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周梅森：一般的反腐剧跟《人民》不能比

《人民的名义》集合众多戏骨联袂演绎。

搜狐娱乐讯（姜佳敏/文）4月24日的晚上，《人民的名义》【观剧】编剧周梅森在追完该剧最新播出的两集后，接受了搜狐娱乐的电话采访。电话接通后，周梅森一开口便激动地问搜狐娱乐：“你看了今天这两集吗？又创了历史记录，（实时）收视率破7了。”周梅森和同事们组建了一个聊天群，在这个群里，他们每天都会监控当天《人民的名义》的收视率数据。

据CSM35城和CMS52城数据显示，当晚《人民的名义》播出到第45集时（21点29分），实时收视峰值破7，这个数字无疑创造了近十年国内电视剧史的最高纪录，《人民的名义》已然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新晋剧王。

周梅森早在该剧播出前就看过全剧，但如今还是每天追剧。他坦言：“有些剧不耐看，看着想快进，但这部剧不同，它很有嚼头，再看仍有新鲜感。”周梅森是偏爱自己的这部作品的，他觉得《人民的名义》跟一般的反腐剧，甚至跟他以往写过的反腐剧都不一样。从最开始创作时，周梅森就没想过要把《人民的名义》写成纯粹的反腐剧，而是要把它写成一部反映目前中国社会生态的作品，如同一部当代的《清明上河图》。在这部剧中，观众不仅能看到官场中的李达康和高育良，也能看到平民百姓郑西坡和郑胜利。它呈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反映出了周梅森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中国社会的一种思索。

因此，在周梅森看来，《人民的名义》是很难被超越的。他告诉搜狐娱乐，《人民的名义》火了之后，网上很多人都在嚷嚷：“某某反腐大剧也要出来了，将要超过《人民的名义》。”对于这样的口号，周梅森毫不遮掩地表达了他的不屑之感：“我真希望能看到这个情景，但我毫不客气地讲，他们做不到。《人民的名义》不仅仅是一部反腐剧，他们的剧跟我这部剧不具有可比性，不客气地讲，他们也比不起。”

编剧周梅森（资料图）

搜狐娱乐：《人民的名义》能够成功，你觉得都有哪些原因？

周梅森：第一，我们长达十几年来没有出现过这种面对社会真实现象的作品了，很多反映当今社会的作品都是假大空。还有一些作品远离生活、远离人民，穿越去了，手撕鬼子去了，宫廷内斗去了。长期以来，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太少了，几近绝迹，社会对这类题材的作品有一种饥渴症。在这部剧中，我们能够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种种现实，这种现实有时候看起来很残酷，但是我们终于可以面对它了，我们的观众就会觉得这个剧很真诚。

第二，十八大召开以来，反腐是整个社会乃至全世界关心的焦点性问题。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部作品把它拍了出来，这也是文艺跟不上时代造成的一种遗憾。这部作品带着反腐的精神腾空出世，肯定会引起关注。

第三，我个人认为，这部剧里的编剧、导演和演员十分卓越，创造了中国当代电视剧的一个非常难得的优秀品质。首先，剧本是绝对的原创，我是本着“不能重复别人、不能重复自己”的原则来写的。另外，导演李路为了拍这部剧，两年来每天睡两三个小时。这部剧里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也带来了最高水准的表演。所以，这部剧怎么可能不好看？

搜狐娱乐：但听说这部剧开拍之前，有些投资方因为没有信心，都撤资了，你和李路导演差点要把股票和房子抵押了。

周梅森：当时是这么个情况。最初有50多家投资方撤资，后来剧本已经全出来了，要开拍，还差两千万。我和李路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李路在南京有个两三千万的别墅，他把房子抵押了，可以抵押出一千五六百万。我当时手里有150万股的一只股票，只不过当时这个股票停盘了，我和券商讲好了，把股票押给券商进行贷款，可以借到一千五百万。最后是一家叫做“正和顺”的影视公司入股了，钱到位了，我们自己就没投这个钱。最后给我们投钱的都是几个小公司。

但是我想，我也很感谢这些不投资的大鳄们。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现在想想，正因为没让他们控股，我们才能做出一部这么优秀的好戏。如果碰到要抢时间赶速度的，碰到不认同我们创作理念的，碰到胆小怕事的，要把剧本中的台词改掉，那么人家有钱，人家说了算，那我和李路可惨了，这部戏是以什么模样跟观众见面就不好说了。这部小投资商构成的投资环境，给予了我们很大的艺术创作空间。这些小投资商一个个都很好，从来不过问、不干涉我们的创作活动，从来不说钱花多了，花少了，真是很优秀。我要向这些小投资商表示深深的敬意。

演员吴刚饰演李达康

搜狐娱乐：达康书记因为这部剧火了，你在创作时，是怎么看待李达康这个官员的？他是个好官吗？

周梅森：李达康当然是一个好官了。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取得的成就，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有一大批像李达康这样的干部干出来的。但是，这类干部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就是习惯权力不受监督，而且本能地反感权力不受监督，这个问题不解决，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我写李达康这个人物也是带着一份谨慎和警觉，我并不是全面地、无保留地赞赏他，我就是想在他身上体现，权力如何监督这类干部。

