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与水杉 屡被误读的胡适与胡先骕合影照片

1925年胡适与胡先骕在上海合影的一帧照片,胡适题为“两个反对的朋友”,是一张珍贵照片,但许多学者将胡先骕误作陈独秀,且被广泛使用。虽然曾有人写小文在报端予以更正,本人也在自己新浪博客中予以说明,但均因传播有限,未引起足够注意。新近4月11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刊载一篇谈胡适与陈独秀的文章,仍然在误用这张照片。本人与此照片更正有些关联,有必要也作文,再予说明,并介绍此中经过,投之报端,以扩大影响。

将胡先骕误作陈独秀,始于1999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耿云志先生所编《胡适及其友人》照片集。其时,本人因所供职机构庐山植物园为胡先骕于1934年所创建,开始搜集胡先骕生平资料,以便编纂其《年谱》。胡先骕与胡适曾就新诗创作大开笔战,此前也曾拜读耿先生缩编《胡适遗稿与秘藏书信》,其中收有几通胡先骕致胡适手札,知二胡早年交往甚多,只是对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展开持不同观点而已。

本人孤陋寡闻,直至2002年才获悉有胡适照片集出版,以为其中也应有胡先骕材料,但无从购置,遂冒昧驰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先生,希望得到一册。

不久得到先生复函,云该书其手头无复本,待向出版社购置之后惠予。两月之后,2002年7月耿先生之书奉到,书名页上有其签名,让我喜出望外。该书精美,反复展读,发现有几张照片中有胡先骕,但均未标明,还有胡适与胡先骕合影,被误标为胡适与陈独秀。

起初,本人对胡先骕年轻时照片所见无多,对合影照片是否为胡先骕尚不敢断论,持之询问胡先骕之子胡德焜先生,得到肯定,遂致函耿先生,指出其标识有误。耿先生虚怀若谷,回函表示感谢,并云有机会将予以更正。其时,学界对胡先骕其人其事还知之甚少,将其照片误作他人,并不奇怪。

与耿先生函件往来之后,是年初冬,先生公务来庐山,还获邀请至其下榻之宾馆交谈。先生对我以业余身份治学,倍加鼓励。此后拙著《不该遗忘的胡先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和《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有幸出版,书中均使用该幅珍贵照片。问世之后,皆赠送先生正之。

耿先生自行更正其误识在2012年。是年胡适照片集在大陆中华书局出版简体字版,书名改为《胡适和他的朋友们》。耿先生再赠我以新书,且书中后记作公开致谢,余受之有愧矣。他写到:

繁体字版书第48页第44图(本书第48图),胡适原题“两个反对的朋友”,我误判为胡适与陈独秀。江西庐山植物园的胡宗刚先生,他是研究著名生物学家胡先骕有年,他发现照片上的朋友不是陈独秀,而是胡先骕。接着并陆续寄来胡先骕先生的照片和有关资料。他帮助我改正了这个严重的错误。

耿云志先生是研究胡适专家,对我如晚辈,先是慨然赠书,已让人感激莫名;我偶尔指出一点错误,不仅采纳,还作文感谢,实不多见。前辈风范,后学当时时铭记。十余年来,本人有芜作出版,遇有不相识之读者来函索要,总是尽量予以满足。今作此小文一为道明合影照片更正之原委,也是宣传此种学术交往之风,希望能广为传播。

本人两种关于胡先骕拙著出版之后,也曾获得一点影响,2009年7月接到陈独秀后人吴孟明先生一函,即是谈论该幅照片,其云:

事情是这样:先是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卷印有“1925年12月胡适和陈独秀在上海”合照一幅,当时就有朋友问我,“胡适旁边那一位是陈独秀吗?”因为陈独秀是我的舅祖父,在四川时我们共同生活了四年,直至他逝世,作为陈的后裔之一,他们很自然要来问我。

当时我回答“这不像陈独秀”,但他们不相信,认为出书必然有据,人的印象有时也不一定可靠。后来,无独有偶,团结出版社今年新出版《陈独秀与瞿秋白》,又出现了同样错误,更引起研究陈独秀的学者的疑问。

对此,我不仅同样作了否定回答,还举出先生大著《不该遗忘的胡先骕》和《胡先骕年谱长编》中同一幅照片,来正面说明与胡适合照是胡先骕而不是陈独秀;况且,在《不该遗忘的胡先骕》的后记中,还有“……在外出寻访的日子里,还得到胡先骕哲嗣胡昭静女士、胡德焜先生给予许多指导和帮助,胡先生家人还提供了部分照片”,作为证明。

这时,他们的态度虽有所改变,但仍有些将信将疑,认为书中所说“胡先生家人还提供了部分照片”,又怎么能证明其中就包括这一幅合照呢?陈独秀与胡适也曾一度是两个反对者呀!

事情至此,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错案”,使真相能够真正大白,以免日后以讹传讹,我只好请先生鼎力相助,可否将此信以及所附相关相片资料,转寄给胡先骕直系后人,请他们简复并说明,那便是天下最过硬的证明了。

接到吴孟明先生来函,当即复函告知此张照片被误解之来由,并将其函转至胡德焜先生处,也希望其能写一短文,以作澄清。其时,胡德焜先生未尝为其父作文,对此也不曾动笔。然而,胡适与胡先骕合影照片之误读一直延续,今作此文,借助《新京报》之盛名,希望有所匡正,同时或可告慰吴孟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