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与毛泽东 听辛亥老人仇鳌谈与毛泽东的交往

仇鳌(1879—1970),字亦山,湖南湘阴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曾襄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首倡辛亥革命,担任国民党湖南支部主要负责人。1921年帮助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并任校长。1949年参加争取湖南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委员。仇君好,1939年生,原北京市机械局工程师。

记者:仇君好同志,您知道您的祖父仇鳌和毛泽东的交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仇君好:据祖父回忆,他和毛泽东是由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后来成为毛泽东岳父的杨昌济介绍认识的。杨昌济和我祖父是一同留日的学友。

祖父晚年喜欢回忆往事,和毛泽东的交往是他一生特别得意的一件事,经常跟我们讲,所以他们之间的很多事情在我脑子里印象都很深。1916年,仇鳌奉孙中山之命回长沙进行革命活动。一次,一些湘籍留日学生在他就读过的岳麓书院聚会,毛泽东、蔡和森也来了。

杨昌济介绍他们跟他认识,说可以请他讲讲追随孙中山、黄兴反清救国十几年的革命经历。这次聚会后的第一个周日,毛泽东一早就从长沙南城的第一师范徒步来到位于北城文星桥的仇宅拜会他。

当时仇鳌外出办事了,晚饭时分才回来,毛泽东坐在小板凳上等了一天。仇鳌被他的诚意所感动,和他从黄昏一直聊到深夜,后来留毛泽东在家里住了一晚,就睡在一张从日本带回来的行军床上。从此以后,毛泽东经常从南到北穿过长沙城,来听仇鳌讲辛亥往事,也向仇鳌谈自己的想法,一起探讨革命和救国问题。

记者:这么说,毛泽东后来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很多思考和评述,不光是建立在对历史的间接认识上,也有与仇鳌这样的革命党人的直接接触打下的感性基础起作用。

仇君好:正是。祖父说,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很多问题都有浓厚兴趣,喜欢刨根问底,所以他也非常认真地回顾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经过。比如,毛泽东对1906年仇鳌组织同盟会湖南分会在长沙发起的“义葬陈姚”活动就特别感兴趣。

陈天华是仇鳌在岳麓书院的同窗好友,一起参加过黄兴发起的华兴会。1905年底,陈天华在日本蹈海自杀。1906年5月,留日归国的湖南人姚洪业为创办上海中国公学,受官方压制经济不支,投黄浦江自杀。同盟会总部要求湖南分会借吊唁这两位因世道黑暗而死的义士,向清朝皇权抗议示威。

仇鳌等立即组织学、工、商各界,于1906年7月11日进行抬棺游行,并主持公祭仪式。参加公祭的上万民众齐唱岳飞的《满江红》,声势浩大,官府不敢出兵干涉。毛泽东听了,对民众组织起来后威力这么强大十分兴奋。三年以后,毛泽东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上撰文,称“义葬陈姚”反清游行是“惊天动地可记的一桩事”。

记者:仇鳌读过《湘江评论》吗?

仇君好:何止读过,毛泽东办《湘江评论》之前,就向仇鳌谈过这个设想,还就如何办报进行过交流,因为仇鳌有办报经验。现在一般的研究者都说《湘江评论》共出了四期后停刊。但据祖父回忆,1920年春,毛泽东赠给他用牛皮纸大信袋装着的五期《湘江评论》,他一直珍藏在书柜的深处,可惜在1927年马日事变中失落了。

毛泽东在他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有名文章《民众的大联合》里说:“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

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这些思想都是和仇鳌反复探讨过的内容。比如仇鳌曾跟毛泽东讲过,华兴会成员多数是文人学者,其中有一些人认为贫苦民众中鱼龙混杂,是乌合之众,宣布了一个“思、恐、决”三字方策,要与穷苦百姓划清界线,当年仇鳌和陈天华都觉得这样不对。

所以看到毛泽东在文章中对辛亥革命的分析和总结,仇鳌特别欣赏,认为解除了他心中十几年的困惑。仇鳌特别认同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观点,一直到晚年都经常提起。

1920年下半年,毛泽东、彭璜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函邀请仇鳌参加,还推举他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长。1951年仇鳌写给毛泽东的长信里曾回忆起这件事:“窃忆,一九一九年、一九二○年间,有一位朝鲜同志来长沙,你们开会欢迎,邀我参加,并请我说话。

我当时向这位朝鲜同志说:‘我们不要讲狭隘的民族报复,要为世界所有被压迫的民族谋解放。’大家都以我的话为然。你当时正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翌日即送我一公缄,请我加入。我问是什么原因,你们说就是前日我说的话和你们的宗旨是很合的。”仇鳌特地写了一首五律《宝剑》赠给他们,里面有一句后来他经常提到:“一剑存知己,天涯万里行。”

记者:当时毛泽东他们还集资创办了长沙文化书社,宣传马克思主义。仇鳌是否参与其事呢?

