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为什么穷 有人说拍纪录片的人穷 但为什么他们就拍成了千万富翁?
2016年1月7日上映的纪录片电影《舌尖上的新年》,耗时14个月,走访了中国东南西北35个地方、拍摄60多种年味,工程量相当于一整季的“舌尖2”。
85分钟的片子里,陈晓卿想呈现的是“观众不了解,有陌生感”,以及“从以前流传下来,有传承”的美食。
然而票房并不像片中的大部分美食那样浓墨重彩——这部纪录片电影的排片率很低,不足1%,上映十天,票房仅为174万元。
好在投资了1200万的“新年”,处境并不像“174万”这个数字昭示的那么惨。上院线之前,出品方便通过与淘宝合作,在淘宝举行的“阿里年货节”中,让淘宝作了相应的年味备货;又与爱奇艺网站进行视频合作,获取网络视频点击分成;并将海外版权卖给央视国际。仅这三项,就使纪录片收回了三分之二的制作费用。
只是与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2》整体广告盈利达到2.5亿的成绩相比,“新年”的市场表现太不成功了。
谁都没见过的榛子花
2014年,《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拍完后,“舌尖”的主创团队就集体“待业”了——那一年,全国掀起“审计风暴”,央视在风口浪尖上,许多项目因此搁浅,“舌尖3”是其中之一。
除了导演陈晓卿,“舌尖”的主创团队大多是央视的“雇佣军”:导演陈磊、邓洁原属上海电视台,李勇则来自重庆电视台。他们进不了央视编制,也回不了原单位。“舌尖3”搁浅,他们一度只能等待。
“空当期”里,陈晓卿找了一些“有的是钱”的老朋友,张罗起纪录片大电影《舌尖上的新年》——这原本是计划中“舌尖3”系列产品的一部分,也是他一直以来的一个“电影梦”。2014年10月,《舌尖上的新年》开拍,陈磊、邓洁、李勇担任联合导演。
摄制组初剪出来的片长是110多分钟。按照出品方和发行方的要求,他们不得不再剪掉30分钟。“本来院线纪录片市场就不是很成熟,太长的话,院线会减少排片。”发行方告诉导演组。
剪掉的30分钟里,有一段关于榛子的故事。在东北铁岭,邓洁随一家人上山收榛子。那时,绿色的小榛子还是植物形态,被包裹在一个花朵里——那枚花朵也是俏皮的绿色。“此前,我们谁都没有见过它们的样子。”邓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之后是晾晒。秋收季节,村里的空地、屋顶、房前屋后全部晒着榛子,几天后,绿色慢慢褪去,小花变成褐色的花骨朵。然后,村民们像脱粒一样,用农用的褡裢捶打它,“榛子就会从那个花苞里自己跳出来”。
榛子的外壳非常坚硬,直接吃,每个人“都得配一把老虎钳”。村民有办法:把榛子泡水,先在沙里炒,炒完放凉,再放到冷水泡——这个时间要掌握得非常好——每棵榛子浸泡时间不能超过四分半钟。泡完后迅速捞起,平铺晾干。当水分慢慢蒸发后,邓洁们看到了有趣的一幕:“榛子像有生命一样地,在地上跳动。”
这是简单的科学道理:榛子的壳是木质结构的,泡水后会膨胀,在干燥空气下蒸发、脱水后,内部压力会产生变化,榛子壳中的气体会向外冲破硬壳,榛子随之噼里啪啦地跳动。而当地村民对这件事的描述是:“我们在唤醒榛子仁,让它活过来。”这成了邓洁最为心痛的段落。
而对制作团队来说,票房遇冷也许跟年味逐年淡漠有很大关系,一年多的寻找和拍摄过程中,他们就遇到过不少濒危的年味。央视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不回家过年的人数比例达到36.21%。
好吃的八宝饭必须加大量猪油
李勇来自山东鲁西南地区,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过年,会有很多新年特供的零食:比如“焦叶”,一种油炸的面片;“糖丝”,面粉外面裹上糖,油炸、抽丝,做成长五厘米左右、铅笔粗细的形状;还有“果子”,一种油炸的面食,过年送礼,很多人家都会带上一些“果子”,讨个好彩头。现在,这些只属于新年的零食基本消失不见了。
摄制组遇到过不少濒危的年味,比如山东莱芜的糖瓜。这是莱芜、威海等地过年流行的零食,消费季节只有腊月到春节前后短短一个月。秋收结束后,糖瓜作坊就开工。做糖瓜的人,要从早到晚不停熬制麦芽糖,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等十多斤麦芽糖熬好,要趁它们韧劲十足时拔糖,这是个重体力活,需要四五个人合力——电影镜头里,这个过程不亚于一场集体和麦芽糖的搏斗。形成糖片后,再经过合缝,形成三米左右的长糖管,随后糖管被移到温度较低的室外,以最快的速度用细绳一个个截断,用嘴吹成瓜形。
