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成秦雅 访方成严家炎贾平凹等名家 九旬秦怡登青藏高原拍电影
岁月流转中,自有不凡的生命闪耀,自有高贵的品质矗立。他们,对真理执着不已,对道德坚守不移,对美深爱不悔;他们,曾在无数个暗夜秉烛探幽,无数次踯躅中痴心不改,无数的喧哗中致力前行。他们,代表着我们时代的表情与温度,我们文化的筋骨与脊梁。
临近羊年,本报记者带着新春的祝福,再度回访十二位曾经“做客”副刊“足音”栏目的文化大家。在北京、上海、太原,在莫斯科、芝加哥、富山,我们一次次敲开朴素的门扉,一回回品读温暖的回忆。方成、张颔、许渊冲、秦怡、严家炎、蓝天野、郭黛姮、贾平凹,齐赫文、傅高义、铃木忠志、艾恺,不论地域与年龄,不论肤色和语言,他们的文化态度、生活姿态与生命品质,无不鼓励着我们读透文化这本大书、读懂中国这个大命题。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立春已过,新春在望。在这个孕育希望的时节,我们祝福他们,青春不老,祝福中国,梦想永存!
方 成
人生有似风前絮
悲欢都入谈笑间
倘若构成个性的元素可以选择,我会首选幽默。幽默不仅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力量。这一点,当我见到97岁的漫画家方成时,愈发坚信了。
方成已不似当年高大英武、奔走自如,但属于方成的气宇和姿态依旧——即便坐在沙发上,他的背依旧挺得很直,目光里透射出某种清醒又坚定的光芒。甫一坐定,他便让保姆找出一本黑色封面的大日记本来,访客都要写上自己的姓名和来访时间。老人家的认真让人感到可爱又可敬。
由于耳朵背,他会一边重复你的话一边思考,直到听得真切后,才开始表达,不急不慢,有条有理,常常带着特有的“方式幽默”。比如他会一本正经地跟你强调:“我不姓方,我跟孙悟空是本家。”“你知道吧,我大学学的是化工,结果这辈子自己成了‘画工’。”他用手比划着画画的姿态,“是这个‘画工’,你懂吧?”他回身看看沙发后那幅“钟馗喝酒图”,指着钟馗说:“我刚画的,他们给裱上挂起来了!”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小得意。
“钟馗想喝酒,无须巧安排。后门开条缝,自有鬼送来。”这幅作于2014年12月25日的“钟馗喝酒图”,照例是方成惯有的风格,简洁的画面上,钟馗斜睨的眼神和一坛酒,以及画面上方的四句讽喻诗,都让人过目难忘。我看过不少方成画的钟馗,忍不住问:“您为什么爱画钟馗啊?”“因为鬼都怕钟馗啊,钟馗能镇鬼啊,大家都喜欢钟馗啊……”这时,他的眼睛在“方式大黑框眼镜”后眯缝起来,闪出光芒。随即,他又望向远方,仿佛陷入沉思。
一生颠沛坎坷的方成,早年遭逢战乱,衣食无着,大学毕业后改业从事漫画本是为了养家糊口。新中国成立后,方成在报社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生活也步入正轨。然而“文革”致使同为漫画家的妻子陈今言含冤而去,方成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既当爹又当娘,后来又被关“牛棚”劳动改造达10年之久,其中的困苦窘迫可想而知。可是苦难和艰辛带给方成的不是怨和恨,而是升华成为一种智慧、一种力量,那就是幽默。他常说,幽默不是挤眉弄眼的诙谐和滑稽,是智慧与自信的显现,是面对苦难的豁达和乐观。
今天的方成,依旧笔力不减,或用传统画法画人物,或用毛笔画漫画。偶或点缀打油诗一首,每每读来都觉得是神来之笔。一切的曲折与繁复,都化作了平淡与简素,却是大道至简之境。
(董宏君)
张 颔
万古分明看简册
一生照耀付文章
