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英军衔 戴季英揭秘红25军军史
戴季英关于红二十五军斗争史的谈话纪要
陈先瑞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两次走访了戴季英同志,就红二十五军战史有关问题作了交谈。现将戴季英同志谈话内容综合整理如下:
一、对红二十五军斗争史稿的看法。我是昨天晚上才见到你们这个稿子,大概翻了一下,根据你们的经历和水平,能够写到这个程度,也是很不错的。“结束语”总结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但缺乏一条总的挂帅的内容。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
鄂豫皖苏区的创建经过,完全是按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执行的,这就是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实行武装割据,以乡村包围城市。这是总的路线、方针、原则。毛主席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讲得十分透彻,应当总挂一下。鄂豫皖苏区,坚决执行贯彻了这个总的原则,方问是正确的,如果加上这一条内容,加以总结,就有了挂帅的了。
三次“左”倾路线的影响是:(一)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因为敌人的残酷屠杀,主张实行报复行动,叫攻打车站、破坏建筑,这对我们影响不大。(二)李立三路线主要是攻打中心城市,如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这个对我们有影响,曾在黄安南部,动员群众攻打武汉,群众不肯接受,说“哪打得下武汉?”虽说时间短,但有影响。
(三)王明的“左”倾路线,中央曾有指示,不让敌人占领苏区一寸土地。这对我们影响大些,首先在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发生了错误。七里坪战役的失败,就很说明问题。
红二十五军的历史,要抓住几个重点阶段写,即四方面军走后,坚持了两年斗争;程子华来后,决定战略转移,开辟了陕南根据地;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坚决反对入川;以及后来的西征北上,到达陕北等。名称问题,还是叫战史、军史为好。文字上不好写的地方,可以从略。
二、红二十五军的成立经过四方面军临走时,在黄柴畈召集的领导人会议,王平章参加了。其他省委成员均未参加。之后,省委在长冲召开会议,由王平章口头传达了黄柴畈会议内容。当时参加的有: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成仿吾、高敬亭、郑位三、戴季英等。
郭述申因在皖西,还没有过来,未参加。王平章传达的主要内容:一是主力要突出鄂豫皖苏区,决定留人。说张国焘向中央报告了,将省委成员留在原地,王平章也留下,我也留下。说我们大多是苏区的创始人,留下继续保卫苏区。一是要建立主力红军,坚持斗争。沈泽民当时写信给张国焘,要调十师回来。张不允许,说在黄柴畈会上定了,叫自己搞。这都是王平章传达的。
四方面军走后,省委在长冲开过好几次会议。我是从四姑墩赶到长冲的。大约半个月之后,省委就决定成立红二十五军。为什么叫红二十五军,主要是为了纪念蔡申熙,当时已得知他在河口战斗中牺牲了。红二十五军的建立,主要以我的二十七师为主力。
当时有三个团(徐海东将其中的七十九团带往皖西去了),改为七十四师。当时还没有军部。军部就是原二十七师师部。吴焕先为军长,我是政治委员。郭述申带二十七军来到了鄂东北,这才成立七十五师。这时也才正式成立军部。徐海东为七十四师师长,我兼政委。七十五师师长是姚家芳。后来又成立了七十三师。红二十七师是由光山独立二师改编而成。当时决定成立九军,才给了二十七师这个番号。
在鄂东北地区,当时有七八千人。曾在黄安附近打过一仗,打垮敌人两个团,是肖之楚的部队。敌人好几个军挤在黄安城内,想占领大小拗口,但被我军击溃,歼敌一部。
三、红二十八军的成立。成立红二十八军,是从皖西这个战略地位考虑的。四方面军走后,鄂豫皖成了一个方面。沈泽民当时想成立江北方面军,建立两个军,所以才组成二十八军,活动于皖西战略区。红二十五军则实行机动作战。二十八军属省委领导,但在军事指挥方面,仍归红二十五军。
四、鄂东北道委、游击司令部的成立时间。鄂豫皖省委成立后,即将苏区划为几大块,这是中央分局划分的。即鄂东北道委(徐宝珊)、豫东南道委(高敬亭)、皖西北道委(郭述申),我是鄂中区(孝感)道委书记兼游击司令。当时叫军区指挥部,后改为游击司令部,是苏家埠战役后改的。鄂东北道委、游击司令部,也是这时候成立的。吴焕先担任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之后,即为鄂东北游击司令。
