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运动中的邓子恢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邓子恢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场大劫难,许多领导人都先后身陷困境,历遭磨难。原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也不例外。然而,这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老人,在汹涌的“文革”政治风浪里,依然一身傲骨,正气凛然,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大雪压顶松不弯”的气概。
奉命回京参加“文革”运动,“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邓子恢甚感茫然。在天安门城楼上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他大谈“耕牛折旧制度”
解放前后,中共党内对一些年长且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往往习惯尊称为“某老”,如董老(董必武)、徐老(徐特立)、吴老(吴玉章)、谢老(谢觉哉)、林老(林伯渠)……邓子恢也是其中之一,连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种场合讨论有关问题,或是见到邓子恢时,也都亲切地尊称他“邓老”。
“邓老”这一称呼,最早是陈毅在抗日战争时期带头喊起的。当时,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在新四军众多领导干部中,邓子恢年龄最大。因他曾经东渡扶桑,留学日本,知识渊博,加上为人厚道,作风正派,德高望重,颇有兄长风范,所以,大家都跟着陈毅尊称邓子恢为“邓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邓子恢在中南局担任第二书记。1953年,被调回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参与领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
1964年,毛泽东在全国城乡发动“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当年11月,经中央同意,邓子恢到广西农村参加“四清”。
邓子恢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熟悉农业,热爱农民,对农村有深厚的感情。
那时,他看到农村人民公社搞“大呼隆”劳动,吃“大锅饭”,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粮食产量很低,农民生活困难,深感忧虑。于是,在搞“四清”的同时,他居然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在远离首都的南国偏僻山区秘密推行生产责任制,提倡“大农活小段包工到组,小农活大段包工到户”。他特别强调责任制必须联系产量,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他对人民公社对固定资产管理不严,将农民的耕牛、大农具收归集体,而且不搞折旧、不搞经济核算等现象极为不满。他在玉林地区指导地委制定了《关于推行田间管理责任制的意见》、《关于做好生产队现金、产品管理的意见》、《关于建立健全生产队固定资产管理的意见》、《关于生产队实行耕牛、大农具折旧存放款的意见》。这些措施实行后,当年的生产管理和粮食产量都是合作化以来最好的,干部高兴,农民也开心。
后来,邓子恢转移到桂林地区搞“四清”时,仍然继续倡导生产责任制,推行经济核算和固定资产折旧制。他还不断给党中央、毛泽东写报告,建议在全国推广耕牛、大农具折旧制。一天,他拿着厚厚的《资本论》对桂林地委书记王祝光说:“马克思认为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固定资本(或叫不变资本)如机器设备、建筑物等等,在生产过程中有一部分被磨损,从而将它的价值转移到生产物中去。这些固定资产,虽然表面上存在,但它的价值由逐步磨损而减少。临到全部更新的期限,以至最终报废,必须有相应的形式来弥补这部分固定资产,使之回流到它的出发点,这就是折旧。”随后,邓子恢转到耕牛话题上,动员王祝光说:“我们可以先搞耕牛、农具折旧,不折旧就是吃老本,最后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这样办经济是不可能办好的。”
然而,正当他在广西基层满腔热情地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并取得明显效果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在北京悄然兴起。1966年7月底,邓子恢接到中央通知,回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此前,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已经被打倒。凭着以往的政治经验,邓子恢预感形势不妙,忧心忡忡。一回到北京,他立即参加了8月1日至12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还突然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林彪升为第二位,刘少奇降为第八位。中央领导班子如此大幅度的升降调整,邓子恢不但感到突然,而且很不理解。
“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邓子恢甚感茫然。八届十一中全会刚一结束,他干脆公开宣布自己要退休,想过老百姓的平静日子,开始学习如何安度晚年生活。
8月17日,邓子恢突然接到中央通知,让他8月18日到天安门城楼,陪同毛泽东接见全国各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那天,他身揣“红宝书”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面带笑容,拉着他同朱德、叶剑英、贺龙、徐向前、陈云一起合影留念。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外地来京红卫兵时,邓子恢又一次参加了。
那天,在城楼上,他依然心系农村和农民,念念不忘“耕牛折旧制度”。一年前,他在广西曾经就耕牛折旧问题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过报告,中央一直没有表态。这次,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他感到机不可失,于是抓紧时机,再次向毛泽东重提“耕牛折旧制度”的话题,大讲其重要性、必要性,建议允许农民私养耕牛,发展养牛业。众所周知,当时毛泽东正一心一意发动“文化大革命”,致力于抓“反修、防修”的头等大事,对邓子恢的话题当然不感兴趣,一直只听不吭气,直到接见结束时也没有表态。邓子恢并不灰心,还想另外寻找合适的机会,同毛泽东重谈这个事关农业生产发展的话题。家里人知道此事后,都大为吃惊,认为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大谈耕牛问题,未免不合时宜。可是,邓子恢却不以为然地说:“允许农民养牛,对生产有利,对国家有益。凡是利国利民的建议,就应该提嘛!”