只要吉祥和如意在,家里就不缺笑声。吉祥和如意是张颔的双胞胎重孙女,刚刚两岁,长得极像。她们也是太爷爷的开心果儿。吉祥比较调皮,每次张颔喊她吉祥时,总会故意说:“我不是吉祥,我是如意。”
张颔一向富有自嘲精神,被人尊称为“大家”时,他曾幽默地说:“哪是什么大家!我家只有59平方米。”2014年,张颔终于从山西省考古所居住多年的旧房子搬进了汾河西岸的新住宅。23层,有电梯,有大阳台,朝南,视野十分开阔,与大女儿、四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四世同堂,其乐融融。
虽是新家,但他的书房与原来并没有多大改变。门上仍然挂着张颔自书的篆书“作庐”匾额。门口的楹联还是那幅“文章千古事,浩劫十年身”。书柜、书桌也同过去几乎是一样的摆设。书桌上笔墨纸砚一样不少。95岁高龄的他已经很少写大字,但经常还会有求签名的粉丝。他的《古币文编》已由中华书局三次影印发行,依然有人写信来询问。张颔说,他的功夫不在少年,也不在中年,而在平时。“学问像高山大海,自己不过得其皮毛,顶多就是个开皮毛公司的。”
在他的床头,整齐摆放着《周易注释》《文史知识》《参考消息》等报刊书籍。他的助手贺方说,他的学术全集正在编辑出版中,今年山西会围绕侯马盟书开一个大型学术研讨会,有关方面正在紧张筹划,前几天还与张颔汇报并商量具体事宜,他建议多请有想法的年轻学者参加。“老人最高兴的是和老朋友讲电话。前几天,还分别和宿白先生、罗振玉的孙子罗随祖通过电话。”
他的学生、山西大学教授、画家李德仁告诉我,张颔曾经画过一幅《读书灯图》,图中墨笔写油灯一盏,朱笔飞点灯焰,右上部题诗一首:“孤檠秋雨夜初长,愿借丹心吐寸光,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大家都觉得图中之灯便是张颔自我精神的写照。
客厅墙壁上的九九消寒图,已经圈圈点点一大半了,据说这是张颔的爷爷传下来的,如今已成了传家宝。张颔前一阵子偶感风寒去医院休养了几日,现在依然有些哮喘。“近几年雪下得太少了,不下几场大雪哪里像冬天?”
曾有诗云,余生已过足,不必到期颐。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张颔先生茶寿可期。
(杨雪梅)
许渊冲
从心所欲不逾矩
返璞归真妙义现
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孔夫子的话,是许渊冲萃取其70多年翻译事业的理论核心,也是95岁高龄的他鲜明个性的写照。
走进小河边的简朴小屋,许老正端坐在窗前的沙发上。咖啡色千鸟纹西装,铅蓝色方格围巾,让人感受到他对来访者的郑重。谈到他的“三美三化三之”翻译理论,许渊冲的话匣子正式打开。“这些都只是枝干。最重要的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晓畅明了的这句话却为许渊冲招致旷日持久的“论战”。长久以来,我们奉行强调“字对字”的西方翻译理论。许渊冲不以为然,“这个理论适用于英语、法语等西方语言的互译。我主张并实践的,是在合理范围内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中国翻译有自己的学派且更高一筹,但我们的重视还不够。”在翻译中国古典文学时,许渊冲的主张尤其妙义自现。
谈到诗词翻译,各种案例许渊冲信手拈来。被诸多译作环绕的小屋,响起他的英式英语,字正腔圆,一丝不苟,这让我溜了号,想象青年许渊冲师从吴宓的西南联大岁月。“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许渊冲译做“from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sight”,无论是否懂英文,从字面上便可“看”到诗歌的韵律,“你看是不是意美、音美、形美!”
