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应机飞夺泸定桥 “飞夺泸定桥”的人和事
1991年,由覃应机先生写的《硝烟岁月》一书中突然提出,1935年5月29日的泸定桥战斗,是在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彭德怀领导)下属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指挥下由侦察连长覃应机等12名战士夺取泸定桥的。
近年来,媒体对这两个版本做了不同程度的披露,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人们对泸定桥之战的质疑。作为学术争论,史实考证,这是一件好事情。本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我愿意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有关飞夺泸定桥的信息提供出来,以供史学家们和有兴趣研究泸定桥之战的爱好人士作参考。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历史研究历史,让我们先从历史背景和人物关系讲起。
彭加伦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简单历史背景
我父亲1923年投身革命,先是受党的委派参加国民党,被委任县党部委员,1925年回归中国共产党。从1930年起到长征结束,历任红军第八、九纵队政委,红22军(军长陈毅)军委秘书长、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职。
这里需要做一下解释。当时的红一方面军是由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自由组合而成的,这个组合并不是来自中共中央的命令。当时红一军团是由朱德和毛泽东领导,林彪只是红一军团下属红四军的军长,而红三军团是由彭德怀领导,那时彭德怀和毛泽东朱德是平级,林彪则属于下级。
记得父亲生前曾多次跟我们提到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关系,他说红三军团由于打长沙损失惨重,撤下来后与红一军团会合,实际上有投奔红一军团的意思,当时红三军团的粮食供给只能靠红一军团的帮助。
看到红一军团在朱德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对中共中央下达的战斗任务,是只动不打,因此没有任何损失,彭德怀、朱德、毛泽东都认为中央下达的作战命令,把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开独立作战是不对的,应该联合作战才会增强实力。
彭德怀这个人是个直脾气,他主动提出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并成立红一方面军,并明确表态他个人不担任红一方面军总部的领导职务,原意接受朱德和毛泽东的领导。父亲每提及此事,总是赞叹彭德怀有肚量有眼光。因此红一方面军组建初期,总部的工作人员几乎都由一军团的人兼任,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个班子。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父亲既是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又是红一方面军宣传科长的原因。父亲说,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对彭德怀是尊重的,他们的关系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朱、毛虽然是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但是他们仍然兼红一军团的职务,红一军团指战员的职务几乎原封不变。
朱、毛对红三军团只下达战斗任务,由彭德怀自己负责部队领导干部的使用和调动。我父亲由于是红一方面军具体负责宣传鼓动工作的,除此而外,也常常去红三军团帮助搞宣传。父亲讲,毛泽东和朱德特别嘱咐他,凡红三军团的事一定要经过彭德怀的同意才能做。本着这个原则,凡红三军团的重要宣传事宜我父亲都会事先报给彭德怀同意后再报红一方面军总部做宣传。