仇君好:仇鳌是文化书社的热心参与和支持者。文化书社当时有社员36人,其中有原同盟会员仇鳌、方维夏、朱剑凡、易培基,每人按书社章程捐资十块大洋。仇鳌还利用在湖南政界和文化界的名望,领毛泽东和彭璜去找在湖南当政的谭延闿题写了“文化书社”匾额。

记者:毛泽东等人后来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得到船山学社的支持,应该与仇鳌有很大关系吧?

仇君好:是的。船山学社是由光绪进士刘人熙主持,1914年在清代经世派学者郭嵩焘的思贤讲舍旧址开办的,在那里陆续办起了船山小学、中学,有一个图书楼。他们每周集会一次,进行演说和自由问答,宣扬“抚怀先哲”、“维持人心风俗”,还发行《船山学报》月刊,在湖南文化教育界影响很大。1920年夏天仇鳌接任船山学社社长后,成立了董事会并担任董事长。

1921年8月毛泽东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回到湖南后,就在船山学社住了一个多月,一边养病一边读书。不久毛泽东和何叔衡(他是船山学社老社员)去找仇鳌,表示想办一所自修大学,取类似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院的内容,普及文化教育,以期选就人才,改造社会,但是办学场地和经费无法解决。

仇鳌认为他们的想法与船山学社弘扬民族文化的宗旨很合拍,所以大力支持他们,特地腾出船山学社的房屋供自修大学使用,还去省政府替他们争取办学经费。

后来才知道,毛泽东他们办自修大学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按照中共一大精神,举办理论学习班,培养教育革命骨干。当时毛泽东、何叔衡的中共党员身份还没有公开,他们在自修大学的宣言里也不可能把这个目的亮出来,只是倡导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但就是这样,还是在船山学社内部遇到了很大阻力。

一些守旧的老社员甚至联名上告,赵恒惕政府借机不承认湖南自修大学,拒绝拨款。仇鳌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召集船山学社董事扩大会公开讨论并议决此事。

祖父多次对我们绘声绘色地讲过这次董事扩大会的戏剧性场面。开会前一个多小时,长沙一些大专院校的教师、学生,工商界的职工等闻讯都纷纷赶到船山学社来旁听,顺便观看挂在屋檐下、墙壁上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组织大纲》、《入学须知》等等。

这几个东西在当时还是有些惊世骇俗的,所以他们三五成群地议论个不停。仇鳌宣布董事扩大会开始后,船山学社学长马上站起来厉声指责仇鳌说:“船山学社是为保存国粹、弘扬国学而立,是恭奉圣贤之地,引进自修大学是损船山学社名誉!

”守旧分子们纷纷责问:自修大学难道是要让那些不识字的“光眼瞎”、“泥腿子”们,只要自修大学主管点头,就可算是一名大学生?!一位守旧派名流呵斥说:“在思贤讲堂中居然悬挂大鼻子、凹眼睛的夷狄相片,与圣贤神龛并列,实属玷污祖先神灵!

……”他的话还没说完,仇鳌就指着墙上挂的马克思、列宁像,严厉地说:“中华圣贤神灵至尊无上,怎能与洋人头像并列?马上摘下!”空气立刻紧张起来,只见毛泽东和何叔衡向易礼容等人打手势让他们去摘头像,易礼容等极不情愿地搬起木梯子,走到神龛边上,正不知如何下手,仇鳌高声喊出了下半句:“移挂到堂屋西壁,中梁柁下!