然而,他没料到,“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很快就烧到了他自己的头上。
农林口动员“炮打司令部”,邓子恢在劫难逃,首当其冲。面对调查人员的谬论,他火冒三丈,拍案而起
9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来到农办机关大院视察,了解运动进展情况,随后,到三楼会议室作了“炮打司令部”的动员报告。他明确指出:“炮打司令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炮弹,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农林口,就是炮打邓子恢、廖鲁言。”
“炮打邓子恢”的号召刚刚发出,农林口机关干部闻风而动,热烈响应,原本安安静静的机关大院,随即闹腾起来。“炮打邓子恢”、“肃清邓子恢影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有些大字报还贴到了邓子恢家里。
这年国庆节后不久,在首都红卫兵四处散发的“百丑图”上,出现了刘少奇、邓小平、贺龙、彭真、邓子恢等人的形象。随后,邓子恢家中直通中南海的红电话机被撤掉了,副总理特种供应取消了,身边工作人员撤走了,原有的警卫人员虽然留在门口,但被通知不许干预地方“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可以随意进入他的家中。
更有甚者,有一天,国务院农办奉“上级指示”,竟然派人对邓子恢夫妇正式宣布:“从现在起,不准你们在农办居住,你们必须立即离开农办大院!”邓子恢的夫人陈兰伤心地流下了眼泪,邓子恢也很气愤,但又无处说理,只好以沉默表示抗议。幸亏这一计划后来未能实现。冬天,农办机关又借口锅炉房缺煤,停止供应他们家的暖气。年过七旬的邓子恢,原本体弱多病,受不了寒冬的折磨,只好用小小的蜂窝煤炉子烧火取暖。结果,满屋到处烟熏气染,一家人苦不堪言。
1966年冬天,农林口各部机关的造反派,把邓子恢绑架到十三陵一个偏僻的农村里,什么也不让带。夜里寒风呼啸,邓子恢没有被子盖,只好穿着棉袄,蜷缩在农民的炕上冻了一夜。第二天,邓子恢又饿又冷,造反派又将他押到农展馆开大会批斗。
这次绑架批斗邓子恢,很快被周恩来知道了。他极为生气,立即通知卫戍区派警卫战士值班,加强保护。他明确指示:“邓老身体不好,有意见可以送小字报,背靠背批判,但不准揪到会场上斗。如要揪到会场上斗,必须经中央批准。”
然而,不久后的一天深夜,北京南苑人民公社的一大批农民,受一些人挑拨,竟然又打着造反大旗,乘坐大卡车冲进农林口机关大院。他们包围邓子恢的宿舍,呼喊打倒邓子恢的口号,叫嚷要将邓子恢揪到公社去批斗。造反派气势汹汹,态度十分蛮横,同警卫人员发生冲突,双方对峙,形势十分紧张。警卫战士立即向上级汇报。警卫师的参谋长迅速赶到机关大院,郑重警告造反派:“我们执行周总理的指示,要揪邓老必须经中央批准。你们有批准文件,我们就放行。不拿出文件,我们决不允许揪斗邓老。”造反派威胁要采取革命行动,冲进屋内抓人。参谋长毫不含糊地说:“你们采取革命行动,我们也采取革命行动。只要你们一进门,我们马上把你们抓起来!”造反派无奈,只好撤走。
此后,揪斗虽然没有了,但各种各样的所谓“外调”人员却络绎不绝,纷至沓来。邓子恢依然态度冷静,区别情况,给予接待。
有的造反派组织向他调查刘少奇在新四军的所谓罪行。邓子恢告诉对方:1939年,刘少奇去中原地区,是毛主席派去的,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到江南后,坚持向敌后发展,扩大人民武装,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根据地,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新四军也有很大发展,刘少奇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应当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嘛!