我父亲去红三军团开展宣传,在三军团人眼里他是上级机关派来的人,但他同红三军团上下相处得都很融洽。特别是长征开始后,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改组,政委由周恩来代替了毛泽东,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人事变动很大,很多三军团的人进了一军团,也有很多一军团的人被调入三军团,打破了初期的建制格局,但两个军团的干部战士关系都很好。
长征时中共中央落足在红一方面军,实际随行于红一军团,红军到达陕北后彭德怀提出取消红三军团的编制,全部编入红一军团,至此红三军团建制取缔,所以后来人们把红一军团看成是中央的标志。
我听到父亲讲过的泸定桥之战
文革结束后,我曾到父亲的好朋友刘少卿将军(开国少将)家做客,他说我长得很像父亲年青时候,叫我小加伦将军(红军时代的人都叫我父亲“加伦将军”)。他谈到认识我父亲是在红三军团,他说那时他在红三军团任六团团长,加伦同志从总部来帮助他们搞宣传学文化。
当时红军干部大多数都没有文化,所以打完仗不会写战报。加伦同志人缘关系好,常常帮助他们写战报,红一方面军许多著名的战斗报道都是出自加伦同志之手。他说,你们在《星火燎原》中看到的《飞夺泸定桥》一文,原来就是加伦同志写的,不知道怎么现在成了杨成武写的了?我对他说,这件事我知道,我听父亲讲过这个事件的原委。
当时的情况是,《星火燎原》编辑部向我父亲征稿,我父亲就把那篇著名的《飞夺泸定桥》一文给了他们,不久杨成武来找我父亲求父亲帮他忙,成全他一个心愿,希望父亲把“飞夺泸定桥”这个标题让给他使用。原因是《星火燎原》编辑部说文章的标题不能重名,而圈内人士都知道“飞夺泸定桥”的标题是我父亲首创的,杨这才来请父亲帮忙。
杨成武对我父亲说,老彭,泸定桥这一仗是我打的,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情义上,你就把这篇文章让给我吧。父亲答应了他的要求,成全了他的心愿,并把自己的稿子从《星火燎原》编辑部撤了回来,所以在《星火燎原》中的文章是我父亲的原文又经过了杨成武增删的文章,署名也是杨成武。
尽管后来也有些高级军事将领,职务和级别都比杨成武高,要为我父亲“正名”,都被父亲拦下了,父亲说,我与成武同志几十年的感情还抵不过五个字吗?!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从此“飞夺泸定桥”成为杨成武将军的专用词汇。直到纪念红军长征六十周年之际,史学界又把我父亲这个《飞夺泸定桥》的文章“之父”搬了出来。
解放后,党史研究人员、军史研究人员、艺术创作人员到我家采访父亲不断。常来的有黄宗江(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电影《农奴》的编剧),常鹤龄(空政文工团团长),危聆(八一厂演员)。最多提及的是“飞夺泸定桥”之战时,当时的战况,及敌方兵力数字和我方参战的兵力及伤亡数字。父亲的解答是相当详细的:
1.红军时期基层领导有文化的不多,并不是每次战斗都能有详细的记载,军事干部只顾打仗了哪里还顾得上别的!个别有文化的军事干部偶尔能做到战后的文字总结,大多数的都做不到。你们所说的,解放军有战后清点和总结的优良传统,那是抗日战争之后,解放战争之时才达到的,而在红军时代尤其是长征时期,命都顾不上,哪里可能做得那么好?
2.写泸定桥战斗,我是受命跟踪报道。军委的命令是三天拿下泸定桥。我作为直接参与这场战斗的唯一文职官员,从安顺场跟着杨成武的部队一路夺隘架桥与杨森的部队战斗不断,320里路程攻击前进直到泸定桥头,又随部队冲过桥头,一路全神贯注,写出从安顺场开始到夺取泸定桥完整的战斗经过。
部队冲过桥之后,接着追击攻打泸定城。我没有参加攻打泸定城的战斗,是因为我要赶着完成夺取泸定桥战斗的报道,并组织印刷。当大部队过桥的时候,夺取泸定桥的战报已经发往全军,极大的鼓舞了全军将士。
毛主席在过草地时还专门对我说,你在战士报上写的《飞夺泸定桥》一文“飞夺”一词用得好哇,我们的战士都是天兵天将,激励全军嘛。(毛主席指的战士报就是一八五期战士报,可惜已经遗失)一九三六年我重新写《飞夺泸定桥》一文时,是根据我的原手稿以及我的调查资料修改后完成。
当时有个别领导说文章标题中飞夺一词是否有些夸张,可否改成“泸定桥的战斗”等,我说,连毛主席都非常欣赏“飞夺”一词。
我坚决地拒绝了。我的这些手稿一直保存着,直到接收东北时,我们刚刚打开行李,国民党军队就到了,我们撒腿便跑,来不及收东西,所有的行李都丢了,我珍贵的手稿资料也在那时全部遗失。