搜狐娱乐：有些观众认为，像李达康这种一心为民、对钱权色都无欲无求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仿佛不存在，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周梅森：这种官员确实存在。我举一个例子，广东最早改革时有一个官员叫梁湘，他当时是深圳市市委书记。这位老同志大刀阔斧地搞改革，最后到他晚年的时候，我们作协的领导去看他，家徒四壁，很贫困，这种人不是没有。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老家的一位市委书记李仰珍也是这样的，他去世的时候我也到他家去看了，没有比一般的老百姓家状况更好。所以，观众不能认为，没有既清廉，又做事的干部。改革的时代中，这样的干部是存在的。就算在封建王朝，也有像海瑞、包拯这样的清官。我们怎么会怀疑在现实生活中，竟然没有几个好干部呢？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

搜狐娱乐：这部剧的一大反派就是高育良。他好像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很痛恨祁同伟的卑劣行径，一方面又与祁同伟同流合污，你是怎么看待他这个角色的？

周梅森：这就是所谓的两面人格，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现实生活中的反腐案件中，这种有两面人格的人不是一个孤例，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像他这种人，在温柔的陷阱里越陷越深，使他被迫跟祁同伟，赵立春同流合污。他这个角色非常典型，我们有很多高级领导干部就是这样一步步跌入了腐败的深渊。我想这是一个个教训，当你发现了，后悔了，已经来不及了。

搜狐娱乐：那你是怎么评价赵立春的？虽然他是贪官，但你在剧中也很多次写到他是改革开放的功臣。

周梅森：当年他在汉东省的时候，也是做过贡献的。电视剧里唯一一个他的镜头就是九十年代，他到山区视察，聘用李达康上任，做了不少贡献。所以在这部戏里，没有绝对的坏人和绝对的好人，我们客观地写出了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这个戏不是过去老套路的主旋律作品，不是黑白分明的人设安排，我们开始做这部戏的时候有要求，不论好人、坏人、腐败的、没腐败的，都把他当作人来写，当人来演，让他充满人的气息，而不是脸谱化。

搜狐娱乐：有观众认为，在这部剧里，阶级固化的思维很明显，比如反贪局的陆亦可的妈妈也是法官，陈海的父亲也是检察长。

周梅森：这纯属臆想。你看看我的身份，我是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作家，十五岁起就开始在煤矿挖煤了，我到现在为止的最高学历是高中毕业，我一直跟中国最底层的群体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我难道会在人设问题上这么倾向上层阶级、有背景的家庭吗？完全不可能的。

有时候作品出来了以后，（观众）让你这个作者没法写了。有句话说：作品活了，作者死了。你问我是怎么写的，但可能观众不会理解。大家知道了我的背景，知道我也跟祁同伟一样，那么大家又会有想法。所以对于这部作品，现在各种说法都有，我想这也是一个好现象。对一个艺术作品的创作者来说，他就是希望有多种解释，有各种可能性的，我觉得不是坏事，让大家评论去吧。

搜狐娱乐：有些观众认为，跟高育良、祁同伟这些反派相比，作为正面角色的陆亦可、林华华显得太过单纯，如果没有侯亮平，她们完全斗不过反派，你当时这么设计是为什么？

周梅森：她们代表了年轻的，阳光的力量。我认为在整部戏里，假设没有这些亮的色彩，这个作品就太沉重太阴暗了。

搜狐娱乐：这部剧虽然是正剧，但很多情节观众们都觉得很搞笑，比如李达康说自己背锅、李达康吐槽祁同伟哭坟等等，您当时创作时的本意也是想用这些段子来活跃一下剧情吗？

周梅森：不是，我实际上就写了一个政治生态剧，这些都是构成这个政治生态的一部分。

搜狐娱乐：那年轻的观众把这些当作搞笑的段子来看，你是什么想法？

周梅森：很好啊，年轻的观众以他们的形式接受了这部剧，这非常令我欣慰。

搜狐娱乐：因为这部剧，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丁义珍式”窗口，有网友说这叫电视剧治国，你最初有想到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周梅森：没想过。一部文艺作品不具备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功能，“丁义珍式”窗口的问题应该由当地主管部门来解决。但是，如果这个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影响世道人心，影响舆论，让祸害老百姓的这种窗口感到压力，我觉得也不是坏事。我强调的是，文艺作品没有解决这些事情的功能，所以不要寄希望于文艺作品来解决这些问题。

搜狐娱乐：你之后还会在继续创作反腐题材的作品吗？

周梅森：现在正在筹划《人民的名义》的电影。我还要创作，但如果下部作品没有新的想法，新的角度，新的思索，我不会轻易提笔，也不会轻易地写第二部，我要做的东西一定是要对得起广大热爱我的作品的读者和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