“听说您正在翻译莎士比亚——”
“朱生豪、曹禺翻译得不错。他们‘不逾矩’,我是在此基础上胜过他们,我也等着被别人超越——真理只可接近,不可达到。”许渊冲起身,从里外两层的书架拣选出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之一,而后拿来他刚完成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译稿。“你看这句……”此时的阳光正透过白色纱帘落在他弓着的腰背上,照着那专心翻查某段落的清瘦但泛着光泽的手,也让他手中泛黄的出版于1984年的朱译剧本看起来恍若隔世。
在这窗前,许渊冲刚译完7部莎剧,“一天译一页,再多眼睛就受不了。”书桌上摊开的《北大校友忆往录》,是他为另一份工作做的功课:撰写回忆录《梦与真》,年底要交稿。
译一页、写一页,中午骑车转一圈,晚上看看电视,夜里11点接着工作,这是许渊冲的一天,也是他退休30多年来的每一天。他最在意的,是中国翻译界接纳他的翻译理论,不再做西方理论的学徒;他正焦虑的,是自己这一生翻译事业与理论的继承者何在。
(徐 馨)
秦 怡
淋漓如此写芳菲
自然香在有无中
高速列车在清晨的薄雾中穿行。1318公里的旅程,我沿着绿意萌发的田野一路南下,直到走进上海华东医院的这间病房,一颗牵挂的心才终于落定。
93岁的秦怡,银发素面,一身病号服。虽然比荧屏上素淡了许多,双目却依然是穿透岁月的坚韧与力量,神采如旧。“来,坐到这边吧。”她轻拍身边的椅子,示意我,笑容优雅。2014年,秦怡的身上聚焦了众多关注的目光——从影70多年,首次创作完成电影剧本《青海湖畔》;以93岁高龄登上海拔4000米的青藏高原,并坚持每天工作12个小时,出演女主角;以一生对电影的执着与挚爱,获得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还有,一个半月前住进了这间病房。
“这样的高龄去青藏高原拍电影,您何必如此拼命?”“我几乎没有高原反应。”她并不将这看作一件大事,“15年前我去过一次青海,这次再去感到变化蛮大。住院倒没什么,就是在电影最关键的剪辑和发行阶段,没有帮上忙。”她告诉我,《青海湖畔》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讲述上世纪80年代,一位外籍专家偕夫人赴青海研究人工降雨项目,最终专家夫人将生命留在了青海。这显然不是一部讨好市场的电影,我开始担忧影片的命运。“小时候,我就爱看电影,每次看完回到家总是呆呆坐在那儿。我妈妈常说,电影看好了还想要什么东西?哈哈,不是想要什么东西,其实我是在回味。《青海湖畔》我就想拍成这样的电影。”她乐观又笃定。
住进了医院,秦怡也没闲下来。小小病房装不下她的牵挂。她操心电影的进程,不时地要与导演通电话。她每天坚持读报,《参考消息》《环球时报》《文学报》《中国艺术报》“总要读两个小时”。病房里这台电视机,常被锁定在新闻频道,她还半开玩笑地说要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写封信,谈谈世界局势。“我一天到晚想这些事情,所以脑子出毛病啦。”
谈到表演,秦怡说一生受两句话影响最深:一是一位前辈对她说的“要用真心去表演”;一是17岁时周总理告诉她,“混混是不好的”。“我好笨的,只是后来越来越用功罢了。”她摇着手,将一切荣耀归于平常。这让我想起她在自传散文集《跑龙套》中所写的,“一生都在追求中,活得越老,追求越多。”也让我终于明白,她的美,为何不受时间限制,有着一种超然的恬淡。
(任姗姗)
严家炎
文笔纵横有高情
山自巍峨水自横
岁末,版面要做“足音”特辑,领命重访严家炎,因他正在美国,所以只能靠邮件联系。我拟了两个问题,通过邮件,提请他说上几句。2月7日中午发出,2月8日中午收到回信——“谢谢您的来信!请容我考虑两天,不知需要多少字合适?”我忙回信表示“三言两语即可”。2月9日晚,我追了一封信:“北京时间2月10日中午截稿了。”2月10日一早,看到回信说“中午12点前一定回复”,其实,上午9点16分,严家炎就回信了。文如其人,学者的严谨和诚恳宛然可见。为防止转述中的遗失,我将回信摘录如下:
“一、我已进入八十二岁。体质较弱。近三四年记忆力明显衰退。但我还在挣扎,每天都有一个多小时的室外或室内步行,争取走上五六千步,尽可能延缓衰老的到来。我也读点书,写点评论文章。近时虽有点糊涂,但十几年、几十年前的一些旧事,尚能印象清晰地保存在头脑中,所以我还能写点回忆录,希望能为历史留下一些有点意义的材料。二、关于现当代文学的评论与研究,我比较看重的是四个字:冷静,刻苦。冷静是充分尊重文艺学自身的特点,防止急躁和意气用事;刻苦是每一位研究者自身要舍得投入,舍得下苦功夫,要辛苦地全身心投入。两者可以说都是痴情的一种要求和表现……对一个作品,匆匆忙忙只读一遍就写评论,毕竟有危险,甚至可以说是不负责任。只有从艺术欣赏入手,在鉴赏的基础上评论,将直观的欣赏和理性的分析结合起来,将美学的批评和历史的批评统一起来,才有可能使文学评论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冷静,刻苦”是做学问的态度,“直观的欣赏和理性的分析结合起来,美学的批评和历史的批评统一起来”是方法论,严家炎将他一生治学的体悟浓缩成了这些关键词句。
四天之内收到三封回信,加上中美之间还有时差,我步步“紧逼”,却未见先生着一字怨言,不禁想起他的弟子们的描述:一群人中严家炎会为最忐忑不安的那个年轻人签名赠书,每周老两口会由东五环外的家打车回北大看燕园,即便古稀之年还会不断提出新观点并能坚持己见……
一年一度的重访,大家乐此不疲地去做,价值何在?你若见过大海,你便会知道世界有多大,宽广是多么有力!我们见过的这些大家即如大海,即使三言两语,也能让我们看到有别于小溪的深度。
(刘 琼)
蓝天野
繁华落尽见真醇
此生还向戏中寻
蓝天野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缓慢地拉开帘子,一束光线照进来,洒在四五米长的画案上,让这间画室有了一丝暖意。
2011年,蓝天野已84岁高龄,正紧张准备他的第三次画展,谁承想,告别话剧舞台24年的他却迎来了人生中的又一次“大转折”。时任北京人艺院长的张和平在剧院食堂宴请他,当面邀请他回院参加演出,蓝天野说,他能感受到张和平真的想把人艺搞好,经过再三思量,他决定答应张和平。
“可是这么多年没碰戏了,我还能演吗?”1987年,蓝天野60岁,他毅然决然告别舞台,从此不导戏不演戏不看戏。此后的24年里,蓝天野掇起画笔,丹青作伴,先后在中国美术馆办过两次画展,生活甚是充实,用他的话说“我忙着呢”。
蓝天野回归舞台的首部戏是话剧《家》,平生首次饰演反面人物冯乐山,“一个用表面风雅掩盖内心邪恶的人”。这一演,一发不可收。2012年,北京人艺建院60周年院庆剧目《甲子园》,蓝天野从头到尾不下场,85岁的老人啊,从记忆力到体力都是一场考验,不但观众叹服,连蓝天野自己也有些不敢相信。
从那开始,蓝天野几乎搁下画笔,年近90高龄的他重登舞台,除了《家》《甲子园》,去年岁末,他和李立群主演了万方编剧、赖声川导演的话剧《冬之旅》。同年,他还重执导筒,复排了30多年前人艺原创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2015年春节过后,《贵妇还乡》复排马上启动,加上《吴王金戈越王剑》和《冬之旅》的全国演出,蓝天野今年注定闲不下来。而他还不断地与一些剧作家碰撞,希望能有更新鲜的剧本向他敞开。
“您很享受舞台吗?”“说不上来。”从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演戏的蓝天野,经历了太多沧桑变迁,也许重新站在舞台上,不仅仅是“享受”那么简单,他有太多话要说。
《冬之旅》的主题是“宽恕”,源于十年浩劫中人与人之间的一段恩怨。“我本人就有这样的经历,我受过伤害,难道我就没伤害过别人吗?”在蓝天野看来,宽恕,是人世间一个永恒的主题。
“没有一条道路通向真诚,真诚本身就是道路。”正如《冬之旅》中的这句台词,蓝天野听从内心的声音,把自己交给未来。
