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回到马克思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

这个过程从《哲学的贫困》开始,经过《1850―1853年伦敦笔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基本完成。在我看来,这第三次转变并非异质性的思想革命,而是他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即建立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之上的历史现象学的创立。

其直接基础就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中具有革命性突破的伟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1847年以后,马克思开始对以 “资产阶级社会”为生产力发展最高点(“人体”)的人类社会历史进行科学的批判考察。

面对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实现的生产方式,他在完成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建构的同时,实现了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生产力最高水平为尺度的对人类社会及其个体的现实存在的哲学确证与批判。

因此,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哲学探讨不但没有被放弃,反而获得了真正的实现。因为正是在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历史研究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本质才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每一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运行规律也才第一次被揭示出来。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第一次在真实的社会历史情境中被具体地指认。这也就是马克思创立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在“资产阶级”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分工和交换所形成的生活条件必然导致人的社会劳动关系(类)的客观外在化(价值),以及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进一步的物役性颠倒关系(资本),因此也就历史地构筑了有史以来在社会生活方面最复杂的社会层面和内在结构,这必然形成独特的非直接性的历史认识论的全新哲学基础。

而批判性地去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拜物教,透过各种颠倒和物化的经济关系假象,最终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就是马克思新的科学批判理论――历史现象学的主体内容了。

四、“历史现象学”的意义场

那么,历史现象学,作为我用来重新命名马克思的科学批判理论的特设指认,它的真实内涵究竟是什么?这是我在本文最后将要辨识的一个问题。与学界对上述研究方法的缄默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现象学”这一概念提出以后,立刻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其中也包括我的老师孙伯??先生的批评。

他们的疑问是:用“现象学”来指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成果,其合法性何在?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提问。我以为,问题的关键是对“现象学”的历史界划。

自《逻辑研究》发表以来,现象学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显学”广为人知。只要一看见这三个字,人们很容易将它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大师联系在一起。然而,必须声明的是,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使用这一概念的意义场,并不是来自胡塞尔的现代现象学,却更多地是类似康德以后直至黑格尔所指称的古典意义上的现象学,它是在传统本体论和传统认识论之中生发出来的。

与胡塞尔主张的“意识现象学”不同,这种现象学并非要求人们以自我的内省或体验以及一种意识的精致微观结构去面向“事实”,达到一种先验本质的“澄明”境界,相反,它是从休谟的经验怀疑论开始,由康德断裂开来的二元世界中的“现象界”奠基,再经费希特、谢林的主体性努力,最终在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中达及现象与本质的统一。

黑格尔所创立的“精神现象学”,就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相统一的批判立场,它要求人们关注从具体地感知物像到构成感性确定性的“知觉”直至自我意识构架的分层现象结构,以及在现象背后作为最终本质和规律的绝对理念的揭示。

这种古典意义上的“现象学”,是黑格尔在批判康德认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研究事物(本质)在时间内的历史地呈现(显相)出来的认知科学。以黑格尔自己的话说,精神现象学的主要任务是,“运用辨证的方法和发展的观点来研究分析人的意识、精神发展的历史过程,由最低阶段以至于最高阶段分析其矛盾发展的过程”。

[9]因此,黑格尔本人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和导论中都曾说过:“精神现象学所描述的就是一般科学或知识的形成过程。

”说到底,这也是揭示物化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背后的精神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物相批判理论。这也是我借用这一概念的缘起性语境。当然,马克思从来并没有用“历史现象学”来指认自己的理论,这只是我在黑格尔古典现象学批判语境中的一种借喻。

即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确认,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过程,必须经由对多重物化颠倒的商品-市场中介关系的历史性剥离,才有可能达到对事物本质非直接性的批判认知。这种历史性的批判现象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列宁所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一致的。关于这一点,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是这样论述的。

首先我认识到,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神正论过程中,创立了批判人的类本质异化的人学现象学,这是对黑格尔的哲学逻辑颠倒。而青年马克思在1845年最初的经济学批判中,在赫斯的经济异化批判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

在马克思看来,赫斯由于缺乏真正的哲学基础,尤其是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深刻了解,他的论述是不够鞭辟入里的。更主要的是,赫斯的交换(金钱)异化论已经被马克思从劳动生产(对象化)异化出发的更深一层的完整经济异化理论所取代了。

虽然相对于古典经济学现实的客观思路,马克思的这种人本主义逻辑――理想化的悬设的劳动类本质还是隐性唯心史观的,他不得不为了革命的结论而伦理地批判现实,但这也正是他自我指认的一种新的批判思路的出现,不同于费尔巴哈的人学现象学,它是一种在全新的逻辑建构中穿透资产阶级经济现象批判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

而在1845-1847年的哲学革命中,马克思在抛弃人本主义异化批判逻辑时,实际上已经在实证科学的意味上否定了现象学认知(往往与异化逻辑相同体)合法性。可是,在《1850-1853年伦敦笔记》(以下简称《伦敦笔记》)对经济学资料的详尽占有过程中,他再一次在科学的视域中意识到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颠倒和物化的复杂性,所以,在超越古典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边界的同时,马克思重新创立了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认识论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