陈楼村的糖瓜远近闻名,村里有十几家作坊,作坊主全是六十多岁的老人。摄制组拍摄的主人公陈佃起,制作糖瓜的手艺传承了五代,到他儿子这一代,再也不学做糖瓜,倒是开起了饭馆。
对年轻一辈来说,制作糖瓜很难唤起他们的积极性,辛苦忙活两个月,最多也就挣三千多元,再加上糖瓜中空的造型,很容易压碎,不便于运输,也很难批量生产。村里的作坊能保留下来,纯凭老百姓们过年的一点习惯。年轻人习惯没了,糖瓜也就难逃消失的命运。
年味红龟粿,也面临同样命运。红龟粿实际上是厦门一带流行的祭祀用品,临近初七八,是红龟粿卖得最好的时候。它将糯米粉用红曲米等染料浸红,加入白糖和水搅拌、揉搓成米粉团,包上花生仁和黑芝麻制成的馅料后,再用特制的龟印压出寿龟的图纹,放进笼屉蒸熟制成,象征吉祥、长寿。福建人在祭祀之后将其食用,口感香甜而极有弹性。
摄制组一度找不到合适的访问对象。四处打听,终于找到“厦门最后一个龟印制作人”潘海仁,然而他只做龟印,不做红龟粿。几番辗转,剧组最终才在厦门郊区找到了一位老太太,她还能做些好吃的红龟粿。
在邓洁看来,红龟粿这样的年味没落,同祭祀仪式的没落有关。而另一些年味的消失,则是因为不符合现代人的健康观念,比如,“焦叶”“果子”,油多、糖多;上海人爱吃的八宝饭也是如此。“好吃的八宝饭,就要加入大量猪油,少了一定不好吃。现在我们也会在餐桌上摆一碗八宝饭,它是年味的必需品,现在它少油少糖、非常健康,但并不真正美味。”邓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邓洁家过年的餐桌上,曾经必备的一道菜,还有蛋饺。以前每到大年二十九、三十,家家户户都要把煤炉升起来,自己制作。但如今,现成的蛋饺在超市随处可见,且一年四季都有,不再专属于春节。
“生活富裕了,以前很多美味只集中到春节,如今美味被稀释到365天中,我们对于年的期待,也没有那么浓烈了。”邓洁说,“还有,春节相聚的时间越来越短,相处越来越着急,也就很难再尝到那种特别花心思、花时间,手工制作的年味。”
陈磊还想拍摄一些春节才能一见的习俗,这个想法最终没有实现。他们了解到,广东顺德有一个连杜村,每到元宵,村里会举办规模盛大的“生菜会”,取“生财”的彩头,两万人聚在村里的广场上,摆满围桌,一起用餐。摄制组勘好了地形,也计划好航拍,结果2015年元旦,上海外滩发生严重踩踏事故,出于安全考虑,连杜村只得取消“生菜会”。
在山西,过年流行举办“旺火”仪式,也就是把煤堆堆成高高的宝塔形状,在元宵时点燃,当地人围着它转圈,祈福。出于安全、环保的考虑,“旺火”仪式也被叫停了。
最干净的一家豆腐坊
仅剩的年味,几乎都是在农村找到的。在城市里寻找年味,时常使摄制组犯难。
导演邓洁和摄制组原本计划拍摄广东地区很有名的一道年菜盆菜。邓洁很担心,流水线生产的盆菜很多,春节前的广东,就连超市里都在售卖包装好的盆菜,观众再看盆菜的制作,还会有新鲜感吗?美食顾问沈宏非启发了她:“你们或许可以到香港找找看。”沈宏非记得电影《窃听风云3》里有一场戏:拥有丁权的男人们在宗族聚会时,在祠堂门前吃饭,必备的一道菜,就是盆菜。
在一位香港美食家的介绍下,邓洁在香港元朗一个叫做屏山的村子里,找到了传统的盆菜。屏山远离市区,坐地铁也要近两小时才能到,它就在许鞍华的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里天水围的对面。天水围早没了围村,都被改造成了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但屏山还有一片片村民自建的低矮房屋。村里还保有丁权——年满18岁的男子,可以拥有修建丁屋、无需向政府缴付地价的权利。村里人际关系传统,食物也透着传统的味道。
邓氏父子就在屏山经营一家盆菜馆。儿子留学归来后,继承父亲的手艺做盆菜。每道菜都精心烹制,即使是搭配盆菜的鸭饭,鸭饭由鸭油和鸡油炒制而成,里面还有新鲜的橘皮、晒干的陈皮、干贝、香菇丁,味道极为鲜美。最讲究的是吃饭的地点,邓氏父子的盆菜馆距离邓家宗祠只有100米左右,每天开张前,他们都会去宗祠祭拜。
不仅是过年,邓氏的族人结婚,也会在邓家宗祠里办酒席,席间必备的一道菜,就是邓氏父子做的盆菜。邓家盆菜,也出现在《舌尖上的新年》的镜头里。
走向农村是无奈选择,也不失为理想之举。“城市的东西都非常确定,都是标准化的,我们知道它做出来会是什么味道。但在农村,有些东西,可能这一锅没熬成,就彻底坏了,有许多不确定性,要依靠经验、手感,它与这个地方的水有关,与这个地方的农作物有关系,甚至与做它的人的心情也有关。这种不确定,或者更有魅力一点。”邓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安徽黟县,摄制组见到了一处“目之所及最干净的豆腐坊”。豆腐坊容易藏污纳垢,那里的一位徽州女人和她不太会讲话的儿子,却把一个每天都有许多人排队的豆腐坊经营得一尘不染。