有的要他揭发陶铸在广西搞“包产到户”的问题。他说:陶铸1962年6月在广西龙胜县农村做过调查,向毛主席写过调查报告。当时,那里存在几种农业生产管理形式,其中有一种是“包产到户”。陶铸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但不能硬性去“纠”去“扭”。当时农村集体生产搞得不好,饿死人,不搞包产到户不行。“外调”人员抓住这句话,攻击邓子恢继续放毒。邓子恢严肃告诉对方:“你们别瞎说哟!毛主席曾经表扬陶铸的调查是马列主义的,结论是马列主义的。连续用了两个‘马列主义’表扬陶铸,不信,你们可以找文件看看嘛!”
有的“外调”人员无知,攻击张鼎丞将南方游击队员编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是“投降”行为,要邓子恢证明张鼎丞有所谓“投降”行为。邓子恢火冒三丈,拍案而起:“南方游击队改为新四军,是奉中央之命,是为了抗日,怎么能说是投降?你们对新四军怎么看?简直是乱弹琴!”他还拿出《毛泽东选集》作根据,驳斥“外调”人员的荒谬论调。
众所周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谭震林和邓子恢在农村工作问题上有分歧,曾经说过一些不利于邓子恢的话。“文革”初期,谭震林把邓子恢列入“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动员农林口机关炮打邓子恢,又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但邓子恢胸怀宽广,处事大度,不予计较。1967年3月,“四人帮”制造混乱,把谭震林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污蔑他是“大叛徒”,曾经派专案组向邓子恢挖所谓谭震林的“叛徒”材料。邓子恢没有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而是实事求是对专案组说:“谭震林自1927年底跟随毛主席上井冈山以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红军部队,怎么会成为叛徒呢?1928年,他受党组织指派,从根据地出发到南昌领取通讯器材,返回途中被国民党部队扣留过,但很快就放了,没有听说有叛徒问题。”
“文革”期间,江青唯恐天下不乱,将谭震林的问题搞得极为复杂、混乱,连毛泽东也疑惑不清。有一次中央开会,毛泽东曾经当面问邓子恢:“邓老,你过去同谭震林在一起共过事,对他是了解的,你知道他有叛徒问题吗?”关键时刻,邓子恢依然如实相告,明确回答:“我没有听说过他有叛徒问题。”若干年后,邓子恢去世,谭震林的问题获得澄清,他曾感慨地对人说:“我虽然与邓老有很多争论,但他是一个好同志。”
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面对围攻,他刚毅顽强,据理反驳,拒绝写检讨
“文化大革命”如暴风骤雨突然出现,而且迅速席卷全国大地,引发了邓子恢对党内政治生活的种种思考。
1967年11月23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再一次攻击邓子恢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认为荒唐可笑,因为文章列举的“鼓吹富农经济”、“扼杀合作化”、“刮三自一包黑风”等等论据,完全不是事实,只能欺世,不能服人。但由于这仅仅属于个人历史的是非问题,所以他并不过分介意。然而,当他进一步联系到“文革”运动对党所走过的道路、对一批革命事业创始人的历史进行颠倒是非的批判时,邓子恢却无法理解,甚至愤愤不平。那时,他开始仔细埋头阅读毛泽东著作,同时也阅读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文章。他连续读了一年多,想从中找出原委,弄清是非。