”几个年轻人这下都听明白了,麻利地爬上爬下,把马克思、列宁像移好挂正了。

守旧派趁机叫嚷:“办学者是长毛,助办者是逆贼!”“把不尊圣贤的逆贼赶出思贤讲舍!”教室里的围观者都是支持办自修大学的群众,情绪十分对立。而易培基、左学谦等革新派人物都支持仇鳌,他们提出请仇鳌阐明在船山学社创设自修大学的理由,再作决定。

仇鳌于是作了一个长篇讲话,认为让“泥腿子”们在船山学社识字、读书、明事理,也可以通过他们弘扬国粹,落实船山学说“求适于用”的目标。他热情赞扬毛泽东等人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是要为湖南做些实事,为中国的新生做除旧布新之事,勇气可嘉,令人敬佩!最后,经船山学社董事、社员们举手表决,通过了在船山学社创设湖南自修大学的决定。

会后,仇鳌立刻去省政府见督军赵恒惕。赵一看董事扩大会已经通过,也就认可了这件事。仇鳌当即口述呈文,由赵恒惕秘书执笔撰写了关于船山学社创设湖南自修大学的省府公函,赵当面签名、盖章,派公差送教育厅备案、执行;随后又以船山学社开展文化学术活动,鼓励研究新思潮为由,名正言顺地争取到省政府每月四百多大洋的办学经费。1921年8月,湖南自修大学正式开学,仇鳌亲自题写校名,并被推选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主任。

记者:这么说来,在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正式开始国共合作之前,国共合作从仇鳌和毛泽东并肩与旧势力作斗争时就已经开始了。

仇君好:可以这么说。我再举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当时赵恒惕大搞“联省自治”对抗孙中山,引起国民党人不满;又杀害湖南自修大学学员、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激起共产党人极大愤慨,罢工运动此起彼伏。毛泽东常来仇鳌公馆,和他交流。

仇鳌是学法律出身,毛泽东领导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的时候,接受他的建议,亲自率领工人到省政务厅请愿,并且手持《湖南省宪法》,写下符合“省宪”规定的呈文,以防口述无凭。仇鳌还亲自去找赵恒惕,力陈维护“省宪”尊严、依法办事、取信于民的道理。赵恒惕政府最后迫于压力,答应了他们争取营业自由、增加工资的要求。

记者:这个例子很能说明:毛泽东在搞工人运动的时候不是只让工人自己去孤零零地努力,那样很容易流血和失败。有一个统计,毛泽东等在湖南组织了11次罢工,只有一次失败,而当时其他省份的罢工成功很少。在中共三大讨论国共合作的时候,毛泽东发言支持国共合作,认为搞民主联合阵线对革命有好处,他的依据就是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看来毛泽东确实已经在湖南进行联合阵线的实践了。

仇君好:他是很善于联络有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民主革命者,争取他们的支持的。仇鳌是一个代表,跟他的关系最密切。其他像易培基、朱剑凡等等都帮助过他们。

因为仇鳌支持工人运动,和毛泽东等关系太近,与赵恒惕矛盾越来越深,后来在长沙呆不下去了。1923年春,他辞去船山学社董事长和湖南自修大学校长职务,与陈惟俭、郑湘衡两人组团,出洋考察欧美各国两年。行前还约见毛泽东、何叔衡,请他们介绍苏俄情况,听取他们的考察建议。毛泽东后来也离开长沙,去广州和上海工作。之后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有20多年时间没有谋过面,只是偶有书信往来。

记者:那么大革命时期,国共正式合作,仇鳌和毛泽东反倒没有什么接触了。

仇君好:是的。不过仇鳌同其他共产党人还继续保持着关系。1925年,他抵达苏联访问,当年8月的《真理报》刊登了以仇鳌为团长的国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参观的详细报道。1925年仇鳌回国途经北京时拜访了李大钊,还商讨了回湖南办报的设想。

这年秋,仇鳌回长沙主持国民党湖南党务,担任湖南《国民日报》社长,聘请共产党人谢觉哉为主笔,主持评述革命动态,大力介绍苏联情况。他还应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之请,兼任脱胎于湖南自修大学、由中国共产党人经营的湘江学校校长及中共湘区区委主办的《湖南民报》社长。

北伐开始后,国民革命军攻进长沙,驱逐军阀赵恒惕后,唐生智任湖南省主席,仇鳌主持党务政要,贯彻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共合作局面在湖南生机勃勃地展开。

湘江学校声誉也迅速上升,教育厅批准按“甲等补贴”资费拨款给该校办学,招收共产党员兼国民党员的青年开展农运讲习等内容。在1927年3月该校停办时,毕业近300人。在湖南,以仇鳌、朱剑凡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何叔衡、柳直荀、易礼容等密1927年4月2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政府欢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一行。

