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
陈寅恪在哈佛除了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外,还研习中古文学和佛学,对中国的儒学、佛学以及《红楼梦》、《牡丹亭》等古代文学作品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还同著名的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白璧德教授探讨过佛理。白璧德教授对陈寅恪也很重视,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师从白璧德的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吴宓,这二位不善交际的书生,是经俞大维介绍而相识的。吴宓曾在《空轩诗话》中,记述了当时的激动心情:“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于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不能悉记。”
1919年,吴宓应哈佛中国学生会之邀作了题为《〈红楼梦〉新谈》的演讲,陈寅恪随后赋诗《〈红楼梦新谈〉题词》,以赠吴宓: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吴宓觉得很荣幸,在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陈寅恪也视善能过目成诵,并具有很高文学鉴赏力的吴宓为知音,每有新作,必拿给吴宓品味。吴宓着实也是一位好读者,读后必定抄录下来慢慢品味。陈寅恪去世后,不少佚诗如《春日独游玉泉山静明园》、《寄傅斯年》、《吴氏园海棠二首》、《篮霞》、《南湖即景》、《七月七日蒙自作》、《夏日听读报》等,均录自吴宓的抄本。而吴宓在《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玄菟》等诗后,所加的附注,也为理解陈寅恪当时思想感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吴宓的日记中,还记载了陈寅恪购书情况:“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当时在美国约有两千多中国留学生,留学哈佛的有近60人,其中,陈寅恪与吴宓、汤用彤,被合称为“哈佛三杰”。吴宓和汤用彤的情况,后面还会遇到,这里不表。
三年后,陈寅恪离美赴德,到柏林大学继续攻读梵文和多种东方文字。虽然历经一战战败,但柏林大学的东方语言文字研究,依然高居世界领先水平。1921年9月,陈寅恪进入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受业于路德施(Lueders)教授。
路德施是一位印度学家,毕业于哥廷根大学,其师基尔霍恩以研究梵文语法和碑铭著称,1909年任柏林大学印度学教授,1920年后兼任普鲁士科学研究院常务主任。其主攻方向为巴利文和梵文佛教文献,尤致力于吐鲁番佛教义书的考释与整理。14年后季羡林在德国的指导教授瓦尔德施米特(Waldschmidt)便是路德施的高徒。
柏林民俗博物馆馆长缪勒(Mueller),不仅精通多种东方古文字,是德国第一流的东方学家,佛学造诣也很精深,经常讲授佛经文献阅读课程。蒙古史、元史专家海尼斯(Haenisch)、中国古代文化史专家佛兰科(Franke),都是梵文和比较语言学的大师,陈寅恪也经常听取他们的授课。
当时的德国,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历史学派——兰克学派,其所强调的历史语言考证对西方近代史学有着极大的影响。维也纳大学史学研究法教授鲍瓦(W.Bauer)在二十年代于《历史研究入门》一书曾对此下了两个标准:“第一,最上乘,应当多识外国文,……除古代语言(拉丁文、希腊文)外,学历史的人,至少能随时互译现代几种通行世界的语言(如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和用这些语言写成的历史著作。第二,其次须通达研究范围内有关系的各种语言,能运用这些语言作史料研究的补助,以便解决与自己研究有关的问题。”
尼布尔(Niebuhr)和洪堡(Humbodlt)是其中的两位大师级人物。尼布尔著有《罗马史》,能使用二十几种语言,主张把神话和不实的记载,排除于史之外,以推进信史的建立。洪堡则提出了史学致知的两大步骤:确定历史事实,发现事实之因果关系,并将该关系置放到整个历史背景中去了解,进而追求史实背后的思想和意义。
兰克(Ranke)标榜客观主义,主张写史要客观公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力求不夹带个人任何政治偏见和宗教偏见,是所谓“科学的史学”的开拓者。强调寻求史料与考订史料,是史学的基石。他笃信原始史料,主张用档案文献、活动者的记录、来往信件等来编写历史,尤其重视目击者的记录,并视这是“最高见证”。不仅崇尚史料,还强调对其进行考证与辨析,强调通过个体直觉地理解整体精神,以揭示历史的本质。
可以说,重视史料,重视考证、纠谬、校勘、补遗、互证,强调一丝不苟,这种主要来自德国的学术要求,与来自法国的对历史和社会进行多角度的结构分析的治史方法论,不但对陈寅恪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确保了其国史研究,能够稳居较高的水平。
国内学界每每推崇陈寅恪的语言学才华,将其尊为中国“最有希望得读书种子”,据称其读书笔记共达64本之多,涉及语言十数种:
藏文十三本,有他抄录的藏文佛典、碑文以及藏文字母、单字、语法等。如《阿弥陀经》、《妙法莲花经》、《长庆唐藩会盟碑文》、《御制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文》、《吐米三十颂要义略述》等。
蒙文六本,其中有蒙文字母表、元音表、复合元音表、辅音、数词、名词的格、前置词、副词前置词、蒙德词汇以及语法、词典、文选、文学等书目。
突厥、回鹘文十四本,其中有两种文字的字母、词汇、语法、碑文、文章,以及听路德施教授讲课的课程表等。
吐火罗文一本,抄有摩尼教79种书目、五种造纸历史书目,《弥勒会见记》以及内容涉及古代天文、亚述天文表、丝绸之路的书目多种。
西夏文两本,题名西夏《法华》,抄有西夏文四字句等。
满文一本,抄有满文和一些书目。
朝鲜文一本,抄有当时的同学、后来的朝鲜著名语言学家、社会活动家李克鲁在柏林的地址;朝鲜文语法名词、语法分析表和会话等。
中亚、新疆二本,一本封面用德文题“吐鲁番出土文物”,抄有《优婆离经》,东方摩揭陀语、医药、占星学、语法等书目多种,中亚书目170种,西藏书目200多种。
佉卢文两本,抄有佉卢文和婆罗谜文分布情况,音变规律、和阗佉卢文断简等。
梵文、巴利文、耆那教十本,其中抄有梵文拉丁字母转写的《一切有部律》经文、巴利文词汇、耆那碑文等。
摩尼教一本,抄有摩尼教经文词汇等。
印地文两本。内容为书目、印地文词汇和语法。
俄文、伊朗文一本,抄有古代波斯文、中世纪波斯文、巴利维文和俄文字母、单词、语法等。
希伯来文一本,抄有希伯来字母和词汇,有德文注解。
东土耳其文一本。
《法华经》、《天台梵本》各一本,各抄有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妙法莲花经》第一卷,用拉丁文抄录的《天台梵本》,以及藏文字母和西夏文词汇。
迄今为止,其所达到的语言学高度,依然无人能及,但我们似乎也不得不对其产生下述的评价,就治学角度而论,其后来所走的路,应该是未必不能说较大的辜负了其前期的上述努力,使得其早期所受的这些语言学训练,基本上只能成为一种必要的方法论训练了,一旦脱离研究环境,有些事也许就会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境地了。从学术角度而论,我对陈寅恪回归后的研究经历,基本上是较为惋惜的。后期所谓的著书唯剩颂红妆,尤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