五、有关七里坪战役的情况。围七里坪之前,就提出过“巩固、扩大根据地”的口号。所以围攻七里坪,还有个保卫春耕的因素,敌人当时对根据地破坏很大。省委决定围七里坪时,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在郭家河等地打了两三个胜仗,情绪都很高涨。
当时,省委成员都是同意打的,没有持不同意见的,反对的。围了四十二天,不成,才决定撤围,可以说是失败。但围七里坪不是路线错误,因总的路线是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这个没有错,只能说战役上错了。对保卫春耕,还是起了作用。之后,部队撤到九里十八寨,决定到皖西去。从七里坪下来时,还有七八千人,七十四师是完整的。(但其他人回忆,部队损失一半,减少到五千。)
六、肃反问题。肃反问题,中央是有指示的。肃反最早开始于兴国,有个报告,中央将 这个报告转发到鄂豫皖苏区。不是说肃反错了,而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也是这样写的。当时,对富农政策上也有错误。说许继慎是改组派,中央也是有电报的。省委斗争许继慎时,说“吃喝委员会”是许带来的,瓦解腐化红军队伍。这是当时的情况。
七、与东北军建立关系。一九三三年,红二十五军返回鄂东北时,被敌截成两半。就在这时,省委决定我为鄂豫边游击司令。我在担任鄂像边游击司令时,常在光山一带活动,距东北军驻地很近、曾写信给王以哲,还送去一些传单,试图与东北军建立关系。
王以哲还把这些传单送给了张学良。信的内容是讲民族危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东北军是东北人,成了亡国奴了,还到鄂豫皖来打红军,应当打回东北去。长岭岗战斗后,把东北军俘虏放了回去。我二次又在凌云寺给东北军写了信,也是这个内容。与东北军的关系,最早还是在鄂豫皖苏区开始建立的,对王以哲六十七军也是起了作用的。
八、长征入陕情况。程子华来了以后,先到卡房郑位三处,后跟我在沙窝集附近见过面。当时,徐宝珊、吴焕先、高敬亭等都去了皖西。省委从皖西过来后,开过两次会议。一次是由程子华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除了讲周恩来的指示以外,还讲了朱总司令的意见,说红二十五军可去陕西,与川陕苏区连接起来,等等。
二次会议是研究人事安排问题,没叫程子华参加,怕会上意见不一致,不便参加。省委当时向中央写过报告,是要一名军长,程在中央红军当过师长,最后还是决定他当军长。这是省委的一致意见。程说他当参谋长,不当军长。因为省委决定了,也就没有改变,还是他当军长。
长征出发时,曾在孝感给高敬亭写过信,是徐宝珊写的,内容是环境严重,主力要转移,留下的人,还有坚持斗争、争取胜利的前途。叫高敬亭当书记,保持红二十八军,将来,红二十五军也可能再转回来。并讲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事。信,是叫郑位孝便衣队送去的。郑位孝是鄂东北游击司令部总务科长,是郑位三的一个族中兄弟。这也是个安排。
红二十五军出发时,加上罗山独立团(也叫西路军),总共约四千人。(现在一般说2900人,以显示25军长征没减员,长征结束人员还增加了。)进入陕南后,因为沿途打了几仗,减员将近一千人。我当时是军政治部主任, 郑位三是省委秘书长,随政治部一起行动。蔡川整编时,因为军长、副军长在庾家河战斗中负伤,我才到军部担任参谋长,协助吴焕先指挥部队。这时,由郑位三担任政治部主任,是徐宝珊提出的。
独树镇战斗,是个遭遇战,情况很严重。那个参谋主任,叫薛云阶,河南人,由上海派来的。他来时就听说表现不大好,对革命产生过动摇。庾家河战斗,有个腿被打断的团长,是个矮子,可能叫叶光宏,商城人。省委在蔡川开过一次会议,主要是整编问题,干部配备等。
九、关于“反对入川”问题。红二十五军西去汉中地区,并不是为了进入四川,会合红四方面军,而是为了打通关系,与四方面军建立联系。这一点,程子华来时就作过传达,朱总司令说了,可以与四方面军、川陕苏区取得联系。
当时,听说四方面军到了勉县,就想西去建立联系。到了华阳地区以后,手枪团曾去汉江边作过侦察,了解情况。这时,有的同志提出入川问题,以为陕南没有出路,要靠四方面军去。省委在华阳开过一次会议,徐宝珊、吴焕先和我,都反对入川的主张。
认为四方面军早已撤回四川,我们再要过汉江,翻巴山,前途渺茫,不易实现。到时候四川不能去,陕南也呆不住。认为入川是动摇军心,是错误的。我们说过不去,他们说冒险也要过去。
