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公众号 李镇西:心灵的选择——回忆我的两次公开课

原标题:李镇西:心灵的选择——回忆我的两次公开课

(傍晚,收到一位刚刚工作不久的年轻朋友的微信。她过几天要去参加赛课,而且是决赛。她问我:“应该如何设计教法,才会超级新颖,让我脱颖而出?”我回复她:“千万不能为新颖而新颖,那样的课是假课,因为是上给评委看的,不是真正心中装着学生。

你一定要抛开名利心,心里真正装着学生。只要学生喜欢,而且有收获,你没有获奖也没关系!”我想到我年轻时也曾在上公开课时老想着让评委“眼前一亮”,进而“夺冠”。我还想到了我经历过的两次公开课。于是,我给她发去了这篇文章。)

1985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我把学生召到学校里,为第二天的公开课《我的老师》作最后的准备。

按说,我已经准备得相当充分了:我在另外一个班已经试讲过一次,讲完后教研组全体老师又帮我进一步雕琢、打磨,现在连每一个环节所需要的时间都已精确到了“秒”并写进了教案;学生早已在两个星期前就做了充分的预习,充分到差不多每一道课后练习的答案都已经烂熟于心了;为了保证课堂气氛的活跃,我事先安排了几个学生重点准备。

但为了“万无一失”,我在上课前的一天,仍然把学生叫到学校,进行有“针对性地预习”。我还特意对全班学生说:“明天上课大家不要紧张,大家一定要展示我们学校我们班的风采。老师提问时大家一定要都举手,别怕,反正我要抽谁已经是确定了的。”

是啊,从教三年多,我第一次在全市“崭露头角”。我感到荣幸,更感到压力:事关面子和荣誉,决不能“砸锅”!

第二天上课时,我走进教室,面对坐得规规矩矩地学生和后面黑压压的听课老师和专家,我稍一定神,便开始导入课文:“同学们,‘老师’,是一个普通的字眼,但是,每一个在成长中都离不开老师……”从孔夫子的“万世师表”到刚刚度过的第一个“教师节”,从夸美纽斯“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毛泽东对徐特立的评价……毕竟背过许多遍了,这段开场白我说得非常流畅,最后我自然引入课文: “可见,每一个人在成长中都离不开老师。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魏巍同志是怎么写他的老师的呢?”……

一切都按“程序”进行:学生朗读之后是教师范读,然后是字词讲解,段落划分……

该学生提问了。学生们果然很“乖”地举起了手。教室里手臂如林,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然而我很快失望了,因为在林立的手臂中恰恰没有我最盼望的那只手臂 ——我事先安排提问的课代表,竟然没有举手!而我要他要提的问题实在太关键了:“作者为何要写蔡老师七件事?能不能少写几件?”如果这个问题提出来,我就可以“顺势”引导学生讨论。

怎么办?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吗?不行,那咋叫“以学生为主体”?

突然,我急中生智,对学生们说:“嗬!这么多同学举手啊!可我抽谁呢?”我装出很为难的样子,然后又做出终于下定决心的表情:“这样吧,大家把问题写在纸条上,交上来好不好?”

两分钟之后,我一一展开纸条念了起来。念完后我暗中拿起一张白纸,煞有介事地念道:“作者为何要写蔡老师七件事?能不能少写几件呢?”

我说:“这些问题提得都很好,说明大家很会动脑筋。特别是这最后一个问题直接涉及课文的写法。大家就先围绕这个问题讨论吧!”

终于化险为夷,我为自己的“教学机智”暗暗得意。

接下来的课就上得相当顺利了。最后,这堂公开课在学生们《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的歌声中结束了——那时候的公开课就是这么做作。

下来的评课自然听到不少令我喜滋滋飘飘然的好话:“语言干净而富有感染力”,“学生的思维非常活跃”,“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主体”,“真是一次享受”等等。

下来后我问那位课代表为什么不举手,他说他太紧张了。当时沉浸在成功喜悦中的我没有过多的批评他,但第二学期,我把他的课代表换下来了。

两年后学生毕业时,我叫他们给我写一封信,专门写“李老师的缺点和不足”。那位课代表在信中提到了那堂公开课:

“那堂公开课,你准备了很久,上完后也得到了很多好的评价。可是李老师,我觉得你上得最好的课是平时的课。平时的课自然,而公开课很做作;平时的课我们很自由,而公开课,我们都不敢乱说;平时的课很真实,而公开课则很假。为什么那堂课我没按你的要求举手?其实并不是紧张,而是我很反感你弄虚作假……”

当时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以至我没有勇气给他回信。但这么多年来,我心中一直装着这封信,并一直在用行动回答他,回答我所有的学生。

后来我读陶行知,他给我“真教育”的叮咛;读叶圣陶,他给我“文当然要作的,但是要紧的在乎做人”的提醒;读苏霍姆林斯基,他给我“教育,这首先是人学”的忠告。

我开始问自己:教师在公开课上——其实,哪里仅仅是公开课?——为了自己教学的“完美”而无视学生的精神自由,让学生成为自己的表演的道具,这样的教育难道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吗?

在学生的心灵与评委、专家的“评价”之间,我应该选择什么?

