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即之金刚经 中华文化“四大金刚经”的相同之处
一般认为,春秋之后的两千五百多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是儒、释、道。这三家的鼻祖是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他们也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长久受到后人的景仰和崇拜。不知是历史巧合还是天意安排,他们同处公元前五百多年的一个时代。
按出生前后排序,应该是老子、释迦牟尼和孔子,而人们习惯于说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把次序颠倒了。 从表面上看,在儒释道三家中,儒家关注的是表现形式,讲述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更多的人们能够理解和接受它,也因此使孔子儒家排行老大;而释家和道家重视的是内在本质,探寻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规律,所以只有少数有灵性有智慧的人们认识和应用它。
但是,从发展的眼观上,道家和释家是“求本”的智慧,儒家是“求末”的常识。而古人云:“求之其本,经旬必得”,“君子得其时则驾”,所以老子和释迦牟尼都能够超然洒脱;“求之其末,劳而无功”,“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所以孔子只能劳心劳肺而且费力不讨好。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人们将更重视在无形中决定人的命运并支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曾经颠倒了的次序将会纠正过来,还原本来的道释儒,而在这过程中需要关键少数发挥重要作用。
道学与儒家有差别。从老子与孔子的学识、志趣和悟性来看,孔子对自己的弟子谈到老子使说:“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
老聃,真吾师也!”我们相信孔子说的是真话。孔子被称为是圣人,圣人都觉得老子探索宇宙奥秘的智慧是“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那么他的弟子们更是晕头转向是可以理解的。
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为道”。结合两方面的因素来看,上士研究道德层次的文化、中士研究仁义层次的文化、下士研究礼仪层次的文化。注重表面形式上的繁文缛礼的文化,是下士探讨的礼仪层次的文化,很容易“忠信之薄”、“而愚之始”,而很难看到文化的内在生命活力,不懂入道守德就无所谓仁义礼的哲理。
相对来说,道学是探寻天道,注重穿越时空的具有内在灵性的卓越智慧;儒家是讲究礼仪,注重家长里短的能够直观表现的习俗常识。 佛家与儒家也不同。
佛家放眼大世界,一视同仁,顺应客观规律,合力普渡众生;儒家只看小圈子,内外有别,根据主观需要,区分高低贵贱。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秉承藏传佛教最优良的传承和教育,享誉世界,是当今公认最具创造力的年轻一代藏传佛教导师之一,他在《正见:佛陀的证悟》中说:“我们很能理解儒家的智慧吸引人的之处,例如尊敬顺从长辈,家丑国耻不外扬等等。
这些原则或许是明智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规则却成了极端负面的结果,例如控制言论和镇压反对意见。
执着于保留颜面和顺从长辈的思想,导致了长久以来的欺骗和谎言,从对待邻居到对待整个国家,都是如此。有了这样的历史背景,许多亚洲国家根深蒂固的伪善,就不令人感到惊讶了”。
的确,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孔子周游的所谓列国,其实原本就应该成为一个国家。特别是在促进全球一体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有地球原本就是一个自然村的观念和情怀。
列夫·托尔斯泰认为:“只把某些人联合起来,这样的联合正好把这些人和其他人隔开,因此这种局部的联合往往不仅是使人不团结的根由,而且是使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怀有敌意的根由”。儒家违背了生命平等和个体差异性及自然属性的本质特征,就会形成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怀有敌意的根由。
道家与佛家很相似。钦哲仁波切“对《道德经》十分推崇”,觉得这部经意义深远,是中国最好的产品之一。认为《道德经》与《金刚经》很类似,深邃、广大、无穷无尽,只要做到“平等、顺其自然,就是真正在修禅定”。
对于佛法与佛陀的关系,钦哲仁波切认为,佛教中地位最高的应该是实相或佛法,然后是传法的佛陀。这和道学中道法与老子的关系是相同的。
我们知道,老子道学也是无神论的哲学系统,老子从来没有神化过自己;而之所以从道学中演化出道教,老子被奉为太上老君,是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和内心的迷茫困惑恐惧所造成的。道学与佛学有很多相似之处:李耳相似于悉达多,老子相似于释迦摩尼,太上老君相似于佛陀,道教相似于佛教,道法相似于佛法。
说到底,我们可以确认两个事实:一是老子和释迦摩尼都是人,所以如恩格斯所言,“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伟大的多,高尚的多,因为‘神’只不过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二是道法和佛法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只要意识到这两点,我们就可以证悟道学与佛学的内在本质。
“钦哲”一词的大意,是智慧与慈悲。钦哲仁波切认为:“中国元代的帝王,在佛法的弘扬上也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不太长的几个朝代,几个世纪以来,极度实用主义的中国人采用了儒家,而非佛家或道家。
这是很令人伤心的事,因为即使是《道德经》的只字片语,都是无价的。儒家提供的是常识,因此实际的中国人喜好儒家;而道学和佛教提供的都是超越常识的智慧。它不能带来即刻的获利,但是如果中国人能看到拥抱智慧的长远利益,我有信心中国人会再度拥抱道学和佛教卓越智慧”。
非常奇妙的是,在不太多的几个朝代之一的蒙元时期,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对道学和佛教特别推崇。
成吉思汗听过长春真人丘处机所讲的道家哲理后说:“谆谆道诲,敬闻命矣,斯皆难行之事,然则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还命令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对一个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来说,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也足见道学对成吉思汗的影响之深刻。
而忽必烈则是把佛教确立为国教。可见蒙古人对道学和佛教的特别重视。
成吉思汗把道学作为“仙命”来虔诚地遵从,忽必烈则是把佛教确立为国教,因此道学和佛教对他们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是产生特殊作用的,甚至对整个蒙古族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鄂尔多斯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大多数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鄂尔多斯文化,是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城市文化的融合体。从蒙古族文化的角度来看,无论作为众多宫殿还是忠诚部落,鄂尔多斯都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
或许正因为这种历史渊源,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提出成吉思汗文化概念,即成吉思汗以及后人在他的影响力下形成和创造的文化。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你的心胸有多宽广,你的战马就能驰骋多远”。