1968年8月1日,邓子恢突然接到通知:毛泽东邀请他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一直被冷落、被揪斗的他,似乎感受到久违的暖意开始迎面而来。这表明对他的批判、审查已经结束,他还没有被打倒。
两个月后,中央又通知他出席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为召开中共九大做准备。他原以为党内政治生活可能开始恢复正常,然而,会议从10月13日一直开到31日,整整18天,主要是通过对刘少奇的专案审查。
邓子恢和朱德、李先念编在一个组。王洪文、张春桥、吴法宪、曹轶欧等人带头对朱德发起攻击,污蔑朱德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老手。
接着,他们又集中火力围攻邓子恢。邓子恢毫不客气,寸步不让,沉着应战。他们批判邓子恢:“你1952年、1955年、1962年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邓子恢:“这是上纲上线啊!”“你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我早不当权了!”“你是国务院副总理,怎么说不是当权派?”“我1965年就不是副总理了!”“你在解放军后勤学院、中央高级党校的讲话是狠毒的,是反毛主席的,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的。”“我不承认。我犯过错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但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我是跟毛主席走的!”他如实讲了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一些事例,王洪文等打断话语:“那些历史旧账,大家都知道了,你交代交代文化大革命中的活动。”“我没有活动,你们可以调查。”“那你揭发谭震林。”“我不知道谭震林有什么重大问题。”“我们不听你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事情,你要好好检讨!”“我没有什么好检讨的!”
朱德和李先念等都十分佩服邓子恢的刚毅、顽强、正气凛然。
过去,邓子恢从不在家人面前谈论党内的事情,那次,他感情激动,回到家中难以按捺内心的怒火,竟当着孩子们的面大骂这些人“狗屁不懂”。
邓子恢是个倔强的人,在这种形势下,他当然不可能屈从政治压力写检讨。可是,不检讨就难以过关。家人忧心忡忡,纷纷劝他违心地写个检讨应付。结果邓子恢大发脾气,恼怒地将睡帽摔在地上,表示坚决不写。然而,当时的政治形势逼人,不写检讨不散会。在家人的反复劝说下,邓子恢最终还是违心地同意孩子们代写一份检讨。
邓子恢的检讨上交第三天,全会宣布结束,毛泽东作总结讲话。他当然不知道邓子恢的检讨是孩子们代写的,在会上还表扬邓子恢说:“这里面我倒是很佩服邓老,他硬是不检讨。但到最后,也弄来了一篇检讨来。原想会有一个顶到底的。确实他是有自我批评的,比如在北戴河会议。”
邓子恢不满林彪等拉帮结派,在中共九大上拒绝再作检讨。被“疏散”到广西后,在桂林安家落户
1969年4月1日至24日,邓子恢作为中直机关的代表,出席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彪作政治报告,要求结合“斗私批修”开展讨论,实际是组织力量再次对一些老同志进行批判,迫使他们检讨。邓子恢坚决顶住,再没有作检讨。
会议期间,林彪、江青等人利用大会选举的机会,千方百计让他们的骨干和亲信进入中央委员会。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虽然当选为中央委员,但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
邓子恢对此极为不满,尤其是对江青、叶群进入政治局很不满意,认为这种做法极不正常。他说:“论革命贡献,她们根本比不上邓颖超和蔡畅同志,仅仅因为是主席的夫人和副主席的夫人就进入中央政治局,这太不公平!”