前排右四为罗易、右五为谭平山;站在罗易、谭平山身后者为蔡和森,蔡和森左后方为李维汉;后排右一为仇鳌,右二为何叔衡。

切合作,联手对抗军阀,关系很融洽。1927年4月2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谭平山、蔡和森陪同下路经长沙去武汉,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政府举行招待会欢迎他们一行,宴后仇鳌特邀蔡和森、何叔衡到办公室叙谈,还题赠蔡和森一首五绝《题马》,其中有“顾视霜风起,如将万里行”的句子。

十天以后,“四一二”政变就发生了。4月21日国际工人代表团到达长沙,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政府依然与共产党人一起欢迎。

记者:紧接着,5月21日何键和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您刚才说到仇鳌珍藏的《湘江评论》在马日事变中失落了,仇鳌在这次事变中遭遇了什么吗?

仇君好:那次事变中他差点被许克祥抓去。当时是在深夜,遭到捕杀和洗劫的除了共产党人以外,也有国民党左派人士。许克祥派兵包围了仇鳌住宅,大喊:“捉拿共匪仇鳌!”仇鳌带着家人侥幸逃脱,但财物被士兵趁乱抄劫了一番。

朱剑凡住宅也遭到袭击。最可气的是,过了几天,长沙各报以头版刊载消息称:国民党政府成立清党委员会,何键为主任,许克祥、仇鳌都在委员之列,还刊发了仇鳌拥护清党反共的发言。仇鳌大怒,向国民党中央申诉,许克祥受到记过处分。事后毛泽东还曾托人致函慰问。

记者:没想到还有这样一个国共两党人士共患难的历史细节。那么,在这之后,仇鳌和共产党再续前缘,是否就是湖南和平解放的时候了?

仇君好:是这样。但仇鳌在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交往中受到的影响很大,后来思想越来越倾向于共产党。如,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参政会组织特种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仇鳌为五名召集人之一。他推翻了胡秋原起草的咒骂共产党的审查报告,重拟新的报告,首先签上自己的名字,并请其他四名召集人签上名,终于使有利于共产党的审查报告得以通过。所以他才能最终走向革命,在湖南和平解放中发挥作用。

1946年仇鳌切除了半个肺,医生说只能活五六年了,于是就自称“半肺老人”,国民党政府的活动能推就推,蒋介石给他的头衔职务他通通称病辞掉。但是1948年秋,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联系,转达毛泽东、林伯渠、李维汉、谢觉哉等老朋友的问候,希望他借助自己的声望和影响,推动湖南和平解放的时候,他欣然答应。

他还对中共代表余志宏说:“为了统一全中国,我们应搞一次民众的大联合!”并请他们代他“向毛泽东主席道一声谢谢”。

余志宏等听得莫名其妙,但回去以后还是原原本本地向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当时用名周礼)作了汇报。据说周里听了感叹说:“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早在几十年前,就为我们湖南和平解放做好统战工作了!”从此仇鳌不顾年逾古稀和特务威胁,为和平而奔走于各方势力之间。

他们商议决定,由程潜总揽全局和军事,仇鳌负责政治、文教、工商等社会各界的联络。8月,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广州政府,迎接解放军进城。在这之前中共中央军委已经明确:“此次我军进长沙,既不同于一般占领,也不同于北平的和平接收,而毛泽东1949年11月17日致仇鳌电文手迹是一种起义性质的和平解放。

”所以后来湖南解放叫做“和平起义”。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军联合会的工作就是由仇鳌和中共湖南工委的同志共同主持的。

记者:作为湖南和平解放的有功人士之一,仇鳌是否参加了新政协会议呢?

仇君好:很遗憾,他没能参加。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主席电邀程潜、仇鳌、李明瀚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但是仇鳌因为湖南和平解放时奔波劳累兼兴奋过度,病倒了,想到反正心愿已了,自己“半肺残躯,老迈无为”,就没有去。

1949年11月17日,毛泽东又致电仇鳌,欢迎他“来京赐教”,仇鳌遂于1950年初携全家迁居北京。毛泽东特在中南海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在宴会上还对特邀作陪的章士钊、刘斐和林伯渠、李维汉、符定一等人说:“早年我们在长沙闹革命,亦山先生赞助最力,对我们的革命是帮了大忙的,当时他给我们筹集到好几千块大洋,这笔钱很顶用,为我们党的事业出了很大的力气。

对我们做了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据他说,毛泽东还告诉他:“你老人家执意不做官,那就和我一起住到北京来。

