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于廑读音 读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有感
读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有感
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总给人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困惑感,对于我们这些历史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如何走出这种“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而求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则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在读过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一文后,一方面深为吴先生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所折服,另一方面也从吴先生高屋建瓴式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治学中学习到一点心得,我把它总结为“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治学眼光和由此相应而生的“同中求异,以求不同;异中求同,以求规律”的治学方法。
吴先生在《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一文中共说明三个问题:一,亚欧大陆东西方的封建农本经济都是重农抑商,都是耕织结合的自足的经济,但西方封建农本经济有其可注意的特点;二,由农本而重商的变化最初发生在西欧,变化起因于农本经济的内部,商业和城市经济由封建农本经济的附庸发展为它的对立物,促使它的对立物,促使它转向商品经济;三,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涌现的历史前奏。
其中心问题在于从西欧农本经济内部的变化来理解和说明这个由农本而重商的历史转折。可以说这三个问题的提出和论证解决充分体现了吴先生独到的治学眼光和治学方法。
重农抑商的思想在古代封建中国一直长兴不衰,这一方面缘于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专制统治,须掌握足够的编户以保证其赋役的征发,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彻底地贯彻农本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另一方面则是儒、法两家的重农思想对封建中国透入骨髓式的侵染。
儒家思想重民本,为足民食,安民心,主张农本;法家思想重君权,为厚殖国力,增强国威,亦主张农本。如此两种原因的相互作用便使我们传统思维里形成了古代中国封建经济是农本经济的看法,可以说这是合情合理。
但对于同时期的西欧经济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认为是商业经济,这要追根于我们对古希腊罗马时期它们曾经创造得商业繁荣给我们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和西欧临海多港口易于贸易的主观判断。
吴于廑先生并没有拘于这种传统观点,他站在中西方历史的高度,通过对“农本经济是谋生经济,足衣足食是它的根本目标”这一本质特征的分析和对同时期西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的法规及神学家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商业的种种限制表现中,创造性地提出东西方的封建农本经济都是重农抑商,都是耕织结合的自足经济。
与此同时吴先生又敏锐地发现西方农本经济有其自身特点,即耕作中重犁的使用,纺织业以毛纺为主,饮食以肉、奶、乳酪为主的习惯等,他由此指出这些充分证明畜牧业在当时的欧洲封建农本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在以后的西欧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可以说他的这种论断是极具有创新性和说服力的,而他所运用的“同中求异,以求不同”的治学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在对后两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中,吴先生亦坚持了他一贯的治学眼光和治学方法。
吴先生认为农本而重商的变化最初发生在西欧,变化起因于农本经济的内部,商业和城市经济由封建农本经济的附庸发展为它的对立物,促使它转向商品经济。中国封建农本经济由于自身的惰性而使它在向更高一级的商业经济迈进时步伐异常艰难,而同时期的西方经济在十六世纪前后却发生了越来越显著的变化:自足经济变为商品经济;居于补充亦即附庸地位的商业和城市经济,变为支配地位;闭关自守变为对外商业扩张。
发生这种变化的根源何在,西欧的商业和城市经济从何兴起,与封建农本经济关系如何,这个问题一向吸引近代西方史学的关注,这也是吴于廑先生所要探讨解决的问题。
吴于廑先生对于比利时历史学家昂利皮朗提出的“欧洲封建时代商业城市的兴起,归来于自东方贸易的推动”外因论和美国经济学者斯威齐提出的“封建庄园经济是为使用而生产的体系,城市经济是为商品而生产的体系,商品生产和封建制度是相互排斥的概念。
”的观点并不盲从。他认为东西方以农为本的、闭塞的封建自足经济所说的“闭塞”“自足”其意义都是相对的,少数必需品的交换是相对存在的,同时也绝不排斥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及其流通的存在,而有货币流通,也就有商品交换。
货币和和交易在农民阶级中都从未绝迹,把商业和市场的兴起完全排斥于封建经济内在因素之外,只能是一种抽象的缺乏论据的推理。商业、市场、市集、城市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把农村多余农牧产品投入市场进行交换的活动,并非开始就是封建农本经济的对立物,自始就对封建农本经济起侵蚀分解作用。
在相当长的发展阶段中,它是封建农本经济的必要补充,有利于封建农本经济的发展,交换和自足相辅相成,城市与农村并行不悖。
但吴先生也同时指出这种协调和适应并非一成不变的,商业和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与封建农本经济的协调和适应,就会变为对它的侵蚀与分解,非对立的关系变为对立的关系。吴先生以尼德兰和英国为例论证了商业和城市经济由封建经济的附庸,变为它的对立物,终之取得支配地位是可以令人信服的。
承前所述,吴先生又进一步指出伴随着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重商主义应运而生,而商主义的出现就是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前奏。这一观点的提出体现了吴先生“异中求同,以求规律”的治学方法,是从西欧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表现和经济发展趋势而形成的具有前瞻性观点。
吴先生指出,伴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商人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同时国家为谋求富强,巩固和加强自身的统治与商人维护和扩大其商业利益达成了一种利益上的契合,于是重商主义便出现了。
而重商主义的产生的意义最深远的结果,不在于转瞬消逝的封建国家统一政权的威力,而在于国内外封建农本经济闭塞状态的空前突破,在于商业,跟是工业的发展。以对外贸易,发展航海和造船事业,抢夺开发殖民地为主要内容的重商主义,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一部分转入工业,促进了技术革新和扩展,推动了工业规模扩大和产量的迅速提高,另一方面开拓了极为广阔的海内外市场,刺激了原有工业部门的膨胀发展。
这两方面的结果又使得其国内大量农民因土地的剥夺而成为自由劳动力被迫转向了工业。所有这些对西欧国家尤其对英国来说,都是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所需资本、技术、劳动力的前提。所以最终在实行重商主义最有效的英国,最早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工业起飞。吴先生由此得出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前提的结论是相当可信的。
总之,在读过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一文后,获益匪浅,尤其是他作为一个研究世界历史的大师级人物来说,其鲜明的治学眼光和独到的治学方法值得我们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进一步充分借鉴和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