3.关于敌人兵力和为何能顺利夺桥。国民党驻守泸定城地区总兵力为两个旅,当然包括泸定桥地段。所以我写的对岸敌军两个旅是有根据的。直接守桥部队是两个团包括民团。我军非常重视夺取“泸定”,被中央认为是生死攸关之战,每一部署都是中央决定的,分左右两路军直扑泸定桥,志在必夺。
因为早就知道敌军守备部队可随时增援至两个旅,我军准备了更加充足的兵力,几倍于敌。杨成武是开路先锋为第一梯队,一旦杨失利,后续部队会源源跟上继续攻击。
原定左右两路军同时攻击泸定桥,可不知什么原因,右路军迟迟未到,肯定是遇到了敌人拦截,因为我们左路军一路走都受到敌军的拦阻。中央决定由杨成武部抢先攻击桥头,也许在战斗中右路军就会赶到了。我亲眼目睹了激烈的战斗,当时明显的是我军火力压制住了敌方。
就在我们的战士快爬到对岸桥头时,桥头突然着起火来,我们战士急了,一边扔手榴弹一边大喊着冲了上去,敌人全吓跑了。我原以为战事还会长一些,等到右路军到达对岸桥头时敌人就会撤去。
没想到战事突变,我们顺利地占领了对岸。我在写战报时并没有多想,只是根据我的所见记录下来做出报道。战后我思考,有可能是因为敌方得知我右路军已经接近桥头怕被双面夹击,那样就会被全歼,所以跑了。但那也只是猜测,我所见到的事实是敌人没有增援,而我们冲上去了,敌人跑了,我们胜利了。
4.关于写作和回忆。写泸定桥战斗的有许多同志,但多数是根据回忆写的,只有我一个人是在战斗中边看边写,当场写出来的,应该说是最真实的记录。你们来采访,我们这些人都是历史的当事人,不是研究历史的专家,我们只能根据我们亲身的经历、看到的和听到的记录下来,但是我们每个人战场的经历不一样,只能是写个人经历的一面,不可能写出面面俱到的文章。
比如我写《飞夺泸定桥》这篇报道时,时间紧,写完后立即发往全军。所以我只能把我看到的写出来,看不到的不能去作全面了解,也没有时间去了解。
战地报道不是总结报告,更不是研究论文,主要写战场气氛战事情况,是真实的现场记录。当时有人口头告诉我了一些参战人员的名字,我只能记几个主要的,其他人就用“等”字代替了。
我为什么写我方兵力为一个团呢?因为只有杨成武的这个团直接与敌军作战,右路军还没有赶到战斗就已经结束,左路军其他后备部队并没有参加战斗,我当然只能简明扼要地写我方参战部队是一个团的兵力,总不能把一方面军准备参战的所有团、连级部队的番号都写进去。
实际上泸定之战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安顺场至泸定桥,320里路程边攻打敌军守备要塞边行进;第二阶段是攻打泸定桥;第三阶段是攻占泸定城。泸定城与泸定桥仅“一步之遥”,杨成武的四团在拿下泸定桥之后紧接着就打下泸定城。
在泸定,敌方总兵力中可参战的兵力为两个旅,我方参战实用兵力是一个团,这是我所知道的。战时报道是会有些误差的,这些在所难免,也只能是历史的遗憾了。比如我在1935年写的《飞夺泸定桥》战报,文中在时间上就有误差。
我写的是5月13日从安顺场出发15日打下泸定桥,后来同志们告诉我,实际时间应该是5月27日出发29日打下泸定桥。当时仗打得太激烈了,我也糊涂了,就这么发稿了。1936年,我重写《飞夺泸定桥》这篇文章就是完全根据1935年的手稿写的,我已经知道时间上有误差,但并没有把日期改过来,主要原因是我认为原始文件是不能改的,改了就不是原始文件了!
我要保持历史的原貌(包括错误),这才是真实的反映历史的记载,并让读者感受到当时战争场面的激烈程度。即使要更改错误和误差,也是在另外的补充文件中作修正。
采访报道时常会有些错误,我当年为写报道在采访有关基层领导时就出现过一些可笑的事情。如我采访有关攻打遵义城的情况时,当时一位连长兴致盎然地讲给我听,我迅速地记录。可很快就有位领导告诉说,加伦同志,你要了解的是第一次攻打遵义城的情况,这位连长根本就没有参加,他参加的是第三次攻打遵义城!红军当中基层干部很多,大多没有文化,闹出过许多这类笑话,需要多找些人了解,尽量互补,才会清楚。
以上内容是我根据父亲被采访后他的一些笔记手稿整理出来的。
关于覃应机先生的红三军团打的泸定桥之战的说法
1.我父亲既是红一军团宣传科长,又是红一方面军宣传科长,负责全军的宣传工作。红一方面军里的重要的战斗都有可能派我父亲作现场报道。如果说,像泸定桥这样一场重要的战斗被他张冠李戴地搞错了,恐怕早就被撤职了。
