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评毛 评论:孙立平:谈中国式势利
这里引述的几则新闻都发生在今年的8月。强调日期,是为了说明我这里要讨论的现象已经不是零星且偶然地发生。
最近一篇评论的题目是《势利,早晚会把北大的声誉给毁坏掉》。报道称:8月12日,北京大学(西南首期)高级工商管理(EMBA)总裁研修班在重庆红楼宾馆举行隆重开学典礼,59名资产在5千万以上的重庆富翁成为首期学员。
这个EMBA研修班,虽然学制标的是1年,但每个月上课时间仅有两天。24天的课程,学费连同报名费,高达30000元,平均每天1250元。更引人非议的是这个研修班学员入学的资格:资产必须超过5千万。否则,你即使交得起学费也没有被录取的资格。实际上,也确实有19人因为在企业资产申报方面“弄虚作假”,被把关人看出破绽,最终被挡在这个研修班的门外。
在此,我最关心的还是这个题目:《势利,早晚会把北大的声誉给毁坏掉》。事实上,不独独是北大,也不独独是大学,而是在整个社会中,势利,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病症。大学为企业造势,政府为企业家护航,媒体对社会中的富人充满溢美之词等等。而在另外一面,则是对一般民众以及弱势者的冷漠甚至不屑。
势利,作为一种行为模式最大的特征,就是愿意锦上添花而不愿雪中送炭,其结果是,导致资源集中在那些拥有较多资源的人群手中。令人担忧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偏好。
8月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是云南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和家长享受到的免费“飞行报到”待遇。作为主办方的云南大山公司的老总及《昆明日报》的总编一再强调,他们是在倡导精英意识,因为社会需要精英,国家需要精英。只是他们没有说明,塑造社会精英与企业出钱包机送大学新生入学,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下面两个数字:一是全国99%的企业从未参与过慈善活动;二是在过去10年的慈善事业中,只有15%的捐赠是来自国内富豪。而在每年大学新生入学之际,都有贫困家庭的学生因经济原因而无法入学,甚至家长为此自杀的报道。两厢对照,令人感慨。
如果说市场和社会中的势利还仅仅是一种社会风气,那么,政府和拥有公共权力部门的势利,则会直接影响到公共资源的配置,甚至影响到社会公正。就此而言,在8月份还有两件事情也很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是,在河南省登封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登封市委、市政府向为登封旅游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给予重奖的事例。其中受关注度最高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获得价值百多万元的大众越野车的奖励。此外,获得奖励的还有嵩管委、宣传部、旅游局、少林景区管理局、文物局、宗教局、体育局等26个单位。也就是说,奖励的对象除了企业之外,就是有关的政府部门。
二是,不久前重庆公安机关出台了十条服务经济发展的措施,明确提出将为128位知名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通过“保护知名企业家联络办公室”,协调各级公安机关和各警种,保护企业领导人尤其是知名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命财产安全。重庆警方提供“特殊”保护的理由是,针对企业家的犯罪有上升的趋势,因此需要特殊保护。而此前,相同的现象还曾在许多地方存在着,比如有的省公安厅为企业家专门开设24小时热线等。
势利,本来在人们的意识中是一个负面的字眼,但近些年来,在发展经济的借口下,这种行为在一些地方甚至得到公开的提倡。在兰州举办的“浙商论坛”上,浙江东阳市经协办主任张东方说了一句后来引起很大争议的话,他说,兰州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重商氛围不是很浓,领导干部不敢“傍富”。
8月29日,兰州某报立即发表评论,题目是《“帮穷”先要“傍富”》,号召官员“傍富”。评论说:为什么要“傍富”?是因为富人一有资本,二有能力,三有信息,和他们交朋友,就能获得更多展示自己、推介自己的机会,就会获得更多的招商引资的机会,这样的朋友不交,就等于把招商引资的机会拱手让人。
如果害怕“傍富”,无法把自己的资源宣传推介出去,就不可能营造出“重商、护商”的发展氛围,不可能吸引到有效的投资,地方经济就不可能得到好的发展,百姓的整体收入就难以提高。
接连发生的这些事情,让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这样一个严肃问题,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超越性和自主性问题。
不错,目前我国仍然处在发展主义的时代,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必须明确的是,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必须以政府职能的正确定位为基础。特别是要看到,经过近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基本确立,民间经济力量也有了相当发育。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基础设施和法律法规等“公共物品”,其中包括为市场中不同的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方丈奖车”事件发生后,有人曾质疑向方丈奖励豪车是否合适。
其实正如有的论者已经指出的那样,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所奖车辆是否过于豪华,而是在于政府对于正常的经济活动和经营行为根本就没有进行奖励的必要。在市场经济中,盈利是企业本身,也是企业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来奖励企业或企业家,实际上是一种我们曾经分析过的“谬赏主义”。
政府势利的现象无疑会损害政府的超越性和公正性。其实,在一个社会中,资源的配置应该是公正的,兼顾不同利益主体的。尤其是政府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就更是要考虑到公平的原则。政府所要提供的是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是以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主体为基础。
甚至在市场已经造成较大不平等的情况下,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分配还更应该向弱势群体倾斜。以创造财富的能力来决定分享公共资源的比例,必将会对社会平等造成损害,并危害公正社会秩序的建立。
而官员与商人做朋友,“重商、护商”的做法,也打破了商人利益与社会其他利益的平衡,当商人利益与社会其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政府必然会一味偏袒而维护商人利益。这样,政府就无法在各种利益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和平衡,不能公平公正地执行制度和法律。
值得注意的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名义下,给予某些群体以特殊待遇,甚至赋予某种特权,将会导致势利的制度化。而伴随着制度化,势利必将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如公正和公平社会秩序的破坏,普遍主义规则被置之度外;对某些社会群体的歧视,甚至会为官员个人行为的腐败提供制度条件等等。而官员一旦“傍富”,就很容易使公共权力蜕化为私人的工具,官商勾结和寻租腐败现象便应运而生。(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