意见还是很尖锐的。因为徐宝珊反对入川,就没有去成。所以在华阳地区建立游击队,开辟根据地,也是想找个立足点,将来好攻打汉中,目的还是与红四方面军、川陕苏区打通联系。当时认为,留在陕南还可以求得生存,发展,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可以联接川陕和陕北,还可以联接鄂豫皖苏区。以后,主力便又东返商洛地区。
葛牌镇会议上,对入川的错误主张,又一次提了出来。斗争是比较激烈的。郑位三还有个“申明书”,是承认错误的。有的态度不好,把省委委员给撤了。省委当时有个决议,是徐宝珊写的。这就是“反对入川”问题的前后经过。(四方面军和25军在长征中都出现过上层斗争,一方面军同样如此。)
十、关于张汉民问题。张汉民部先后派人来过两次,与红二十五军接头。第一次派人来时,省委不相信,说是来了解刺探情况。当时提出要五万分之一的陕南军事地图,还要个发报机。第二次派人来送地图。总共两张,但不是陕南的,而是河南卢氏、灵宝的两张。
所以,就认为张汉民这个人不怎么好。张汉民有个副官,名叫阎赫,陕北人。他曾对我们讲过,说张汉民是个叛徒、表示要赶走红二十五军,赶不走就打掉。加之张部跟我很紧,就决心消灭该部。九间房战斗中,张汉民带的一个营,抵抗也是很顽强的,我们好多人负伤。战斗是很激烈的。
张汉民被俘以后,在关押期间,曾给汉中地下党写过几封信,找党的关系和证明人,但都没有回音。后因情况紧张,徐宝珊决定将其处死,杀于龙驹寨。之后,查国祯(参谋主任)还就张汉民被杀之事,写信通知过杨虎城。
十一、关于红二十五军去陕北的决定经过。
(1)袁家沟口战斗,缴获了一些文件,并从唐嗣桐的口供中得知,敌人对“围剿”红二十五军的兵力,有增无减。东北军几个军相继进入陕西,情况比较严重。敌四个军如果都压入陕南,那是吃不消的,不好立足的,所以得想个战略出路。
当时,就知道陕北有个根据地,有去陕北的想法。研究去陕北还有这样几个理由:一是陕北距离张家口不远,过了榆林就可以到张家口,吉鸿昌在那一带进行抗日,我们可以找到吉鸿昌这个关系(吉曾到过黄安长冲,与我们有关系),奔向抗日前线。
二是这个地区距离外蒙也近,还可以打通国际路线,了解一下苏联的情况,建立关系。三是陕北根据地必定有电台与中央联系,我们没有发报机,到了陕北,便可以接通与中央的关系。去陕北的问题,是在袁家沟口战斗后所考虑的一个战略出路。
(2)到了引驾回、子午镇以后,石健民来了。他带来两份中央文件和电报密码,还有一封很简单的指示信,内容是:坚持游击战争,与四方面军打通关系、取得联系,并与中央经常来往等。除此以外,还有几张报纸。(中央还是希望25军不离开陕南,所以离开陕南再次长征,是25军自己的独立决策。)
(3)沣峪口会议。参加人有: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和我。当时讨论了石健民带来的信和文件。听说中央红军正在北上,提出过“拥护、迎接、援助一方面军北上”的口号。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问题,当时还是决定去陕北的,这是在袁家沟口考虑过的战略出路。
要离开陕南的原因之一就是敌情发生了变化,形势严重,六十七军到了商洛,五十一军也到了关中,还有从襄阳、汉中方面来的敌人,全部压到陕南,我们呆不住,也吃不消,不得不去陕北。
(4)到了周至县以后,停留了两三天时间,想从这一带过渭河,直去陕北,还曾派人到渭河边看过地形,寻找渡口。但因敌人防守很严,又下了两天雨,河水涨了,过不去,这才决定进入秦岭,翻太白山,继续西进北上。
(5)沣峪口会议后,给陕南写过信,是吴焕先在沣峪口写的,派游击队送的。
(6)佛坪会议情况。进入秦岭以后,省委在佛坪开过会。佛坪(厚畛子)县城土匪多,县府搬到了袁家庄。我记得是在袁家庄开的会。会议内容,还是去陕北,决定绕到渭河的上游,即宝鸡、天水一带,渡河北上。(7)打下双石铺以后,捉了个敌少将(名字忘了)。在双石铺,研究过渭河的问题,听说天水一带河水较浅,不要渡船,可以涉过,于是就攻占两当,打到天水,过了渭河。
(8)在兴降镇回民区住了三天,开过一次会,主要是研究部队行动,决定翻越六盘山。
(9)吴焕先牺牲后,省委第二天就在埋葬吴的地方开过会,决定由程子华代理省委书记。他是中央派来的,是我提名的。
十二、陕北肃反情况 我当保卫局长,是西北代表团决定的。我当时留在后方,这时保卫局长是崔田民。因他当时不在,我是兼着搞的。我们到达陕北之前,朱理治、郭洪涛就将张××抓了起来,与刘志丹之间的关系搞得相当紧张。
我们到陕北以后,朱、郭以为有了力量,才敢扣刘志丹。江修(西安市委书记)从西安来了,说刘志丹如何不好,聂洪钧才决定扣刘志丹,写信给朱理冶、郭洪涛,朱理治提出要捉刘志丹。朱随后写信给聂洪钧,不是扣刘志丹的内容,而是通知他回后方。送信人在半路上见到刘志丹,刘说他就是聂代表(聂洪钧),把信拆开看了。聂洪钧这才把刘志丹扣留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