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疑忌刘少奇后曾想让柯庆施当总理
1962年12月22日,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让他印发给参加华东局会议的成员,强调“此件很重要”,指示“大家读一、两遍,并讨论两天”。异乎寻常的是,毛泽东在这份材料的最后一页空白处写下《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诗”——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飒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这是毛泽东青年时代读过且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虽时隔半个世纪,默写时只错了三个字:第四句中的“犹”应为“且”,第七句中的“飒”应为“瑟”,“下”应为“畔”。
这首七律既非出自名家,亦难称名作,毛泽东在向他所倚重的封疆大吏批示“反修”斗争重要材料的同时,书写这首少为人知的古诗并点明主题,绝非炫耀才学,必有难以直说的隐衷。要解读其中的秘密,唯有从“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诗”一语入手。
《通鉴纪事本末》第227卷载有《后唐灭梁》篇,毛泽东在标题旁逐字加圈,篇内有多处眉批,其中至为重要的一句是:“生子当如李亚子。”亚子系李存勖的小名。显然,这是袭用曹操的“生子当如孙仲谋”。据《后唐灭梁》记载,被唐朝封为晋王的李克用,与逼唐哀帝禅让的梁太祖朱全忠展开殊死的争夺战。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继承父业,“兵败而复胜,师正而出奇,询谋良将,决断胸中,履险若夷,及锋即用”(明代张溥评语,毛在这些文字旁加圈),以前后长达16年的时间终于灭梁,自立为帝,是为后唐庄宗。
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对李存勖评价不高,颇有刺责。毛泽东以“生子当如李亚子”盛赞其人,乃看重其能承父业,终于成就灭梁宏愿。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存勖是合格的接班人。毛泽东在七十初度即将到来的时候(这年12月26日,毛作自寿诗《七律·冬云》),以书写《三垂冈》的方式向一度有意取代周恩来国务院总理之职的柯庆施,曲折地透露选择接班人的隐忧。在毛泽东看来,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既证明伯恩施坦、考茨基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第一国际革命事业的叛徒,又证明列宁才是马恩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在毛的心目中,斯大林是列宁创立的第三国际革命事业的合格接班人(稍后又整理出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材料)。毛在1957年说,赫鲁晓夫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现在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从已披露的史料看,毛泽东对第二把手刘少奇的疑忌,当起于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这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在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告诫,在重新揭露彭德怀“罪恶”的同时,顺理成章地整出“反动小说”《刘志丹》冤案。由反外修进而反内修,是合乎逻辑的发展。环顾域内,柯庆施是当时受到信用的少数几位政治局一级的高级领导人。在后来的岁月里,柯庆施在领悟毛泽东新的战略部署方面确有独到的表现。
让柯庆施读颂扬李克用父子的《三垂冈》,乃曲折隐晦的“述旧”;与此同时,毛接连创作主题鲜明的《七律·冬云》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则是地道的“编新”。这正应了《红楼梦》里的一句话:述旧何如编新。《冬云》以熊罴、苍蝇刺责“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和郭沫若同志》除沿袭苍蝇的意象外,复以蚂蚁、蚍蜉嘲讽其“可笑不自量”,发出“要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动员令。
1963年是不折不扣的“反修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人民日报》于6月中旬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廿五条”,其中第二十条批判赫氏的“反对个人迷信”)。9月上旬起连续发表《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其第二评为《关于斯大林问题》,全力为斯大林辩护,其第九评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征引并阐发1964年6月中旬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论述,这就是长期广泛宣传的“五条标准”。
1964年10月中旬,赫鲁晓夫下台。毛泽东一面强调要将反对“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进行到底,一面愈益将注意力转向国内,将矛头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自1945年中共“七大”以来,刘少奇担任第二把手长达20年。1961年9月在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白无误地表示:刘少奇是他的继承人。改换接班人,这是涉及全局的大事。决非巧合的是,毛泽东再次书写《三垂冈》,时在1964年12月29日,他致信秘书田家英:
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的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信后附手书《三垂冈》,并写有“诗歌颂李克用父子”的短跋。(陈晋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这是全诗的精魂所在。毛泽东书写此诗时,正在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各方大员云集京城,座中都是豪英。但究竟何人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奇儿”呢?从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任命的16位副总理的名单中多少可以看出一些迹象:一是林彪置于陈云之前,成为第一副总理;二是柯庆施虽首次出任此职,却列于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之前,居第六位;三是陶铸在确定名单的最后一刻,取代宋任穷出任副总理之职。
这三位人物正是毛泽东属意的“奇儿”。林彪自毋庸赘言,然而最后折戟沉沙。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由中央委员跃升为政治局常委,且出人意料地紧列周恩来之后,成为第四号人物。只是好景不长,不到5个月时间,竟以“最大的保皇派”罪名列于刘、邓之后,成为第三号“走资派”。世事难以逆料,出任副总理还不到一百天,63岁的柯庆施竟以急性胰腺炎而不治身亡。1958年,“大跃进”发动之际,65岁的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在公众场合称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以《三垂冈》首先向柯庆施曲折地透露选择接班人的担忧,当是毛泽东用意深长的表示。而对毛泽东的心思,柯庆施向来揣摩得深入细致。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的论断。柯庆施即在1963年上海文艺界元旦聚会上别出心裁地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1963年9月,毛泽东责难文化部不提倡现代革命题材,可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柯庆施即于当年12月举行华东地区革命现代话剧观摩演出会,并发表题为《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长篇报告,进一步鼓吹“大写十三年”。正是在柯庆施的迎合下,江青视上海为“战略重地”,又是搞样板戏,又是通过张春桥、姚文元组织批判《海瑞罢官》,从而揭开了“文革”的序幕。不难推测,倘若天假以年,柯庆施活到“文革”发动的年头,以其革命资历和政治经验,位居陶铸之前似毋庸置疑。但人算不如天算,柯庆施的意外去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后来的政治格局。
第二次书写《三垂冈》,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自然不可能有与第一次书写批示柯庆施时同样的内涵。可资比较的是,毛泽东1961年11月6日这一天在不到15个小时内一连三次致信田家英,查询“琼枝只合在瑶台”一诗的全篇及作者。后来人们读到毛泽东这年12月创作的《卜算子·咏梅》,自然明白日致三函的用意了。艺术灵感的出现和消逝不由自主,人们虽未读到毛与此相关的作品,但1965年毛泽东创作诗词达四首之多,其中《七律·洪都》有“鬓雪飞来成废料”之咏叹,不难感受他在决定更换接班人的同时,对自身进入晚境“去日苦多”的焦虑。
1976年元旦,《七律·三垂冈》和作于1965年5月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起公开发表,试图为已成强弩之末的“文革”注入强心剂。为了维护“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的“文革”,毛不惜以垂暮之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导致政局再次动荡。沉疴缠体的毛泽东最终选择华国锋为接班人。这位11年前高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诗人政治家,以伤感的神情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我现在是“鼓角灯前老泪多”。(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萧瑟三垂冈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精通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每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资政治世。回顾其晚年旧事,或可鉴往知今,烛照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