在重庆酉阳县苍岭镇火烧溪村,摄制组拍到了他们想要的开篇镜头:不通公路的山谷里,老夫妻石邦惠、赵明慧家里,三面绿树青山环绕,外出打工的儿女们抱着孙子、孙女归来,四世同堂,热闹非凡,桌上摆的,是最为传统的腌制腊肉。
这是导演李勇费尽千辛万苦找到的一幕。他熟悉城市人餐桌上的腊肉——工业流水线批量生产,猪也不是年猪。只有在远离现代文明的乡村,才能找到最原生态的腊肉。
石邦惠家里的猪,就是年猪。年猪吃的,都是老两口自己种的南瓜、玉米、青菜,不吃化肥饲料,不吃打过农药的食物,因而生长缓慢,满一年才能宰杀。妻子赵明慧则会用家传的方法,腌制足量的腊肉。
下乡觅食,时有意外之喜。导演陈磊记得,摄制组前往广西平乐沙子镇,原本准备拍摄广西地区过年流行的年味酿菜。在镇上一家小饭店吃饭时,一道味道特别的松皮扣肉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找店家一问,原来这是镇上一个老农民李老汉做的,因为他做的松皮扣肉远近闻名,小饭店常请他来帮忙,招徕食客。
摄制组很快找到了李老汉家。这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家里其它地方都显得杂乱,唯独厨房收拾得一尘不染,炊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李老汉不善言辞,操着浓重的乡音,但讲起制作松皮扣肉繁复的过程,他立刻滔滔不绝。“从他脸上和言语中,能感到一种对自己手艺的自信和自豪。”陈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千万富翁的纪录片拍摄者,原先是亿万富翁
“结果并不让人意外,只是奇迹没有发生。”对于《舌尖上的新年》并不理想的票房,陈晓卿这样对南方周末记者总结:“我没有想到电影和电视行业之间,壁垒那么厚,离得那么远。”这些壁垒,源自对电影行业的陌生。“如果更熟悉些,也许从宣传到发行,都会制定完全不一样的策略。”陈晓卿说。
“电影给纪录片挖了一个很大的坑,不停会有拍电视纪录片的人往下跳。”曾有一位朋友这样告诉陈晓卿。经此一役,陈晓卿觉得自己还会继续往下跳:“毕竟,在全世界的纪录片行业里,有一半纪录片是依托影院生存,而不是电视生存。”
全世界最赚钱的纪录片,是迈克尔·摩尔拍摄的《华氏911》,全球票房超过1亿美元。在中国,纪录片电影的最高票房纪录,是由雅克·贝汉执导的《海洋》保持的——在长达两个月的超长排片期后,它获得了2689万元人民币的中国票房。然而它的总投资是3.5亿元人民币。
陈晓卿亲口问过雅克·贝汉,为什么我身边拍纪录片的人都这么穷?贝汉想了半天,告诉他,有一对常年在非洲拍摄动物纪录片的夫妻,就是千万富翁。陈晓卿睁大了眼,问他这对夫妻是怎么做到的。贝汉哈哈大笑,说,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原本是亿万富翁。“通过纪录片挣钱,我看不出来,纪录片赔钱,我可以举很多很多例子。”贝汉说。
前段时间,陈晓卿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篇文章,其中一句话是他十分崇敬的BBC的资深制作人尼克·弗雷泽说的:“其实从纪录片产生到今天,我们纪录片的资金筹措问题,从来都没有解决过。”
“BBC是一个老牌的纪录片制作方。他们有这样的DNA,不计成本地拍摄关心地球的片子,他也回不了本。但金钱并不能阻挡他们继续前进。他们有做这种事情的责任和道义。”陈晓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陈晓卿每年都要去荷兰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FDA),全世界的纪录片工作者会在那里找到组织。在那里,纪录片的样态很丰富,有BBC式的,也有大量小成本的独立纪录片,比如马尔科姆·克拉克拍摄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六号公寓的女士》。这部纪录片成本只有十多万美元,最后赚了一百多万,克拉克把它们全部捐给了一家慈善组织。
每逢纪录片节,会有几十万观众专程从欧、美各地赶往阿姆斯特丹,看这些很慢、很长,又很有情怀的纪录片。
欧美市场对纪录片电影的热情,让陈晓卿颇为憧憬。“等我们国家什么时候真的能够发展得慢一点,人再富裕一点,再不那么着急一点,我想看纪录片的需求会更多。”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