落脚地基础

自1934年初谢子长回到陕北后,革命处于低谷的陕北地区再次掀起了工农武装斗争热潮,陕北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各地红色政权相继建立。仅仅两三个月时间,就新组建18支红军游击队,使陕北游击队发展到26支,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为建设一支执行野战任务的正规军打下了基础。

1934年下半年,在以安定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安定、佳县、神木、清涧、吴堡县革命委员会。这是陕北革命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县级苏维埃政权,不久延川、绥德、延水等县级革命委员会政权相继建立。

1935年1月25日,陕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在安定县白庙岔村召开,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1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一、二、三团在白庙岔合编为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至此,经历过无数次胜利和挫折,谢子长将军和他的战友们终于实现了在陕北地区建立正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理想。

面对迅猛发展的西北革命形势,他高瞻远瞩,敏锐地意识到,统一领导西北革命已势在必行。因此,他于1934年9月5日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写信,提出:“领导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地的实际工作里,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他首先向中央北方局提出了统一陕北和陕甘边等红色区域,建立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议。

1934年冬,晋、陕军阀再次向陕北根据地发动“围剿”。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谢子长强忍伤痛与中共陕北特委研究,并致信刘志丹和陕甘边特委,建议红二十六军北上陕北商谈统一指挥陕甘、陕北军事及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等问题。

1935年1月中旬,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陕甘边五、六支队来到安定。20日,刘志丹赴灯盏湾水晶沟看望养伤的老战友谢子长。两人就当前的斗争形势、党的政治策略、军事战略战术、两地区和两军统一领导等问题做了深入交谈。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联席会议在赤源县(今属子长县)周家硷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的党、政、军组织。谢子长虽然因伤重未能参加会议,但由于他在西北党和军队中的崇高威望,仍被推选为西北军委主席(实际工作由刘志丹负责,一说主席为刘志丹)。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建立,标志着西北根据地的形成,这是土地革命时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建立了一个稳固的落脚点。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将军因伤势恶化逝世,终年38岁。谢子长逝世后,西北红军在刘志丹和西北军委的统一指挥下,采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历经十余战,解放了6座县城,歼敌8000余人(包括民团3000余人)。

主力红军(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发展到5000多人,地方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1935年9月15日,首先迎来了红二十五军从鄂豫陕根据地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拉开了红军会师西北苏区的序幕。

9月17日,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在永坪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主要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建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军委,将三支红军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红十五军团建立后,于10月1日至12日在劳山、榆林桥先后发动两次重大战役取得胜利。

劳山战役后,在清理战利品时,从敌人文电中得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已到甘肃通渭的静宁地区,有进入陕北的迹象,中共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即确定部队继续南下攻打富县、洛川,牵制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

三、风云际会,中央红军最终选择落脚陕北

红军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这次战略转移的落脚点选择在哪里,即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哪里,这是关系长征成败、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然而,能不能建立新的根据地,到哪里建立新的根据地,并不完全取决于党和红军的主观意愿,而要取决于敌我双方在军事上的较量。

在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党和红军不能不依据敌我情况的变化,随时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做出符合实际情况和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的抉择。

红军长征最后到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并不是长征一开始就确定了的,相反,这是在长征的斗争实践中经过逐步探索,逐步放弃原有打算,最后一步一步地前进到陕北去的。这期间,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曾先后七次改变长征落脚地。

1、湘西。长征最初并不叫长征,叫转移,也并非预定了要走2.5万里,只是计划先转移到湘西去, 当时的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封锁线,然后沿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同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合。湘西是中共中央计划中的第一个落脚点。然而,红军突围时,“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又惊慌失措,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致使红军损失惨重,中央红军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寻求战略转移的打算已无法实现。

2、川黔边。1934年12月14日,红军占领黎平县城。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最后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正式放弃了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作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决定,是切合实际的。

3、川西北。当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到达遵义地区时,蒋介石纠集了川、滇、湘、桂、黔各路军阀,连同蒋系的“中央军”,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合围。形势再度危急,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已经不大可能。在此情况下,刘伯承、聂荣臻等川籍将领在会上提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