前些天,蓝天野给张和平写信,头一句话就是“感谢你的鸿门宴,让我回到舞台,我已经停不下来。”
(董 阳)
郭黛姮
迷蒙烟云轻散去
旧时月色笔底回
由于堵车,到郭黛姮家中时已比约定时间晚了些。满怀歉意地敲开门,发现另一位访客恰好在此,正向郭黛姮请教,引她说得眉飞色舞。“你们知道吗?宋代的建筑技术比清代还要高,经过我们600年后的鉴定,它的原木出材率最高。而清代都是肥梁胖柱,看着气派,其实浪费原料……”我饶有趣味地旁听着,仿佛看到了她在课堂上的风姿。
作为清华大学教授,郭黛姮身上有着勤恳、质朴而认真的学者气质。她坚持,做建筑史研究不能只看史料,一定要结合实物,并且身体力行。与梁思成的师生缘分,使郭黛姮获益终生。读史料与古建筑调研相结合的治学思路,就是梁思成的教诲。她的《营造法式新注》《中国古代建筑史·第3卷》等著作,一定也是严格遵守这样的研究方法才取得的成果吧?
人们总将郭黛姮与雷峰塔、圆明园等久负盛名的历史遗迹联系在一起,其实,她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建筑也不乏关注。作为“老北京”,郭黛姮切身体会到了民居文化的衰落。她幼年时念书的学校、住过的老房子,如今都已无从寻觅。“民居里蕴含着那么多文化色彩,可是都消失得太快了。建筑史研究就是在与时间赛跑。”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城市中奇形怪状的建筑越来越多。郭黛姮对此有自己的理解,“这其实是出于设计师追求新颖的天性”,其失败之处在于“没有融入传统文化”,为新奇而新奇。但她并不赞同一味仿古,建筑的功能与材料都不同了,仿古也容易显得不伦不类,最理想的状态,是让建筑在满足现代功能和现代审美的同时,蕴含着传统建筑文化的元素。“可现在的问题是,读建筑史的人不去做现代建筑设计,搞设计的人又对传统不够了解。”说到这里,她一直活泼轻快的语调中,带上了一丝严肃与忧虑。
要关心的事太多,郭黛姮的生活简直充实到了忙碌的程度。“人老了,精力越来越不够用了。”她嘴上抱怨,可脸上分明带着笑意。一转眼,她就把这话忘得干干净净,又兴致勃勃地说起最近的工作计划来——要把当年重建雷峰塔的过程与意义写下来,出一本书;要带着学生做圆明园的手机3D导览图……而按她的说法,有的项目没有三五年根本完不成。
我不禁会意地偷笑:她哪里会真正“退休”呢?这个热情开朗的老人,胸中仿佛仍燃烧着火焰,在自己热爱的学术之路上大步前行。
(周飞亚)
贾平凹
看山久成山中客
种花原是赏花人
听贾平凹说话是一件痛苦的事,他的乡音太重,作为听者就总得去猜。但读贾平凹的文章,却让人觉得酣畅淋漓,才气纵横,写的虽都是极土的事物,却总于不经意间光华绽现。他对处世活人的感悟,对天人之间的联系,对一些玄而又玄的东西,常常有独特的认知。他自己说:“早上能吃饭的,是神变的,中午能吃饭的,是人变的,晚上能吃饭的,是鬼变的,我就晚上能吃饭,多半是鬼变的。”这当然是自我调侃的话,但却也不是乱说的话,单看他的文章,就真常能看到不同于人的地方。
读贾平凹还有一个感受,这是一个孤独的人。孤独不是形单影只,而是缺少知己、不被理解。用贾平凹自己的话讲:真正的孤独者不言孤独,偶尔作些长啸,像人们看到的兽。这话是标准的夫子自道,所以在他的书中,我们偶尔会遇见一两声这样的长啸。有的时候,贾平凹会忍不住在作品里流露自卑的情绪,但转眼之间,自信又会跟上来,两种情绪便熔作一炉,难以分解。他画《抚琴图》,自题“精神寂寞方抚琴”,又在书房悬一块匾,上书“待星可披”。他说自己器格简陋,才质单薄,只能经营文学上的“农家四合院”,但他又说,一袋子粮食摆在街市上,讲究吃海鲜的人不光顾,但总有吃米吃面的主儿吧。
贾平凹读《西游记》,读出“取经惟诚,伏怪以力”八个字。心,要坚毅真诚,此外,还需百折不挠的努力。这八个字他便用到了读书上。贾平凹谈读书有很多精辟见解,他说读书之要,在读精品,一本书如果真的喜欢,不妨多读几遍,每遍都会有新的感悟。几遍下来,若还喜欢,就可以把作者的其他作品都找来,进行系统阅读,这样就不仅知道了这作者的文,还知道了他的人。但另一方面,贾平凹又主张,读任何一位前辈大家,都要把他拉到脚下来读,知其长,晓其短,师精神,弃皮毛,若跪读经典,则永无新局。