后来,我多次在文章中抨击语文教育中教师以“引导”为名而一步步俘虏学生的思想,以“主导”为名充当学生心灵世界的精神专制主宰者,这些实际上都是对我自己的教育的反思。

从那以后,我先是从乐山一中调到成都玉林中学,继而又调到成都石室中学,我一直都在实践中探求“主导”与“主体”的科学关系。我发表了《“让思想冲破牢笼!”》、《语文课堂学术氛围的营造》等文章,多次在文章中抨击教师以“引导”为名而一步步俘虏学生的思想,以“主导”为名主宰学生心灵世界的现象。这些抨击也是对我自己教育的无情解剖。

1998年5月,我到天津参加全国性赛课活动,执教《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赛课的头天晚上,我的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是上一堂“无懈可击”而受到“广泛好评”的课呢,还是上一堂可能会引起争议但真正尊重学生的课?那年,我满40岁,已经得过省赛课一等奖了;如果能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拿个全国一等奖,岂不“功德圆满”?

但我不甘心放弃个性。陪我赴津的成都市教科所吴玉明老师鼓励我:“拿奖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应该展示出你的教育思想!”广东的卢福东老师和青海的郑旭老师也对我说:“李老师,我们都读过你的文章,这次我们都盼着你呢!希望你宁愿上一堂真实的改革课,也不要上成虚假的表演课!”

我一下想到了十几年前那堂“成功”的公开课:如果仅仅是为了获奖而又上成“表演课”,这十几年的思考与探索,岂不付诸东流?那个朴素的问题再次涌上心头——

在学生的心灵与评委、专家的“好评”之间,我应该选择什么?

最后我告诫自己:绝不能以束缚学生心灵为代价,换取赛课的奖杯!

顿时,我胸中豪情万丈:展示个性(我的个性与学生的个性),舍我其谁?

在第二天的课堂上,我一开始就对学生说:“听说同学们已经学过这篇文章了,那么,重新学习你们有没有新的发现呢?我建议我们今天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学习这篇课文,争取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收获。用什么‘新方法’呢?用马克思的精神来学习有关马克思的这篇文章。马克思的什么精神呢?”

我在黑板上写下一句马克思的座右铭:“思考一切。”

接着说道:马克思的战友威廉·李卜克内西曾这样评价马克思,“他是一个彻底正直的人,除了崇拜真理之外他不知道还要崇拜别的,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他辛辛苦苦得到的他所珍爱的理论,只要他确认这些理论是错误的。”作为跨世纪的当代中学生,我们理应具备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思考精神。所以今天我和同学们就以马克思的独立思考的精神来学习。

这堂课,我完全放开,让学生自由提问,然后组织学生讨论,我也以平等的一员参与其中。一切都不是我预设的,但一切都是学生的心灵所真正需要的。学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思考的王国,不知不觉地燃起了思考的火焰,不知不觉地展开了思想的碰撞。

在快下课的时候,有个学生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恩格斯为什么要说‘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为什么要用一个’将‘字呢?”

学生马上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最后多数学生认为,马克思当时所处的环境是资本主义社会,相对来说,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还比较遥远,因此,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事业“将”永垂不朽,就是说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可能是将来的事。

但是,这个学生继续追问:“如果’永垂不朽‘说的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想,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命力不是太长,到现在为止,世界上只有几个国家还在坚持高举社会主义大旗。那么,我想问,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这是不是说明马克思的事业发生了什么问题?这又怎么理解恩格斯所说的’永垂不朽‘?”

这个问题显然超出了语文教学的范围,而且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我完全可以圆滑地绕过去,但面对学生的心灵,我不能这样做!

我继续把这个问题抛给学生,让学生发表看法,他们讨论得非常热烈。最后我坦然发表了我的看法:从参加马克思葬礼的十几个人到20世纪席卷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从20年前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蓬勃生机,从《共产党宣言》不朽的生命力到当代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诞生……最后我说:“苏联的解体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所谓社会主义模式的终结。

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正以自己的发展证明着马克思所开创的人类美好事业的永垂不朽。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是人类新纪元的宣言,那么,十五大报告则是新世纪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不朽的一个象征,更是马克思主义蓬勃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如果马克思恩格斯今天能在这世纪之交,亲眼看着自己所创立的科学理论被中国人民的实践注入新的活力而蓬勃发展,那该多好啊!”

最后,我问那位学生:“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那位学生真诚地回答道:“您说得有道理。您的话使我想起了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只要中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不会消失。”

虽然这堂课还是有一些不足;但整体上讲是成功的。成功的标志首先是赢得了学生的好评。下来后,学生们对我说:“我们从来没上过这么真实自然的公开课!”有学生说:“我们虽然一时还不太理解马克思的学说,但我们的确很佩服他伟大的人格!”仅仅是这么一堂课,学生和我有了很真诚的感情——在我离开天津时,他们来为我送行;回到成都后,他们给我写信。直到现在,我都还不时收到他们的来信。

正如我预料的,这堂课果然引起了争议。最主要的批评是说这堂“不像语文课”,还有人问:“这堂课教师的主导作用何在?”我自然没有评上一等奖,而“荣获”了二等奖——那一次,所有参赛选手至少都是二等奖。

我至今对有些批评仍持保留态度,但我真诚感谢所有的批评者;因为恰恰是不同观点,让我更全面地思考语文教育一些深层次问题。后来我陆续发表的《语文课应该成为学生思考的王国》、《质疑“公开课”》、《还学生以独立思考的权利》、《语文:请给学生以心灵的自由》等文章,便是这些思考的结晶。

从教以来,我多次上公开课,惟有这两次公开课我印象最深。有意思的是,当年上《我的老师》,评课者一致好评,学生却不买账;十多年后上《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引起专家和老师们的争议,却赢得学生欢迎。不能说学生的感受与专家的评价是绝对对立的;但当二者不太统一的时候,教师的选择便折射出其教育观。这两次公开课都促使我思考语文课堂中的师生关系,并带动了我对整个语文教育的探索。

而思考的核心仍是那个朴素的问题——

在学生的心灵与评委、专家的“好评”之间,我应该选择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