马克思这时关心的问题不再是一般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而以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透视这种颠倒的假象,即如何去掉一层层现象和假象,达到那个真实存在的本质和规律。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自然性(自在性)中客观发生的多重颠倒和客观异化,这才需要非直观和非现成的批判性现象学。

这里,它不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面对的主观现象,也不是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自己原来那种否定现实经济现象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因为马克思这时的历史现象学的前提是社会关系的客观颠倒,这种颠倒的消除不可能在观念中实现,必须由物质变革来完成。

科学的社会历史的现象学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的这种颠倒是如何历史形成的,它要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客观颠倒的社会关系,以最终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秘密。

具体地说,马克思必须面对复杂的物、物相、外在关系、颠倒了的关系、物化关系,非主导性的关系(如过去了的封建关系),在科学的历史抽象中找到原有的关系(简单关系),再一步步再现今天真实的复杂关系和颠倒了的社会结构。

这不是直观或抽象反映,而是一种重构式的反映。这里既要一步步破除社会关系中由于颠倒所产生的迷碍,获得史前的简单的社会关系,又要从这种抽象的关系一步步复归于颠倒的各种复杂的经济具象。

这就使马克思进一步发现,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的资本、货币、价值、商品等,个人和一般人的常识眼睛是看不清它们的本质的,因为这是一种颠倒的歪曲的社会现象。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包括它的社会唯物主义)同样是以这种假象作为全部理论的肯定性前提的。马克思这时关心的问题就是去掉意识形态,发现经济现实(物相)的本真性(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根本基点。

也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提出,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正是他政治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前提。这是过去我们传统研究没有认真注意的方面。所以,历史现象学是马克思《1857-1858经济学手稿》的最重要的哲学成果,也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理论制高点。

我以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一切当代性的学术创新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不可跨越的我们自己“回到马克思”的基础性研究。其实,“回到马克思”作为一种口号是空洞的,它本身并没有太大的争论价值,关键倒是在这一口号之下,我究竟是否做了一些值得批评的具体研究?比如上文已经讨论了作为一种马克思哲学研究新方法的文本学的解读模式,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内在思路来反观他哲学发展的逻辑的新视角,MEGA2的新文本群的意义,还有我所标注为“历史现象学”的马克思批判理论之新解。

令人生疑的是,《回到马克思》一书这些具体内容却被大多数批评者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可能因为这种具体的批判比起对口号的评说来,会辛苦和艰难的多。我期待一种具体的批判和论争。因为,这将是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次深刻挺进。重要的不是我的观点之对错,而是我们这些黑眼睛黄皮肤的年轻一代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者是否需要脚踏实地地使马克思在我们手中直接“上手”一回。

最后,我想援引我的老师孙伯揆教授的一段作为本文的结语:“任何发展都好象是历史的延伸,但又不是简单的历史延伸。在发展的道路上不仅充满了曲折和迂徊,而且仿佛还有向出发点的回归。但这种回归不是要放弃已经卓有成效地获得的一切,而是要寻找新起点,以便向更高的目标推进。

马克思在谈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得不在苦难和挫折中曲折发展时说道:‘像19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目地;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面前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远大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

[10]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经历着和上述情境相同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最初文本’,这几乎是当今所有致力于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们的共同意向。

如果像上述马克思所生动描写的那样,不惜把事情重作一遍,以便坚决地、更彻底地把马克思的思想和事业推向前进,这自然是十分正确而明智的。

回到马克思,回到的原初作品,是为了凭借一个多世纪以来革命史和学说史的丰富经验(成功的和失败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借鉴马克思以后全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方面丰富而生动的事实,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的真正本质。

通过这种探索进而去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理论层面和精神内涵,以便使马克思的学说不仅成功地运用于破坏一个旧的世界秩序,而且能成功地运用于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不仅能成功地运用于革命和战争的旧时代,而且能成功地运用于和平和发展的新时代,这是时代的呼唤,历史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使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面对时代的挑战,肩负起历史的重担,这是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集中思考的大问题”。[11]

[1]其实,这本书出版以后,我已回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去了,《无调性的辩证幻想――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文本学研究》一书即将出版,一批解读青年卢卡奇、施米特和科西克的论文也正在发表过程中。

[2]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8页。

[3]我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完全依赖前苏东马列编译局的前期工作,从早期的马列主义文选到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第1-2版)和《斯大林全集》,无一例外。这项工作倒没有受到意识形态冲突的影响。在原著研究方面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一句话,前苏东的传统教科书解释构架是我们原著研究唯一的制约性前设。

[4]巴黎塞伊出版社2000年推出了法国年轻女哲学家伊莎贝尔?加罗的新著《马克思对哲学的批判》。在这本被评论界称为“回到马克思”的论著中,作者用新的方法和观念探索了马克思哲学主要概念的形成过程,并以此为基础,用马克思的理论对生态学、女权主义以及全球化资本主义新的生产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是一个重要的佐证。

[5]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2页。

[6]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146页。

[8]这是我从英国意会哲学家波兰尼那里借用的概念。参见波兰尼:《个人知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9]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5页。

[11] 参见孙伯揆先生为拙作《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所作的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