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这个建议:“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4、云贵川。面对着敌情的急剧变化,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计乘敌人合围以前,从遵义地区移师北上北渡长江,以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然而,各路敌军纷纷逼近川南,而川军又有40多个团扼守长江北岸,形势的变化使渡江变得十分困难。

1935年2月7日,彭德怀和杨尚昆向军委建议,暂停渡江计划,将红军集中到云南扎西地区进行整编,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正在扎西召开会议研究红军行动的中央领导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当天便当机立断作出了《关于我军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方针给各军团的指示》,改为在川、滇、黔边地区机动作战,创立云贵川根据地。

5、川西北。扎西会议后的一个多月,为摆脱敌人的夹击,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云贵川边来回翻山越岭,东突西奔,穿插行军,取得了他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的胜利。接着,红军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把几十万敌军甩在乌江北岸。

在云贵川边境进行机动作战,力图创造新苏区的同时,中共中央始终没有放弃渡过长江向北发展,转入川西北的战略意图。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到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5月12日,中共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6、川陕甘。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实现会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总兵力达十多万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当时红军所处的战略位置,主张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和阻挠,红军在懋功、毛儿盖地区停留了两个多月。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作出了迅速占取以岷山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根据地的决定。

7、陕北。到8月底,中央机关和右路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出茫茫草地,9月11日,毛泽东率红3军到达甘南迭部县俄界境内。次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鉴于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只有红一、三军的8000多人随中央北上,革命力量元气大伤,会议决定改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

面对着茫茫大西北,下一步该向何处去?这时谁心里都没有底。9月17日,北上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然后翻过岷山,于21日到达甘南的哈达铺,脱离了雪山草地。红军在哈达铺休整时,毛泽东同志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了陕北红军活动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1935年9月22日,红军在哈达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主席作政治报告。

他说:“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万里长征,千回百折,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落脚点!这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由此可见,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从湘西--川黔边--川西北--云贵川--川西北--川陕甘(陕甘)--陕北,会合陕北红军,创建陕甘宁根据地,先后经过了七次变化。

四、彪炳史册,中国革命从此一路高歌猛进

中央红军在哈达铺休息整编后,立即挥师北上,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21日进行了著名的“切尾巴”战斗,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行程二万五千里,最后之所以在陕北落脚,是因陕北有谢子长、刘志丹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这里有二万名红军和游击队员,有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这是革命的深厚土壤。当时陕北根据地有23个县市,连同陕甘有三十多个县,党中央、毛主席于11月3日在甘泉县下寺湾听取了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苏区工作汇报之后,即刻召开政治局会议,最终决定把家安在瓦窑堡(今子长县城所在地)。

5日,中央先遣队王首道、贾拓夫、刘向山进驻瓦窑堡;11月7日,张闻天、刘少奇率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到了瓦窑堡。从此,瓦窑堡便成了指挥红军作战、指导全国革命的红都。

党中央、毛主席为什么要选择瓦窑堡这个家呢?这不仅因为瓦窑堡地处陕北要塞、工商贸易发达、群众憨厚好客,更主要的是这里是西北革命的中心,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始人谢子长的故乡。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中叶,子长人民前赴后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跟着谢子长闹翻身。

谢子长,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正义的化身,感召着整户整村的穷苦百姓和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走上革命道路,数千优秀的子长儿女为了亿万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献身沙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流血牺牲,谢子长一家就有9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他们视死如归,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豪迈的壮歌,他们浴血奋战,用热血染红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仅有名可考的革命烈士就有二千多名,建国后有9位子长藉军人被授予将军衔,被誉为陕西的“将军县”。

在西北地区,参加革命人数之众,牺牲人数之多,再没有第二个县了。在三十年代,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中共陕甘晋省委及其机关就设在瓦窑堡及县境内,这里是“根据地首府”,成为劳苦大众和有志之士的向往之地,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在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将落脚地首选在这里,并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指挥了抗日东征,成立了中国人民红军大学(简称“红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