那年的10月1日,是共和国成立20周年纪念日,全国欢庆,到处喜气洋洋。邓子恢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出席了盛大的国庆招待会,并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40万军民一起欢度节日。
10月2日,周恩来邀请他到首都体育馆观看篮球比赛。起先,中央办公厅两次来电话,邓子恢都不想去。后来中央办公厅再次来电话说,周总理有事要谈。看来不仅仅是看球赛,而是另有要事相谈。于是,他匆匆赶到首都体育馆。果然,比赛休息时,周恩来召集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陈云、李富春、张鼎丞、王震等老同志开会,紧急传达中央的统一部署: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在京的老同志20日前全部备战离京疏散。周恩来特意征求邓子恢的意见:“邓老,你不是喜欢搞农村调查吗,这次你愿去哪里?”邓子恢想了一下说:“我在广西搞过两年‘四清’,对那里比较熟悉,就去广西吧!”周恩来同意他去南宁搞调查。
25日,中央办公厅安排邓子恢等领导人乘飞机先走,两天后老伴陈兰也赶到南宁。广西革委会主任韦国清是邓子恢的老部下,热情欢迎他们的到来。邓子恢毕竟是73岁的老人,身体状况本就不佳,经过从北到南远距离折腾,明显不适应。韦国清迅速安排他们到医院治病、休息。
邓子恢是个闲不住的人。他一直关心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身体状况稍有好转,就要求遵照总理指示到广西农村转转看看,搞搞调查研究。他先到武鸣县双桥公社同基层干部和群众座谈,后又深入到南宁市郊区心圩公社几个生产队访问农民,找干部开会。11月底,他居然不顾疲倦和劳累,亲自执笔向周恩来写报告汇报调查情况。
不久,严冬来临,冷空气南下,广西气温急剧下降。邓子恢的腰痛病又犯了,在南宁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1970年1月,经过中央批准,邓子恢由老伴陈兰陪同转往广州治疗。广州医疗条件好,气候温暖,老两口度过了一段时光,身体状况大有好转。
这一时期,在广州休养的老同志较多。一天,他和董必武、朱德等老战友相约,一起高高兴兴去参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在广州军区主持工作的黄永胜紧紧追随林彪,为了迎合林彪关于“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需要,在原农民运动讲习所旁边又修建了一座新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搞所谓路线斗争史展览。进门处,竖起了一幅大画像,画的是毛泽东和林彪在井冈山会师握手。
对这种篡改历史的做法,朱德和董必武看了都嗤之以鼻,一笑了之。邓子恢是眼里揉不进半粒沙子的人,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气愤,用拐杖指着画像大声怒喝:“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应该是毛泽东和朱德,搞什么名堂?”
半个月的治疗时间很快就到了,邓子恢携老伴告别了朱德、李富春、董必武等老战友,一起按时回到广西。
1970年4月,广西革委会的领导开始同邓子恢夫妇谈安家问题:“你们不是要在广西安家落户吗?我们看桂林比较好,你们就到桂林安家吧!”安家落户是件大事,起初他们并不愿意从南宁搬到桂林安家落户。因为那时桂林的交通、医疗条件都比南宁差,而且那里又没有熟悉的老同志,太孤独。但是,在那个时代,他们也不便说什么,只好听从安排。
搬到桂林后,邓子恢一家人被安排在郊区一座大院里,同外界毫无来往。当时,邓子恢已有74岁,经过几番折腾,病情加重,经常发烧和腹泻,加上糖尿病的折磨,体质每况愈下,骨瘦如柴。桂林医疗条件差,治疗困难。老伴陈兰心急如焚,坐立不安,建议邓子恢给总理写报告,要求回北京治病。可是,邓子恢觉得总理太忙,太累,不愿给总理添麻烦,始终反对写报告,而且态度非常坚决。陈兰思来想去,百般无奈,最后气呼呼地说:“你不写,我写!”