彭德怀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人,当时他与毛泽东、朱德是平起平坐的位置,朱、毛对他也要让三分。红一方面军建军初期,朱、毛在中央曾受压制,他们联合彭德怀,怎么可能抬一军团而压制三军团?到毛泽东重新掌管军权,那时毛并不是党中央的第一把手,自己的位子都还没有坐稳,怎么可能压制彭德怀?再说,像泸定桥这样一场生死攸关重要的战斗,是要由中央直接决定由哪支部队哪个团担任主攻,这些任务命令的下达是有记录在案的。
如果真是红三军团十三团打的泸定桥,是谁下达的命令?彭德怀作为红三军团的一把手能不知道么?我父亲受朱、毛的嘱托对红三军团的事一定小心又小心,再说我父亲当时无论从级别还是职务上说都比彭德怀要低,借他几个胆子他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移花接木,把红三军团的功劳戴到红一军团头上。
如果说我父亲有本位主义,有意贬压三军团,或者做了重大的失实报道,那么国共联合抗战后彭德怀怎么还会调我父亲去做他的宣传部长呢?这恰恰说明彭德怀认为我父亲在长征时期的宣传工作中没有重大失误,且同红三军团的人共事融洽,才有可能调父亲去和他一起工作负责前方全军的宣传。
2.红三军团中很多人都跟我父亲相熟,长期以来为什么从没有一人指出我父亲的报道文章失实呢?如,彭德怀跟我父亲长期工作在一起,如果真是我父亲把彭德怀的功劳给了林彪,彭德怀这样一个嫉恶如仇的人,怎能容忍这种错误,还不得恨死我父亲?他怎么从来没有向我父亲提过此事?他们可一生都是好朋友啊。
再如,彭雪枫,由于同姓关系,他同我父亲也很熟络,如果泸定桥战斗是他打的,他怎么也从没纠正过我父亲的“失误报道”呢?还有,文革后我去原红三军团六团团长刘少卿将军家里做客,他夸奖我父亲写的文章,特别是《飞夺泸定桥》。
他从没有说过泸定桥是红三军团打的,也从没提到我父亲有关泸定桥战事报道是件失实的事。1978年我在我大嫂家玩,我大哥的密友、罗华生的长子邀我大哥去看望他父亲。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我大哥彭宁,电影《苦恋》的导演,我大嫂汪旋(前妻)的父亲汪祖美当时任铁道兵参谋长(少将衔),长征时是红一军团第三军七师十九团连长;罗华生,时任铁道兵副司令员(开国少将),长征时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四团党总支书记。
这两家人都同住在铁道兵司令部大院,相隔只几步之路。罗华生是我父亲生前的老战友,我同大哥一同去看望他,到了罗家,罗华生伯伯非常亲热地接待了我们,他说,你们的父亲“加伦将军”,我们以前都这么称呼他,跟我好熟哩!
长征时,打泸定桥,我们就在一起,那时候我在四团负责挑选攻打泸定桥突击队的战士,你们爸爸是中央专门派来写我们打泸定桥的报道的,他的文章写得好哩,他可是我们红军中的名人哩。我们这才知道原来罗伯伯也同泸定桥之战有关系。
长征路上,《飞夺泸定桥》的战报全军都看得到,想必覃应机先生当时也看到过的,如果覃认为报道严重失实,为什么不向上反映呢?或者直接找我父亲也可以呀。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中央领导跟大家一样行军,谁都可以随时在行进路上找他们说话,我父亲不是中央级领导更该好找。
覃应机本人也在红一军团工作过,他完全可以找到红一军团的领导反映,或者直接向中央反映。如果说行军路上顾不了这许多,红军到达陕北后,安顿整编,也可以向总政治部反映,提供证人和证据。
参与过泸定桥战斗的有关人员中许多人到解放后还活着,都是证人。可以作证的人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王稼祥等,他们都是决定哪支部队参加这场战斗以及谁负责主攻的决策人。
而林彪、杨成武、罗华生是具体执行人,我父亲是亲历目睹战斗的现场报道者,还有,中央党史馆至今仍保留着中央和红一军团给杨成武下达夺取泸定桥战斗命令的文件档案。从1935年我父亲写《飞夺泸定桥》一稿(1936年的那篇文稿是根据1935的战报手稿整理写的)至1970年父亲去世,《飞夺泸定桥》只有一个版本,从没有过第二种说法。
现在外界传说,一直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我父亲所写的一军团主攻版本,还有一个是三军团主攻版本,而三军团那个版本一直受压,一军团版本成为主流。
这完全不是实事。事实是所谓“三军团主攻”的版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也就根本不存在压制谁的问题。至少在我父亲去世之前没有一个什么三军团主攻的版本。覃应机先生的红三军团版本的说法不知最早从何时出现的?也不知有过哪些认证?
