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传奇女子章含之:两次婚姻与政治[图]
君的谢世圈定了40个字的“通告”,媒体只能按部就班地刊登;今天,媒体对章含之的报道连篇累牍。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确进步了,另一方面也是章含之自身的功劳:她在晚年所出版的《我与乔冠华》《风雨情》《穿过厚厚的大红门》等作品,使她以章士钊的养女、毛泽东的“老师”、乔冠华夫人等多种身份进入人们的视野——普通人为她的传奇式的命运感叹,历史学家关注她和夫君所笼罩的历史谜团。
章含之一生传奇的帷幕,是从30年代上海滩一个俗得不能再俗的故事拉开的。一个出身低微、年轻美貌的女子与一位富家公子的爱情,使她以私生子的身份入世。母亲决心非父亲不嫁,而父亲也无可奈何,于是,一场赔偿官司开堂。母亲对父亲报复的砝码是:如果他不要这个孩子,那她就会被送给下等人;而父亲则宁愿以金钱抵偿也不愿意收留自己的孩子。章含之命运的转折点就在这一瞬间开始了:作为母亲的律师,上海滩大名鼎鼎的章士钊,将她收作自己的养女。
章士钊,一个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相融合的人物。上个世纪早期,他以“苏报案”震惊思想界,以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闻名教育界,以2万银元巨款赠与毛泽东、以鼎力营救李大钊而为中共所激赏,以为被国民党捕获的陈独秀出庭辩护而暴得大名,以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的高级顾问身份而名震上海滩。养父的种种,为章含之日后成为“名媛”铺平了道路。
按照一般词义的理解,名媛通常与深闺弄词、知书达理相关联。而对于成长在新中国的章含之来说,家学的素养和革命的本色必须结合在一起。以政治和革命为价值的取向,使她的命运——不论是婚姻还是政治生命——都与此相关联。
1963年12月,在共和国领袖毛泽东的生日聚会上,章士钊以毛的友人和著名民主人士的双重身份入席,而此时正在北京外语学院任教的章含之也陪同在座。毛泽东突然提出了要她当自己的英语老师的要求。于是,从1964年元旦后的那个星期日开始,章含之每周到毛泽东那里教英语,每次一个多小时。虽然章含之只当了半年毛泽东的“老师”,但此后她一直在毛泽东的视野范围之内,她命运选择的每一个关头,都能听到来自中南海的声音:
“文革”开始,章含之所在外国语学院风潮骤起,她给毛的一封信使她成为革命造反派的群众代言人。此后,毛要她“经风雨,见世面”,她进入8341部队管辖的农场;1971年3月末,经毛点将,章含之进外交部任英文翻译,尔后从科员到处长到司长;1973年,在她与乔冠华相恋之后,毛让她放外当女大使而为她所拒绝;1976年5月,中南海传出的毛对乔冠华的“借刀杀人”的批评,而终结了乔和她的政治生涯。
为毛泽东这样关注,在那个一切都是政治的年代,章含之注定要卷入政治的漩涡之中。晚年的章含之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说过“我迷信命运”的话,这对于有主动性格的人来说,透露出更多的无奈和困惑:对过往岁月里周围世界的迷惑,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怀疑。
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女人,她的婚姻也注定为世人所关注。章含之与乔冠华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本身就构成了人生中的一个亮点,而这种婚姻与政治纠结在一起的时候,就更加剧了故事的传奇性。
在与乔冠华结婚之前,章含之有一场失败的婚姻。这场失败的婚姻,在恋爱时却那样的动人:一个是初中的15岁的小姑娘,一个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相恋8年结合。按理来说,在那个时代,爱情基础相当牢固,但最后却劳燕分飞,并演变成今日还在纠缠的话题。
其实,现在再来纠缠双方谁对谁错毫无意义,从两人的性格和当时大的历史环境来看,即使都无过错,分手的结局似乎是命运的安排。
“文革”前,章含之的夫君洪君彦少年得志,27岁成为北京大学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而章含之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也一帆风顺,1964年更成为毛泽东的“老师”。这珠联璧合的一对,如果没有后来的“文革”的政治因素掺杂在内,怎么说也会白头偕老。“文革”风暴骤起,影响波及千万个家庭。作为被卷入这场风暴的每个人,性格即命运的取向就开始显露。
美貌、聪慧的章含之,事实上有着极强的自主性格,而这种自主性格又打上了时代的政治烙印。15岁她可以自主选择爱情,上大学时自觉要求与她眼中的“旧时代”的养父划清界限。这种带有单纯冲动的革命价值取向的女子,当文革风暴来临,如何要求她来承担自己的夫君是“黑帮”的事实?
