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秋与毛 毛泽东亲家张文秋与她鲜为人知的六段婚姻

    不久,党内又出现了“王明路线”即第三次“左”倾错误,把一大批立场坚定的革命同志当成“异端分子”,受到无情打击。林育南等也不幸被列入其中,结果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党内外联手造成的历史悲剧。 1931年2月7日,林育南等24名党的领导人与杰出活动家在上海龙华遭到秘密杀害,史称“龙华惨案”。

    张文秋和林育南的“夫妻”关系虽然不是真的,但她对失去了林育南这样胜过亲人的生死战友的悲痛并不亚于李莲贞等同志。更没想到,她正关在济南监狱中的丈夫刘谦初,不久也壮烈牺牲了!

    当时叫做张一萍的张文秋,在不足两个月中连续经受了失“夫”又丧夫的心灵苦痛,为革命事业付出了特殊的代价和牺牲。

    张文秋与德籍华人李照高组成了第四个“家”

   1931年9月,“苏准会”的工作结束后,张文秋调到了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军委联络处。当她去董秋斯家探望女儿思齐时,认识了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后来女作家将张文秋的故事写成报告文学送到国外发表了。著名情报专家理查德·佐尔格看了张文秋的故事,对她非常感兴趣。一天,周恩来带着张文秋来到佐尔格处说:“从今天起,张文秋的关系就转到共产国际远东四局。”从此,张文秋就在佐尔格的领导下工作了。

    原来佐尔格领导的情报小组是专门搜集各地特别是国民党上层的军政动向和社会情况,整理后报给莫 斯科,作为共产国际制定政策的参考依据。张文秋报到后,又奉命与一同志结为“夫妻”,“丈夫”是德籍华人吴照高,他是“佐尔格小组”的一个负责人。

    吴照高和张文秋在法租界租下了一处三层小楼,置办了各种家具和生活用品,还雇了一位老女佣,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男女主人的卧室在二楼。

这里有严格规定:凡到共产国际机构工作的人员,都得与原来所属党组织切断联系。张文秋等中国同志,不仅不能与中共党内的组织和同志相互往来,也不准与所有亲友私下接触,连上街遇见熟人也不能打招呼,更不准暴露现在的工作地点及其活动情况。

    张文秋的工作是负责搜集和阅读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的报纸,将其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报道分门别类摘录出来,整理成文字资料,交给佐尔格处理,佐尔格审定之后,译为密码或作缩微、化学等技术处理,陆续发往莫斯科。

    这期间,张文秋违反了一次纪律。一天,是法国的什么节日,许多人到法租界结队游行。张文秋想,反正现在既没事又没别人,就悄悄下楼站在门口街边看热闹。看了一会又悄悄回到二楼,谁知进门就见吴照高怒气冲冲地坐在自己房间里,劈头就问:“你干什么去了?去到哪里?多长时间?见到什么人?碰到熟人说过什么没有?”张一萍如实报告了。

吴照高却继续严厉训斥她:“你可不能隐瞒,如果在外面碰到熟人,让人发现你在这里,就会暴露我们的机关,后果将十分严重。

你一定要讲实话,万一有了问题,我们好采取措施。”张文秋很不开心地说:“我已经说过,没有遇见熟人,没有就是没有!”吴照高却不依不饶:“没有也不行。

你私自外出,已经违反了纪律,必须承认错误!”张文秋只得低头认错,保证决不再犯。不过,通过这次事件,吴照高对张文秋的性格与作风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与佐尔格商量后,决定发挥她的好动性与敢闯精神,任命她为驻华情报机构南方站站长,负责南方几省情报网的组织和联系。

    张文秋离开吴照高的第一次任务是去香港传达一项重要指示并取回一批秘密情报。由于这一指示极其机密,不能见诸文字,她反复背熟后记在脑子里,化装成贵妇人去了香港,口头传达了指示,又把情报资 料制成缩微胶卷、缝在贴身衬裤里带了回来,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接着,张文秋又连续执行了几次任务,一再受到佐尔格等人的赞扬。由于她工作出色,佐尔格打算将她送去国外学习,将她培养成一个高级情报人员。哪知此时佐尔格奉命调往日本,张文秋出国一事就被搁下了。

    不久,吴照高也调去日本。离华前,张文秋为他饯行,还应吴的要求将女儿思齐带给他看看。吴照高抱着思齐亲了又亲,并十分动情地说:“我永不忘记我们一道工作、并肩作战的日子,特别珍视这段特殊的‘家庭’生活。以后我们不必再装成‘夫妻’了,不过我想当你的哥哥,我会为有你这样一个妹妹而高兴,如果你同意,就让孩子叫我‘舅舅’行吗?”孩子乖乖地叫了“舅舅!”张文秋也表示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他敬酒,祝他一路平安。吴照高十分高兴地说:“今天,我要向你道歉!过去我对你关心照顾很少,那次对你的批评很过分,希望你原谅。我相信有一天,中国革命胜利了,全国人民游行庆祝,那时我一定争取再来,和你们一起欢呼胜利!”