贾平凹很喜欢一句佛教偈语:“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话比喻的是人生的三重境界,到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时候,则已是世事洞明,此心通透,不会再随波逐流了。六十多岁的贾平凹,应该正处在这样一个状态里,这也恰是一个作家的好年龄,经历与智慧会成为他文学生命的包浆,助他孕育出更多华章。
(张 健)
铃木忠志
白雪却嫌春色晚
故穿庭树作飞花
从东京飞到富山机场,再经过一个多小时颠簸的车程才到达与世隔绝、漫天飘雪的小村庄,这是铃木利贺剧团的所在地。我终于见到了正在指导演员练习的日本戏剧大师铃木忠志。他满头银发、一袭黑衣、脚裹日式传统足袋,热情地走来打招呼。
与屋外白雪皑皑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屋内汗流浃背的练习。在竹剑清晰有力的敲打节奏中,演员们变换着动作,坐在宽大椅子上的铃木则托着腮,凝着眉,目光迅速地掠过眼前的每一位演员,观察大家表演中的细微不足。对于训练演员,铃木有自己独特的“铃木训练法”——讲求强化呼吸、控制重心、释放身体的能量。正如他在《文化就是身体》一书中写道:“我现在努力做的,就是在剧场的脉络下恢复完整的人类身体。我们必须将曾经被‘肢解’的身体功能重组回来,恢复它的感知、表现力以及蕴藏在人类身体里的力量。”尽管只是排练,但舞台上的演员们通过肢体传达的情绪,仍然如电流般传至观众席。这,也许就是铃木戏剧的魅力吧。
练习结束,铃木将我邀至家中。在交谈中,我深刻感受到一颗远离商业利益、只身投入戏剧艺术的纯粹之心。1976年,身为小剧场运动先锋的铃木,将舞台从繁华喧闹的东京迁至西部山区的偏远村庄,只因这里可以提高演员的练习效率,且更符合他对戏剧空间的创造及使用。当时,铃木身边的朋友大多不看好搬迁行为,认为这样做可能会让铃木剧团从此销声匿迹,但事实上却为剧团带来了更多的追随者。如今,铃木亲手打造、一年一度的利贺国际戏剧节,将戏剧爱好者、创造者一同带到了共享戏剧的尝试中,超语言、跨国境、无关金钱。
言及中国,铃木侃侃而谈。他曾几度到中国演出,大胆起用中国年轻演员,铃木戏剧随之迸发出新的花火。他高度评价中国演员:“中国演员拥有丰富的感性以及身体里的强烈表现冲动,这让我感到惊喜。”
铃木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虽已年过古稀,依旧每天思考着铃木戏剧“王国”的未来。目前,在利贺村已经拥有6个剧场的铃木,计划于2015年继续拓展他的戏剧“王国”,他希望有机会能在中国成立海外剧团,这样就可以带给中国观众更多跨文化的戏剧盛宴。
(贾文婷)
齐赫文
过往韶华归何处
青眼高歌俱未老
莫斯科郊外一座宁静的疗养院里,白发苍苍的齐赫文正伫立在走廊的窗前,静静地望向窗外飘落的雪花。见到前来拜访的记者,他慈祥的眉目间透露出喜悦的神情,让被寒风吹透的我顿感温暖。“欢迎我的中国朋友!”齐赫文中气十足的一句问候,让我禁不住怀疑,面前这位瘦削的老人真的已经有96岁高龄了吗?未待记者缓过神来,他颇有力道的手已拉着我向屋里走去。
别看已近期颐之年,齐赫文谈吐间仍是神采奕奕,精神矍铄。谈及年轻时与中国结缘的点点滴滴,老人眼中的光芒分明透露出心中仍葆有的那份激情。“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见证了我们两国建交。”新中国成立时,齐赫文担任苏联驻华总领馆的外交官,正是他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发往莫斯科,并为中苏建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外交战线奋斗了近30年后,齐赫文投身于俄罗斯汉学研究和中俄两国民间交流工作,为推动两国人文领域的交往付出了巨大心血。在俄罗斯远东研究所任职期间,他主编的《中国的改革与革命》系列丛书获俄罗斯联邦国家奖,该系列丛书成为俄罗斯中国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记录中国的点滴变化,把客观、完整的中国介绍给俄罗斯,是我毕生的心愿。”正因这一目标,尽管疗养院的护士多次叮嘱他要多休息、少工作,老人家的书桌仍旧被与中国有关的书籍和手稿挤得满满当当。