那样,我找你老人家方便,你要见我也容易了。你老人家就在全国政协任特邀委员,愿意参加会就来,不想听就走,如何?”仇鳌很感动,就同意了。

记者:毛泽东对老前辈确实非常尊重和体贴。

仇君好:我觉得从毛泽东第一次到我们家坐了一天等着见祖父开始,他们之间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全家搬到北京后,毛泽东经常派人送来各地送给他的礼品,邀请祖父参加阅兵游行观礼、到各地视察等。毛泽东还多次接他到中南海家中做客交谈,听听他对时事的看法和建议。祖父祖母结婚60年纪念的时候,毛泽东还送来过贺礼。

记者:所以才有195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的前夕,仇鳌提笔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提醒他防腐蚀、笃国基的长信这样的事。那封信,既有对当年共同战斗的友情的回忆,又有善意的提醒,读起来既直率、诚恳,又显得很亲近。

毛泽东1951年10月7日致仇鳌信仇君好:其实那封信发出后,祖父心里还是有点不安的。结果三个月后毛泽东回信称“甚为感谢”。给国家主席写这样一封信,像祖父这样有勇气还是不容易的。不过毛泽东没有架子,和仇鳌是老交情,相处比较轻松融洽,他好像很乐意听取仇鳌这样的老人的意见。

有一次,毛泽东接仇鳌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告诉他美国兵已经打到鸭绿江边,想听听他的意见:是出兵过江抗击美帝国主义,还是重兵驻守边防?仇鳌认为目前经济百废待兴,美国实力雄厚,还是严守边防更为稳妥。毛泽东向他讲明了必须出兵的战略考虑后,仇鳌敬佩毛泽东的超凡胆略,但是也直率地指出:没有宣战,就派支援的军队进入他国领土作战,不合国际法,搞不好会引来群起而攻之,给美国以攻击我们的口实。

然后提出一个建议:“润之,你不是写过一篇《纪念白求恩》吗?白求恩大夫自愿从加拿大来到中国,救死扶伤。

从没听世界各国说他的行为不合法。我们可不可以派一批自愿官兵入朝援战呢?”毛泽东对“自愿军”的称呼很感兴趣,反复念了好几遍。过了一段时间,仇鳌看到了《人民日报》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报道,大笑说:“毛泽东真神人也!

”他告诉我们,“自”只代表个人意愿,“志”则表达出众志成城、有志者事竟成的决心,何其高明!仇鳌对毛泽东是真心佩服的。

记者:仇鳌和毛泽东的交往,确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之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

仇君好:祖父经常回忆的一件事也很有趣:1961年1月31日清晨,1956年2月13日,在二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闭幕后中央统战部举行的招待酒会上,毛泽东与仇鳌握手。毛泽东邀请章士钊、仇鳌、程潜、王季范四位湖南籍民主人士来到他中南海的家中“小酌”。

入座后,毛泽东向他们卖关子说,请他们来,是为了陪一位“大家都熟识,又很难见面”、可以说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的客人,大家都猜不出到底是谁。不久客人来了,毛泽东笑着介绍说:“这位是宣统皇帝——溥仪,我们曾经是他的臣民。

”宴后,毛泽东和客人们一一合影留念。一周以后,毛泽东派人给我们家送来一张八寸布面照片,祖父让挂在墙上,我们全家视为珍宝,可惜在“文革”中丢失了。

记者:座中这“四老”都是经历过或者参加过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的历史老人,而溥仪当时刚经过长期改造,获得了政府特赦,成为共和国的一位公民。他们相聚在新中国,相聚在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家中的情节,很有戏剧性,也很有历史沧桑感。

仇君好:是的。后来溥仪结婚了,还带着新娘子李淑贤上我们家来拜望我祖父,再后来他们夫妇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毛泽东还到我们家来访过一次。那是1965年秋,毛泽东顺道来看望祖父。他们畅叙长达50年的往事和友情,也谈当前国际国内局势,特别是海峡两岸局势,交流对祖国统一的想法。那天天气特别晴朗,院子里的枣树果实累累,他们俩一起欣赏了好一阵。

毛泽东告辞的时候,一直搀扶着祖父走到门口。祖父那天很兴奋,叫祖母打开毛泽东送他的“贡酒”以示庆贺。两周之后,教育部派了一位副部长来到家中,听取祖父有关中国教育改革以及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建议。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华诞。想起祖父仇鳌和毛泽东之间的交往,想起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风云,心中不禁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