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无奈选王洪文接班:为缓冲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

王洪文,张春桥与江青在毛主席追悼会上(资料图片)

被采访者朱永嘉:文化大革命时担任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曾为王洪文讲解《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朱维铮认为:“评《海瑞罢官》如果没有朱永嘉的出力,姚(文元)再有水平,也不可能写出来。”。文革结束后,被隔离审查5年,198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1988年提前释放。

斗室之间,尘埃尽染。堆满书籍的两张架子床上,蛛丝斜挂。3月上海,正值雨季,天阴沉沉,破旧的书房里寒意犹深。午后,一只白猫悄悄走进来,一纵身,跳上了朱永嘉的膝头。猫的主人坐在两张架子床间的局促空地里,一盏灯打亮他的背面,整个面孔却为屋内的阴暗笼罩。

“我的编制还在复旦,也不算复旦的人,基本上就在家里。他们给我生活费,给我图书馆借书证,有这些条件我就够了……我出来的时候已经59岁了,退体金200块钱一个月……”

34年前,运动需要,朱永嘉因“写作组”而兴,由复旦大学一名普通教员一跃而起,成为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文革”期间,他直接领导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专供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上海市官方“御用”,被张、姚等人倚为腹心。

身为通晓历史的知识分子,朱永嘉手眼虽能通天,但是机关览尽,内心始终处于一种履冰临渊的彷徨状态。权力机器一旦开动,不幸卷入的知识分子,其命运实际上早已无从自主。

“四人帮”垮台未几,朱永嘉成为全上海第一个被捉拿的高官。根据事先安排,他本可借出访机会逃亡,但没有选择这样做。回国时,飞机甫一落地,就被送进了隔离室。

“我又不会跑,我走的时候就跟写作组的人讲,你们放心好了,我的事情是我的啊,”朱永嘉说,“我不想跑,一人做事一人当,做人这一点骨气总要有的吧?”

风雨来时

《南风窗》:“四人帮”倒台时,您是什么感受?

朱永嘉:“四人帮”倒了,我就感觉麻烦了。我讲了那么多话,怎么可能没事?在上海市常委会上我主张对抗,我说打嘛,干嘛,打他个巴黎公社,虽败犹荣。虽然没有对抗的资本,但当时思想上是这样的。

决策权不在我手上,在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手上。马天水后来妥协投降了,那我也没办法可想了。我的意见,在下面写作班里支持的人占多数。但在领导层里面,他们权衡利弊,最后妥协,免得血肉拼杀。

《南风窗》:妥协的人后来怎么样?

朱永嘉:也判刑,比我判得还重一点。躺下来,横过去,跟不跟他斗,都是一刀。这一刀免不了。所以后来判刑,我心里是很坦然的,就像幼儿园里面排排坐吃果果,按照次序来。

这样一排,免不了要吃官司了。怎么办呢?我就跟我老母亲讲,看样子要关一段时间了,不会太短,你给我送点书来吧,给我买一套《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什么的,让我带到里面读书去吧。杀也不可能杀,党内没有砍头的传统。

《南风窗》:据说您自己在监狱里读了不少书,悟出不少道理,都悟出什么来了?

朱永嘉:交接班啊。这里面有一句老话,叫做“君老不事太子”。早一点跟太子走,你是要倒霉的。如果老皇帝跟太子吵翻了怎么办?太子总是要接班的,你不跟太子,要是老皇帝死了怎么办?这是两难。

我是跟着老皇帝走的,我不该死啊?这是跑不了的。就算后来我不讲那几句对抗的话,什么会议也不参加,为了个人利益一律回避,还是要判10年,一样的。

写作组的人,都卷进去了,而且清查完了,我们写作组的3个人都判了刑,我14年、王知常12年、肖木9年,别的就开除党籍,放到基层劳动。还有很多年轻人,清查后办了学习班。

《南风窗》:您事先对这种风险有没有预感?

朱永嘉:我只知道风险很大,至于结果到底怎么样,我说不上来。我就是担忧,不知道他们(张、姚)自己的命运将来怎么样。上面的情况是说变就变的。你不要以为张春桥在北京地位那么高,实际上他在那里是非常孤立的,他能指挥的就是我们这支队伍。我心里不是完全没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