“趁着现在还能活动,我每天都会编辑一些稿件,准备出版关于中国历史的一部新书。”齐赫文拿起桌上的放大镜,抚着面前的手稿叹道,“眼神不好,离不开这个‘大眼睛’啊。”虽然精气神不错,但从苍老的双手还是能看出岁月在老人身上留下的印记。“到了这把年纪,也不惦记着能做多大的成绩了,只盼着每天能过得充实。还特别希望能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后辈,让他们把我的理想延续下去。”对于家中子女没能从事中国学研究,齐赫文甚是遗憾。他望向立在身旁的学生兼秘书奥尔嘉,充满欣慰地说:“还好有这个勤奋的姑娘选择淡泊名利,愿意跟我学习。”
临近采访尾声,记者希望拍张合影。听说要照相,齐赫文马上用手捂住耳后打完针留下的药棉问道:“不会拍到这个吧?”一旁的奥尔嘉对我们笑道:“老先生很爱美的。”或许正是这种对生命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成为齐赫文长寿的秘方、幸福的源泉。
(林雪丹)
傅高义
人生当惜暮年时
休将白发唱黄鸡
1月18日,飘雨的周末。我从纽约驱车7个半小时来到哈佛大学,敲开萨姆纳路14号的房门。一位中等个头、背驼、体瘦的老人走出来,谦和地把我让进屋。他用大瓷杯盛上热腾腾的茶,捧到我面前,而后在对面的椅子落座。
“50多年前,我在香港做调研,那里的朋友根据谐音,帮我起了中文名字‘傅高义’。”老人目光安详,语调温和,“有‘师傅’‘情高义重’的意思。”
这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一开口,地道的普通话就令人动容。“我31岁开始学中文,70岁开始攻口语。”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毕业后,傅高义研习中国已逾半世纪。古稀之年撰写《邓小平时代》一书时,为了能与受访者更好地交流,他专门用了一年时间练习发音。这种毅力,也曾成就他一口流利的日语。在哈佛,他不仅有“中国先生”之称,还是一位“日本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出版《日本的新中产阶级》《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等书,享誉日本。
“我始终是‘两条腿’走路。”傅高义幽默地说,“1958年以来,我每年至少去一趟日本;1980年至今,我每年都去几次中国。”
“我擅长‘拉关系’,在中日两国都有朋友。”他打趣道。这位“头号中国通”费正清的继任者、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不仅治学勤勉,而且社交出色。“以往积累的人脉资源,给我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眼下,我准备再写两本书。”作为当今美国学者中惟一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专家,傅高义认为自己有责任写一本中日关系的书,促进两国改善关系,增进西方社会对两国的了解。目前,他在披阅资料,走访故地,力图在历史的景深中,从文化、社会、心理包括二战等全方位视角,寻找解题的钥匙。
同时,他已着手另一本中国书的准备工作。写作《邓小平时代》的过程中,不断了解更多的人,不断发现新课题,使他萌生此意。
傅高义的家是座淡黄色的3层小楼,位于哈佛校园西北,离东亚研究中心仅3分钟路程。70岁退休后,他每月召集该中心10余名博士生来家里聚会一次,听他们探讨各自课题,参与一场“头脑风暴”。