不过,章含之对离婚与否犹豫不定,是毛泽东的一席话帮助她下定了决心。毛说:“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
其时,章含之与乔冠华已经情愫渐生,毛的这番话,让章“解放了自己”,成就了她与乔冠华。
那一年,乔冠华60岁,身为部长;章含之38岁,身为处长。即使抛开名誉地位的差距不论,年龄上的差距足以让人侧目。章含之虽经过犹豫,还是坦然地接受了。可那还是一个政治是一切的时代,他们两人还是毛泽东都熟悉的人。关于毛对两人婚姻的看法,有人曾给章含之传过一段令人饶有兴味的话:毛主席鼓励你、祝贺你解放自己,是希望你此后能为他好好工作,没有让你马上跳上乔老爷的船和他谈情说爱,同他结婚。翌年,毛泽东还没有忘记他的“章老师”,说“章老师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国的女大使。”
章含之放弃了当大使的机遇,把所有的感情倾注在乔冠华身上。在度过了不愿回忆的1976年以后,她和乔冠华过上了平民的生活。史家胡同51号记录了两人心心相印的一切。
1983年乔冠华去世后,48岁的章含之一直沉浸在对乔的怀念中不能自拔。又过了10年,她才从这种失落的情感中逐渐走出来,把他们之间演绎的故事写出来,为乔冠华,也为自己,解脱。
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出版之后,章含之解释说,在北京好的房子都是大红门,大红门非常凝重、厚实,具有历史的沉重感。推开一扇大红门,我们就能看到一段历史。的确,在她的书中我们也的确读到了历史,但是终觉意犹未尽的,那两扇大红门只开了一半,令史家有思之枉然之感。
章含之不遮挡的是她在外交工作中的具体作为。赶上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凯歌行进的大好时机,她作为一分子,也为此尽到了自己的力量。在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代表团的活动中,她尽心尽职;在中美建交、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中,身为翻译的她展现了非凡的才华……这些对历史补充的细节,为史家所看重。
而她遮挡的是,身处“越来越由部内两位毛主席身边的人(指唐闻生、王海容)掌握”的外交部,身处政治漩涡之中她和乔冠华的作为。其实,种种迹象表明,当年嫁给乔冠华之后,章含之便不可避免地与各种权力、甚至是高层权力的争斗搅和在一起。尤其是在1975至1976年前后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和人事变动之中,乔冠华与当时政治舞台上的各种力量的真实关系是什么?他被毛以“借刀杀人”批评的行为,是属于自身的选择还是无奈的自保?还有,在这一过程中,章含之与唐闻生、王海容如何由友谊演变到竞争并超越了一般含义上的竞争?有论者说,“乔老爷”毁于“两位小姐(王、唐),一段婚姻(章)”;章含之则屡屡提及:“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乔)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究竟是卿卿误我,还是我误卿卿?这一切,都成为谜团,令史家一头雾水。
不过,现今再看这一切,人们可以超越当年简单的是非标准,而只着眼于历史的解读。而对于身处历史漩涡中的亲历者来说,要跟着史家的要求跳出来,的确不那么容易,我们不应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