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英延安整风 高华:“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这次名曰六届七中全会的会议,竟一开就是十一个月。

毛泽东在这个历时将近一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其一,将以全会的名义,正式通过对过去路线清算的决议案,把自己的历史地位及对手的“错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二,重建中共的领导机构。上述两件任务完成,召开中共七大的时机也就完全成熟了。

早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期间,毛泽东就主持起草了批判前中央错误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该〈结论草案〉将遵义会议前的中央路线错误定性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却并没有否定六届四中全会,相反仍认为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

毛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及中央派往江西苏区的代表团在到达江西后,全力支持了毛泽东镇压富田事变的方针,撤换了主张稳妥解决富田事变的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替换之。

如若否定四中全会,将无从解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当年所采取行动的正当性。因此,毛在1941年秋的〈结论草案〉中,将错误路线的开端定为1931年9月20日,以该日中共中央所发布的一个有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文件为标志。

其理由是,读文件忽视日帝侵华将造成的国内阶级关系变化,仍一味盲目强调反资产阶级。然而更重要的原因乃是,到了1931年11月,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在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有关土地政策方面的主张展开了批评。

时间一晃三年过去了,毛泽东已牢牢控制了中央,他将有更大的权力,根据自己的意志改写中共历史。在毛泽东看来,此事既重要,又迫切。

在毛泽东之前,中共党内也曾有人利用撰写党史进行党内斗争,甚至以此达到改组中央,使自己一跃进入中央核心层的政治目的,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1930年王明在上海秘密撰写批判李立三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又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王明、博古等以此作为自己的纲领,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也因此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跳过中央委员的台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尽管王明和毛泽东在利用修撰党史进行政治斗争方面具有不少相似之处,但细加研究,还是可以发现两者之间仍存有明显的差别。

首先王明的写作是一种个人的行为。王明在撰写《两条路线》时只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人员,他的小册子表达的仅是他本人以及一批留苏学生对党内纷争的看法,虽然王明的观点以后被中共中央所接受,但是王明的小册子并没有经中央全会通过,也没有作为党的正式结论而下达。

其次,王明的小册子重点论述的是他个人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并不是对党的整个历史的总结。1938年后,张闻天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又名〈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共党史〉),张闻天开讲的这门课仅叙述到1927年国共分家,对1927年后党的历史甚少涉及。概言之,四十年代以前,中共还没有一本较正式的被党中央通过的党史范本,也没有一个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正式文件。

或许是受到王明小册子的启示,更或是毛泽东心理中对“名正言顺”的强烈要求,从遵义会议始,毛就极为重视在党的决议中表达自己的观点。〈遵义会议决议〉虽然由张闻天起草,但主要反映的是毛的观点,毛在肯定党的政治路线的同时,实际上已否定了这条政治路线的最重要的方面。

1941年,毛为了彻底颠覆原中央的政治合法性。精心编纂《六大以来》,到了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全面批评原中央路线,会后又亲自动手,起草了会议的〈结论草案〉,对修订党的历史决议显出极大的热情与关注。

但是毛泽东知道,修订党史一事事关重大,要使自己的论点无懈可击,让党内高层心服口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关键问题在于: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论草案〉只是对中共上层的斗争进行了初步总结,大区一级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还未开展,如果在作中央结论之前,先对大区一级的党的历史进行总结,这就可为正式作好中央结论奠定基础。

1942年10月19日至次年1月14日,在毛泽东的倡议下,由任弼时领导召开了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这次会议历时近三个月,参加会议的并非仅是从事西北工作的干部,延安几乎所有重要机关、部队和学校的首长和各地前来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都列席了高干会议。

中央领导人从毛泽东开始,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陈云、彭真、高岗、李富春等依次在会上作重要报告。西北局高干会议的主题除了动员检查“两条心、一条心”、部署审干、讨论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外,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检讨西北地区党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而问题的重点在对1935年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作出新的结论。

在任弼时、高岗的领导下,高干会议对原北方局派驻西北地区的代表朱理治和原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1942年11月17日、18日,高岗在高干会议上作〈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全面清算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高岗在发言中还批判了“带着张国焘错误肃反路线影响来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者”。 会议作出决定:

一、修改1935年中央红军抵陕北后,中央党务委员会关于审查陕北肃反问题的决定,原决定在为刘志丹、高岗平反时仍批评了刘、高犯了右倾错误,现宣布原决定存在错误,将原错误责任人从戴季英(陕甘边政治保卫局局长)、聂洪钧,扩大到朱理治和郭洪涛,并且把高岗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

二、对原陕甘负责人朱理治、郭洪涛作出处罚,将两人定为“错误路线”的代表。

这个新决定对毛泽东日后作出正式的党史决定具有重大意义:

一、它开创了用两分法 --即以“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为纲,总结党的历史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二、它将西北历史问题置放于全党的路线斗争的框架不予以认识,换言之,西北党史上的路线斗争是全党路线斗争的一个缩影,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中央有,地方也有。一方面,中央的错误路线危害了地方的革命事业;另一方面,地方错误路线的代表又是中央错误路线的代理人和党内基础。