“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他谦恭地说,“我喜欢苦干加谦虚,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如今,85岁的傅高义每天依然工作8至10个小时,锲而不舍,孜孜以求。
尼采说,每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这位年过八旬的大家,对此做出了生动的诠释。
(李晓宏)
艾 恺
朱弦一拂清韵在
始信人间有知音
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一间宽敞的会议室里,历史学者艾恺教授接受了我的采访。我称艾恺是海外研究梁漱溟的第一人,是梁漱溟的“海外知音”,这一下打开了他的话匣子。艾恺认为,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经历异常丰富的人,他的儒家思想和大胆谏言的精神在当今社会仍有深远影响。但是,梁漱溟研究并不是他学术生涯的起点,他是在研究中发现了这个人物,发觉有意思,便深入下去,结果一发不可收拾。一个多月前,艾恺还在中国四川讲学,今年还计划写一部梁漱溟传记。总之,“这辈子都有干不完的事了”。
在艾恺看来,文明是类似硬件的东西,主要包含了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果;文化则偏向于软件,更多地承载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与思想。他认为,梁漱溟的思想在现当代中国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的“中学”指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西学”则是西方现代科技文明,二者的有机结合应该是中国发展的方向。“梁漱溟虽为大儒但并不固步自封,很愿意汲取外国的先进经验”,他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
“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在当今国际社会关于普遍的道德标准尚无共识的情况下,儒家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宗教和文化之间本来并没有冲突,但如果对一些具体事情处理不当,那么任何宗教或文化之间都有可能发生摩擦,前不久的《沙尔利周刊》事件就是有力的证明。如果国际社会都能了解一点儒家文化,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就可以避免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情。”艾恺说。
谈到中国文化走出去时,艾恺强调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应该是思想上的交流与共享,“中国在古代时期曾经是思想的输出国,欧洲启蒙运动的许多思想来自中国,法国在建国初期就参考了一些中国的治国理念。儒家文化兼收并蓄的思想已经让中国的文化艺术演变成了中外文化的结合体,像佛教艺术、二胡、武术、戏剧和绘画等,已经不能算是纯粹的中国传统文化了,不如把这些文化艺术做得精益求精,使之更具有中国特色,这样想必会在全世界觅得更多的知音。”
60多岁的艾恺是知名学者,也是一名“文艺青年”。他酷爱西洋歌剧和莎士比亚的话剧,还是中国京剧的铁杆戏迷。当年,他和夫人在台湾学习中文时开始学习京剧唱腔、表演,现在每逢重要的节日和场合,他还会扮上行头来上一两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