    哪知吴照高一去就没再来,他的去向以至生死,都成了不解之谜……

   在上海浦东与李耀晶组成了第五个“家”

  1933年6月,佐尔格领导的共产国际远东第四局在上海的情报工作结束,张文秋被组织上调中共江苏省委秘书处工作。1933年12月,华尔顿来到上海,共产国际远东第四局再次开展工作,张文秋重返“共产国际”工作,任华北站站长。1935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第四局工作结束后,被调往上海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中央联络部情报处工作。

    还在吴照高离开中国之前,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了深入了解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将张文秋派去上海浦东,打入英美烟厂,专事搜集所需情报。

    时任浦东区委书记的李耀晶,让张文秋作为英美烟厂子弟小学教员并参与区委领导工作,以便掌握全 面的工运情况,又在工厂附近为她租下了住房。李说,单身女人是租不到房子的,要以“夫妻”名义才能办理手续,并要求她将女儿思齐也带来居住,这样才更像一个“家”。

    张文秋想,自己与吴照高的“夫妻戏”还没演完,又要与李耀晶建立个像样的“家庭”,真成了“戏中戏”。她同意了,于是李耀晶成了她的第四位“丈夫”。

    新“家”组建后,订下了共同遵守的工作和生活制度。对外李耀晶是这家的“先生”,但平时不在这里住,只在星期三、六下午来此与“太太”见面,实际上是研究工作。张文秋每周去一次共产国际机关汇报工作和递交情报资料,平日在学校授课并在厂区和家属中活动。思齐接来后,无疑多了份拖累,便请房东照料孩子,房东见他们“夫妇”都是正派人,思齐又长得惹人喜爱,就高兴地答应了。

    一天晚上,李耀晶来了。张文秋严肃地问:“今天不是碰头日,你怎么来了?……”李耀晶忙插紧门,笑道:“按规定,我晚上不能来,更不准在这过夜。可是今天我应该来。”“你可不能违反纪律啊!

”“你想想,如果我一直不来,外人反而会怀疑我们,这家的先生怎么老不回家?这里是我的‘家’,我常来更安全。今天有急事找你商量。”“什么事,你快说吧!”李耀晶却卖关子似的,掏出香烟慢慢地抽,十分开心地说:“我这不是回‘家’来了吗?在‘家’里还不让宽松些?”待思齐睡了觉,他才极其机密地说:“共产国际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打算对你进一步培养深造,中央负责同志已商量好了,想送你到国外去学习。

我先同你通个气,组织上将会正式找你谈。

”张文秋喜不自禁:“谢谢你先来告诉我!……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我把孩子交给谁呢?”李耀晶说:“我就是为这事而来的……我想,能不能就利用我们的‘夫妻’关系,索性把思齐当作我的孩子,让我母亲负责抚养他。

母亲早就催我结婚,正盼着抱孙子呢!”事情来得太突然,张文秋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同“丈夫”商讨妥切的办法。不觉已经夜深,张文秋警觉地说:“这么晚了,你该走了!”“这么晚我更不能走!

人家会说,你‘先生’很少回来,到了半夜又走了,容易使人怀疑,暴露目标。”“那你——怎么住?”李耀晶也严肃地说:“我们都是党的负责干部,都要遵守党的纪律!”说着就抱起一床闲着的被子铺到墙角地板上,倒头便睡。张文秋见了,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担忧,敬重,怜惜,她几乎一夜未眠。

    天亮后,李耀晶悄悄“上班”去了。不久,组织上跟张文秋谈了准备送她出国学习的事。她也同意将 思齐交给李老太太照管。李耀晶马上给他母亲写信,说自己早已在上海结了婚,并且有了一个女儿,因为“夫妻”二人工作太忙,收入又有限,想把“女儿”送回老家跟奶奶过。那位盼孙心切的老奶奶喜出望外,立即给未见过面的“儿媳”和“孙女”寄来了盘缠,让她们赶紧回老家。

    岂料就在这时,李耀晶和张文秋的“家”被突然破坏了!一天,李耀晶去市区开会,被叛徒告密,当场被捕关进监狱并惨遭杀害。组织上让张文秋以“妻子”的身份出面处理了烈士的后事。由于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共产国际的机构被撤销了,张文秋奉命回到中共党内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直至1937年,组织上才决定让张文秋带着女儿回到延安党中央这个“家”。

    踏上西去的列车,张文秋心头异常沉重,她想起自己一个又一个“家”,一个又一个比亲人还亲的战友和同志,他们有的不幸牺牲,有的不知去向,她闭上泪眼,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李耀晶、吴照高、林育南、刘先源等“丈夫”的高大形象……

   张文秋和陈振亚内容与实质融合的第六个家

   1937年9月,张文秋赴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在最高人民法院、抗属学校和鲁迅小学工作。在此期间,与湖南籍老红军陈振亚结为夫妻。

    1938年4月,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同年9月毕业后被分配到云阳镇八路军115师留守处,与其丈夫陈振亚(留守处政治处主任)在一起工作,担任《生活星期刊》主编兼机要秘书。1938年10月30日,生下二女儿邵华(张少华)。1938年8月5日,陈振亚等人在准备赴苏联途中遭国民党新疆督办盛世才扣留。1941年夏,陈振亚因受伤住院遭敌人暗算牺牲。1942年秋,与其他在新疆工作的100多名同志被捕入狱。在狱中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女儿张少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张文秋含辛茹苦地带着3个孩子度过了这段艰苦岁月。

    1946年夏,经组织营救,张文秋与她的l00多位难友出狱回到延安,被分配在中央党校二部老干部班学习,任该班党支部宣传委员兼党小组长。1947年初,随机关转移到太行山的冶陶镇,参加晋冀鲁豫中央局土改工作团,任该团第三分队副队长。1947年11月,调任石家庄建设学院任政治处副主任,并兼作大兴纱厂的建党工作,任大兴纱厂的党支部书记。

    1948年春,调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工作,任组织科长兼司法部党支部书记。1949年3月,随党中央、毛主席进入北平(北京),参加了10月1日在天安门的开国大典。

    全国解放后,历仟中国银行总行人事室副主任兼全国金融工会办公厅主任,中国盲人福利会总干事,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工作负责人。在此期间,她出访过苏联、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等国,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为祖国争的了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