194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报告,对会议所作的历史结论表示满意,毛在谈到党的历史问题时讲到两个重要问题:-、错误路线(毛尚未正式提出“王明路线”的概念)搞光了十分之十,十分之九的苏区工作和十分之十的白区工作。二、西北的结论与全党的结论“是相同的性质”。 毛的这番话一方面已为日后的〈历史决议〉定下了调子,另一方面也表明他是将西北决议当作是全党决议的试点。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精神,1943年1月,任弼时在高干会议上作〈关于中央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决定的两点解释和检讨历史的教训〉的总结报告,通过对朱理治、郭洪涛的批判,为以后全党的〈历史决议〉对王明、博古的批判确定了几个重要的口径。任弼时指出:

一、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之前为错误路线统治全党时期,陕北的情况只是全党的一个缩影。

二、朱理治、郭洪涛“品质恶劣”,“党性根坏,到了陕北这个区域,大摆钦差大臣的派头,有很高的领袖欲,是一种政治野心家,想篡夺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党政军的领导,以满足当领袖的欲望,好来称王称霸”。在这里,只要将朱理治和郭洪涛的名字换上王明、博古,将陕北换成全党,就可成为对王、博的指控,日后对王明、博古、张闻天的批判几乎使用的是与此完全一样的调子。

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苏区工作损失十分之九。白区工作损失了十分之十。

四、路线斗争正确与否对革命胜利或失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错误路线可以闹到亡国、亡党、亡头的地步。

194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高干会议对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同意和批准1942年11月高干会检讨的基本精神及高岗对此问题所作的报告,并且要求边区各级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应将高岗同志关于边区党历史所检讨的报告,作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进行深入的研究的讨论”。

由此可见,西北历史问题的结论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正式作出全党结论前先行了一步,其基本思路与以后的〈历史决议〉完全一致,只是1945年的〈历史决议〉更具理论形态,逻辑论证更严密。

1943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及11月政治局会议开始以后,随看高层路线斗争的进一步展开,毛泽东对起草党的历史决议也愈加重视。任弼时在领导总结西北党的历史结论方面已获得丰富经验,与毛的认识也完全一致,因此毛放手让任弼时主持全党历史决议的写作班子。

为了显示毛的光明正大,让犯“错误”同志对批判自己“心服口服”,毛特意吸取“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张闻天、博古参加〈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44年5月10日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复至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再通过修改后的〈历史决议〉。

毛泽东对此文件,“精雕细刻”(毛之自谓也),前后共进行七次修改。

现在,毛已全面否定六届四中全会,将错误路线的开端定为六届四中全会,毛将不再顾及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在富田事变问题上对他的支持,绕开富田事变问题,全盘否定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中央代表团。

毛泽东在这份〈历史决议〉中,全面讨伐了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教条主义集团”。 同时,也对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主义宗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不点名指责了周恩来等对王明的妥协、支持、拥护,和对毛泽东正确路线构成的危害。

在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新党史中,如何反映作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刘少奇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显而易见,若要肯定刘少奇有关白区工作策略、方针的正确,就必须将其对立面:旧中央领导的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予以全盘的否定。

1937年春,刘少奇曾就包括党在白区工作在内的党的十年历史评价问题,公开向张闻天发起挑战,但是那次进攻因受到张闻天和其它从事白区工作许多党的干部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取得成功。几年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得到加强,善于窥测风向的康生发现刘少奇的“政治行情”上涨,很快调整了与刘少奇的关系。

三十年代初,康生曾经在党内攻击、指责过刘少奇有关白区工作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但是到了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对历史上反刘少奇的言行作了“自我批评”,康生表示当年自己反对刘少奇是错误的,是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云云。

康生作为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以自己的“自我批评”,初步树立了刘少奇作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形象。

此时的毛泽东正需要刘少奇的鼎力协助,因而对扩大宣传刘少奇采取了完全支持的态度。到了1944年,刘少奇是党在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说法已广为流行,于是,一个苏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再加上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新党史的框架基本就建立了起来。

在这个新解释系统中,毛泽东的贡献是全局性的,因而是第一位的,刘少奇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白区工作方面,在党的“功劳簿”上名列第二。

然而,刘少奇在党内的威望毕竟无法与毛泽东相比,即使与周恩来等长期位居中枢的领导人相比,也显得逊色。将刘少奇树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首先就得让那些从事白区工作的干部承认“白区工作损失了百分之百”的观点,而做到这一点却并非容易。

1945年中共七大后,在王世英等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同志的要求下,在延安召开了由康生召集的白区工作总结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统一对三十年代白区工作的认识,参加会议的有康生、黄火青(代表中组部)、潘汉年、王世英、王学文等十馀人。

康生在会上作了基调发言,强调白区工作出了大量的叛徒、特务,给党带来了很大损失,以此全盘否定中共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但是康生的讲话当场受到王世英的驳斥,王世英详细列举了1932年以后中央军委(上海中央局机构)、中央特科等所开展的情报收集、秘密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证明党在白区的工作并没失败。

王世英的发言获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但却使康生极为恼怒,不等会议结束康生就退出了会场。 这个时期的王世英并不知道康生对白区工作的否定,是为了彰显刘少奇,是毛泽东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他也不知道,欲突出刘少奇就必须全盘否定党在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尽管王世英在1936年就受刘少奇领导,与刘少奇有着较密切的工作与个人关系。 但是,王世英并不真正懂得“党的高级的政治生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