邓子恢见陈兰态度坚决,毫无让步的意思,只好无可奈何地说:“算了,还是我写吧!”随后,他支撑着瘦弱的身体,给周恩来写了报告,于6月18日发出。
5天后,周总理办公室通知广西安排邓子恢回京治疗。陈兰感到心里那块久悬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便马上紧张地收拾行李。
然而,意想不到的新矛盾又出现了:一向严于律己的邓子恢,看到老伴收拾行李,立即严加阻止说:“中央只是让我们回北京治病,不是让我们搬回北京居住。看完病,我们还是要回桂林居住的。把行李带来带去,会给组织上添麻烦的,会给别人增加负担的!”
他的态度非常严厉、坚决,毫无商量的余地。陈兰则认为邓子恢身体太弱,病情严重,而且已是风烛残年。这次回北京治病,何时才能痊愈重返桂林,实在难以预料。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更是麻烦。因此,她仍然坚持收拾行李,整理家当,免得将来出现意外情况。何况她自己也是花甲老人,经不起再多的折腾。
一个坚持收拾行李,一个反对收拾行李,两位老人意见严重对立,难以统一。陈兰历来一向尊重邓子恢的意见,但这次她下定决心,不顾邓子恢反对一定要带上行李。瘦弱的陈兰孤身一人,忙这忙那,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陈兰回忆这段往事时曾深情地说:“起初,邓老很不理解我,甚至还生我的气。但是,1970年7月1日从桂林到北京后,进了医院一检查,发现糖尿病十分严重,需要长期治疗。眼看回桂林遥遥无期,他才承认幸亏我有预见,否则又得来回折腾,从而安心住院治疗。”
抱病参加揭批林彪反党集团老同志座谈会。1972年12月8日,邓子恢从床上滑落,两天后不幸逝世
1970年7月,中央突然通知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邓子恢正在医院治疗,完全可以请假不参加,然而,党内出现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经常传到他耳边,引起他的关注。最终,他还是抱病前往庐山参加了会议。
邓子恢的病情时好时坏。1971年初春,病情突然恶化,数次报病危,经抢救才脱离险境。“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派专人给邓子恢送去机密文件,通报了林彪仓皇出逃、机毁人亡的情况。当时,邓子恢思绪万千,既为林彪集团的彻底覆灭而无比高兴,也为毛泽东过分信任、重用林彪而伤心难过。尽管重病在身、行动不便,但他依然坚持按时从医院乘车出发,同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叶剑英、邓颖超等一起出席在中南海举行的揭批林彪反党集团老同志座谈会,从不耽误。
邓子恢一生追求革命,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荣辱。一次,他远在四川的儿子邓毅生正在牛棚里接受审查,听说父亲病危,恳请领导批准回北京探视。身遭“文革”劫难,多年不见的父子在病房相见,百感交集。儿子满腔气愤地诉说着内心的痛苦和种种不满。邓子恢静静地听着,忽然打断儿子的倾诉,安慰道:“毅生,不要难过,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一切问题都会搞清楚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还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心火太旺,要振作起来。”
后来,邓子恢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老伴扶着他上厕所也是摇摇晃晃,东倒西歪,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意外。陈兰看着几十年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战友和亲人受着病痛折磨和不该有的歧视,焦虑万分,曾希望医院提供地毯铺在病房里,以防摔倒。然而,这个小小的要求也被医院拒绝了。
1972年12月8日,陈兰日夜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当她刚刚离开邓子恢的病床去卫生间时,邓子恢突然从床上滑落,脑袋重重地摔在硬邦邦、冰冷的水泥地上,头颅严重损伤,致使本来严重的病情更加恶化,随即陷入深度昏迷状态。10日深夜22时,邓子恢在家人的无限悲哀之中停止了呼吸,享年76岁。
中央对邓子恢的丧事十分重视,12月14日,在首都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宋庆龄等送了花圈。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王震、张鼎丞等出席了追悼大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了邓子恢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积极工作,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针对过去对邓子恢及其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种种错误批判,正式发文指出:“邓子恢是我党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在农村工作方面有过巨大贡献。他和他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过去党内对他和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翻,恢复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