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霞李书磊 蔡霞:李嘉诚出走之后关于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的好文

们可以看到,在一些非常好的口号下,有些落实的具体东西却是背离的。

这种背离,是因为权力背后的利益诱惑,使得人不由自主。掌握权力,本来可以创造更多促进社会进步、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有些官员获得权力后不是朝着这个价值理念往前走,而是朝着权力到手巩固地位走。越是社会矛盾尖锐,越害怕影响执政地位,影响政治秩序。

所以,意识形态理念再好,脱离现实之后,意识形态本身的感召力就在下降。

制度不可能完全靠“顶层设计”来健全,制度是在权力和权利的博弈中逐渐形成的,不是靠上面去完全地人为构建,而是在随时发现问题,随时监督、批评、纠正的这个过程当中,制度才会一步一步健全起来。现在有些地方把社会民主和舆论监督压得死死的,单靠上级管下级、大权管小权,肯定是管不过来的。

在一定程度上说,制度不健全、制度之恶才造成大量的大小官员贪腐之恶。

凤凰评论《高见》:我们谈谈党纪国法关系。你强调过党纪严于国法,但党和国家不能等同,不能把党的意识形态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而要求全体国民必须坚守。怎么看待政党和国家关系?

政党和国家本来就不是一回事情,政党的意识形态、理想信念只能要求他的党员必须信守,不能要求全体国民也必须信守。

政党来自社会,是从事政治活动的社会组织,但相对于其他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政党的组织程度是最高的。不同的政党传递和表达社会中不同的人群的利益要求和价值追求。政党的路线、政策、理念,能涵盖的社会利益面有多大,政党就能获得社会多少公众的支持。

国家作为公共权力机关,要能作到不受任何一个社会人群的完全垄断和操控,才能保证权力的公共性,避免国家权力沦为私器。

政党可以是社会公众拥护而上台执政获得权力,但是权力绝对不应是政党口袋里的东西。

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执政当中,把国家和党混到一起了

一般而言,国家有几层含义,一是政治的“国家”,即是政治共同体,包含政治制度、国家权力、政府等;二是民族的“国家”,即是民族文化意义上的概念,相当于“祖国”的含义;三是国土概念意义的“国家”,即具有一定空间范围的疆土。

而“祖国”,则是生我养我的这方土地

“热爱祖国”不带政治色彩。而“热爱国家”,就可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有思想感召力、有生命活力,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就真的需要去解放思想,深入思考到底该坚持什么我觉得最大挑战是,我们自己在今天中国和当代世界的深刻变化中,还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党内也许还有凝聚力量。

现在有的党组织内部党心散,散在哪里?有两点:一是不适应社会变化和时代进步的意识形态留不住人心;另一点是,原来有人用利益笼络人

你觉得在当下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坚持什么?

一,我觉得作为对未来的理想追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发展是普世的。我们应该坚持这种价值追求,而且始终不渝地朝着这个方向推动社会进步,至于用什么方式实现,应该根据社会实际的变化,而不能被已经过时的具体意识形态观念所束缚

二,在现实社会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始终是站在社会利益这一边的,他们所考虑的社会利益,不是一个人,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全体社会大众都能公平分享利益。他们始终考虑和倾向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三,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开放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本是带有极强批判精神的,一是批判社会现实,二是批判反省自己,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精神极强。但是我们现在呢?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做的太差,我们缺乏自我反省、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维是充满着开放性的,马克思自己没有构建过封闭的思想学术系统,但是后来的教条主义者们,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搞成了一个僵化封闭的系统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朝市场经济方向发展已快四十年了,但因为权力过度集中,市场开放与制度管理上很难衔接起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调整中,如何平衡利益是一个大难点

权力关进笼子可不是简单的把官员权力关进笼子里就叫法治,这个笼子先该关的是执政党的整体权力。执政权力必须关到法治的制度笼子里。然后才有在权力行使中,把官员个人的权力监管好。如果整体权力不关到笼子里,个人的权力是关不住的

所以,从现实中国的发展进步来讲,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是基础性的要求。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实质,是改变权利和权力的关系,是保护、声张权利,制衡、制约权力。能否做好这一点,主动权在执政党一旦权力决策任性,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官员个人贪污钱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