心灵领域的扩大与世界距离的拉近是同步的。成吉思汗之所以是天之骄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年风云第一人”,主要是因为扩大了心灵领域,拉近了世界距离。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国际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来看,我们特别重视成吉思汗的三个之最:一是最早提出并实践了“全球化”;二是占有最广阔土地而成为“千年首富”;三是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的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
对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的历史贡献,美国学者杰克·韦瑟福德认为,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
他创建的自由贸易通道不仅促进了商业的交流,还促进了东西方的思想、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交流。
“蒙古帝国印制了世界上第一种国际通用的纸币。”德国社会经济学家韦伯在谈到“货币和货币史”时说:直到13和14世纪以后(即蒙古族创造的国际通用纸币流通以后),商业才开始从铸币中解放出来,随即走上银本位、金本位和复本位制的道路。
西方从16世纪开始,仿效中国设立了储币银行。日本学者饭村穰说: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他对睡眠中的世界注入活力,“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可见成吉思汗以及蒙古族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有多大。 成吉思汗以及蒙古族创造通用货币“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从而使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成为“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而马克思在其经典着作《资本论》中,如恩格斯所言,对资本和劳动“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是“透彻和精辟”的说明。
由此即通过货币纽带和资本轴心,我们可以看到成吉思汗文化与马克思理论的内在必然联系。在生存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对这种内在必然联系的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对整个人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和谐发展将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佛教有转世之说,道教也有《老子化胡经》的故事。在学习研究和具体应用佛教文化时,我们来一个“超然的幽默”也未必不可。按照某种内在逻辑,在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岁月如梭、历史更迭、穿越时空的世代轮回中,成吉思汗把道学作为“仙命”来虔诚地遵从,或许是因为他是老子的化身;忽必烈把佛教确立为国教,或许是因为他是释迦牟尼的转世。
而马克思第一次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作出科学说明,或许是因为他是奠定资本基础的成吉思汗的化身,他们都活了66岁;恩格斯或许是忽必烈的转世,他们活了75和78岁。
恩格斯像兄弟般支持马克思,或许是因为他们前世就是一家人,所以提出马克思理论不提恩格斯,提出成吉思汗文化不提忽必烈,谁都认为是很正常的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3个不同时代的3组6个人当中,相对来说,老子、成吉思汗、马克思都有严肃认真的特点;而释迦牟尼、忽必烈、恩格斯都有随性活泼的个性。
例如,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其内在本质上是探寻真理,从容不迫,但是烧香、磕头以及天堂、地狱等形式和概念都是精细设计出来的“超然的幽默”;而恩格斯自白“喜欢的箴言:从容不迫”,“喜欢做的事:捉弄人和被人捉弄”。
或许因为中国人自己缺少而需要外来的从容不迫以及“超然的幽默”、“捉弄人和被人捉弄”的个性特色,所以古印度释迦牟尼的佛教实现了中国化,现代西方马克思理论也正在实现中国化。 总之,个性、情感、智慧、能量相似的人们,或许有某种优质文化基因可以穿越时空吸引、传递、接纳、重组、创新的特殊通道,这是可能的;而不管什么时代、什么地方的圣人、天才,最终所揭示、反映、转化和体现的都是不受地域界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这是必然的。
也就是说,圣人、天才之间的转世是幻想故事,以佛教的用意就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出于慈悲和善意的奇妙编剧;而只有揭示、反映、转化和体现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才能成为圣人、天才,而且所有圣人、天才都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自然法则的化身,也由此才能形成“经”书,这是必然的。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四大金刚经”的相同之处,即遵循自然法则。
在中华文化中,老子道学是本土文化,释迦牟尼佛教和马克思理论是外来而实现中国化的文化,成吉思汗文化是走出去并实现全球一体化的文化,它们才是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的“四大金刚经”。
它们既有空灵柔和、润物细无声的内在魅力,又有所向披靡、威震四方的精神魄力。它们的有机融合,是当代中国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 近年来,我们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作为重点研究课题,2015年取得阶段性成果,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专着《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
也就是说,在中华文化的“四大金刚经”中,我们对三个有了一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忽必烈曾经确立的佛教这个国教,应该补上、补上,阿弥陀佛!2016年10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藏传佛教调研组”一行去西藏学习考察,确实有很大收获。
应该说,我们的“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是一种加持和积累福德,使我们有机会、有条件、有能力在新时代去“西天取经”取回真经来。当我们把更多的智慧与更深厚的慈悲融合起来时,我们的视野、观念、胸怀、心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和改善,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会有很大的进步和提升。
就我们目前学习和探索阶段的认知,对佛教的思考和应用,大概可以分为六个方面: 形式巧设计,实质求真理; 人间是剧场,婚姻乃大戏。
超越小自我,融入大空间; 佛法妙转化,修行又赚钱。
真经一句话,依法不依人; 生命延间隔,灵魂得永恒。 作者:包海山,草野思想库理事会副理事长,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会长 (本文为《对佛教的思考与应用——兼谈中华文化“四大金刚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