3.我父亲是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的资深红军干部。长征时他的职务级别不是杨成武的下级,他在1930年时就已经是红军第八、九两个纵队的总指挥(政委),编入红军22军任军秘书长已经是师一级的干部。
杨1930年入党,我父亲比杨大八岁,他的资历要比杨成武老。我父亲到四团是属于上级机关派下去临时写报道,他与杨并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因此不存在他有意要吹捧杨成武而不写彭雪枫的因素。彭雪枫是1926年入党,比我父亲小一岁,他与杨当时是同级与我父亲属于同等资历,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更近一些才对。
我父亲怎么可能在两个同级干部中抬杨成武压彭雪枫呢!他写的杨成武,完全出于公心,是对历史的真实记载。就连杨成武自己都承认说:在夺取泸定桥的关键时刻向战士们喊话,有些话我自己也记不大清楚了,加伦同志记得比我清楚。父亲说,浴血战斗中的战友情是很无私的。
4.有关陈云和邓小平对泸定桥之战的说法。
外界传覃应机的说法很简单,与陈云在1936年向共产国际的一篇报告中关于泸定桥一战的说法以及邓小平对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务卿助理所说的比较一致,都叙述得较为平淡没有做过多炫耀。实际不然!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并不是专门讲泸定桥之战,而是作关于中国红军西征情况的汇报,大渡河及泸定桥战斗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
一般报告而言,都会尽写得可能简明扼要而不会长篇大论,能被提到的已经说明其重要性了。邓小平在1982年对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亲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
其实没有打什么仗。”邓小平的谈话当然就更可以理解了。首先邓小平没有亲眼目睹泸定桥的战斗,其次,因为邓小平后来指挥过淮海战役,那是60万大军对80万大军的超大规模的战争场面。
相比之下,泸定桥之战,突击队的战士仅几十人之数,只能算是一场很小的战斗了。邓小平是有过打大仗经历的,反倒更加谦虚,说的是实话,才显大将风范。而在长征时,泸定桥一战就算是一场重要的比较大的“战役”了,虽然其规模和参与人数不能与后来的三大战役相比,但这毕竟是红军经历过的一段史实。
5. 现在外界还传有一种说法:“根本没有泸定桥之战,泸定桥之战是假的,是共产党编造的历史,神话了共产党的军队,其实他们没有那么英勇。”这种说法,是对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污蔑!是对红军历史的歪曲!如果红军战士都是脓包、软蛋,早就被国民党军队消灭了!何谈打败国民党八百万军队!
6.覃应机先生在他的书中说到,“下半夜,我们按时赶到了泸定桥桥头附近的天主教堂。桥头已被我兄弟部队占领。”在这里,覃应机没有说兄弟部队是一军团的还是三军团的。问题在于,如果这个“兄弟部队”是一军团的,怎么可能会由三军团的部队去夺桥?如果这个“兄弟部队”是三军团的,那就更不对了,因为右路军是由一军团的刘伯承、聂荣臻、陈赓负责指挥的,左路军怎么可能由三军团指挥呢?如果左路军真的是由三军团指挥,那么右路军也必定是由三军团指挥!
一场战斗的军队指挥权都是由一个指挥部统一指挥,这是作战指挥的基本常识嘛!覃应机先生说他参加过“泸定桥”之战,很可能是真的,但却不一定是我们所指的那一次!应该不是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那次“泸定桥之战”!
很可能正像我父亲说的,那时红军四渡赤水河,三克遵义城,许多基层干部战士都打昏了头,记不住自己打的是哪一次了!覃应机当时是连长,打仗都打红了眼,也许有记忆上的误差,也许把另外一次打泸定桥与这一次记混了,是完全可能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一、我父亲作为随军报道者所做的战地报道泸定桥之战即《飞夺泸定桥》一文,由于是在战火纷飞的战斗中所写,并立即印发,没有时间去核对所有细节,有个别误差在所难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其文章主体内容不会有重大失误,更不会是自己编出来的。
非常明显的是,我父亲的文章对右路军的战斗只是一带而过,没有很详细的记载,说明他没有参与右路军的活动所以无法编写,而有着非常详细的左路军的战斗过程,这恰恰说明我父亲是亲眼目睹的参与者。
二、因为我父亲是一军团的人所以只报道一军团而有意压制三军团的事,根本不存在。
三、泸定桥之战,以一个军团对付两个旅,兵力富富有余。用三军团和一军团两个指挥部去指挥这样一场小型的战斗,作为久经沙场的红军最高指挥决策人,朱德、毛泽东绝对不会犯如此低级的兵法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