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叛国之路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故乡在青海省的一个小村庄祁家川。700多年来,众多民族在这一带往来迁徙,使这里渐渐成为多民族混居的地区。自从1644年清王朝统治以来,回族人成了这条山沟的主要居民。只有祁家川的地名还能使人想起这里的早期居民藏族祁家部落。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拉木登珠就出生在祁家川的当采村。这里的汉文化影响浓郁。第十四世达赖一家完全不懂拉萨话,甚至连安多藏语也说不完整。
“达赖喇嘛”是一个蒙古语和藏语合并的词汇,意思是“大海一样的上师”。最初,这是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赠给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索南嘉措的尊号。由于格鲁派实行活佛转世制度,这一尊号世世相袭直至现在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十七世纪中叶,第五世达赖喇嘛依靠蒙古骑兵建立了格鲁派政权,清王朝也逐渐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1653年,第五世达赖喇嘛晋见了清朝顺治皇帝,并得到了一个确认他的政治宗教地位的正式册封,从此达赖喇嘛开始了对西藏近三百年的统治。
193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时代即将开始……
银币赎身 5岁农家娃幸运成灵童
孩提时期的十四世达赖喇嘛。
1940年,西藏地方政权认定祁家川当采村的藏族农民祁却才仁和妻子德吉才仁5岁的儿子拉木登珠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寻访灵童的人找到拉木登珠的时候,青海省政府主席是回族军阀马步芳。马步芳认为拉木登珠是他管辖的属民,寻访队不能随便带走他。直到西藏噶厦政府请中央政府协调并私下给了这个军阀40万元银币的赎身钱之后,拉木登珠才在马步芳军队的护送下前往拉萨。
1939年10月,拉木登珠坐在象征达赖地位的黄轿子里进入拉萨。在摄政热振活佛的操纵下,这名5岁的男孩已经就是新的达赖喇嘛了。
1949年2月5日,中央政府对摄政热振活佛的请求给予批复,免于对灵童掣签,特准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于是噶厦政府决定于22日在布达拉宫东大殿举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灵童拉木登珠变成了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从此,这个农家孩子就成为政教合一社会最高、最神秘的代表人物。
噶厦政府封给他的家人好几个庄园,让他的家族成为贵族。达赖喇嘛的厨师长噶玛曲央说,我们有18名僧俗人员负责他的饮食。为了供做酸奶米饭的酸奶,或各种仪式上用的酸奶,共养了30头奶牛。而在当时的西藏,绝大多数的孩子仅仅作为农奴或奴隶的后代降生人间。
英人入侵 西藏权贵攀附英印势力
西方人对西藏的兴趣很早就有了。为了打开西藏地方政权对英国关闭的大门,1904年,荣赫鹏上校带领一支远征军翻过乃堆拉山口开始了对西藏的入侵。侵略者经亚东、江孜最后到拉萨。愤怒的西藏人决心抵抗,他们利用江孜宗山上的城堡与侵略者大打了一场,然而不幸失败了。
当时风雨飘摇的清朝中央政府和崇洋媚外的驻藏大臣有泰不给予西藏地方任何援助,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只能逃离西藏。
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进入西藏后,在西藏寻找代理人,并且通过他们进行分裂活动。一些西藏的上层统治者也开始积极靠拢英印势力,他们向英国派出留学生并且在江孜开办了一所英文学校。但是后来的噶厦政权惩罚了这些人。代表人物龙厦被挖掉了双眼,死在监狱。
倾心和遵从中央政府的热振活佛在1934年成为摄政。正是热振活佛主持了寻访已故的达赖喇嘛灵童的工作。然而他的政敌利用他的弱点逼他下台,先是请新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批准由老谋深算的达扎·阿旺松绕接替热振活佛的经师和摄政职位;然后以热振请中央政府帮他复位的罪名逮捕了他。
热振活佛被囚禁并不明不白地死在布达拉宫的监狱里。从此,贪恋权势,想靠英美势力谋求独立的达扎,牢牢地掌握了西藏的政教大权。作为达赖的经师,他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丹增嘉措。
昌都战役后 16岁达赖喇嘛亲政
虽然美英势力的阴影笼罩着西藏,但亲英的达扎·阿旺松绕也不能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历届国民大会西藏都派了代表。
1949年,大部分中国都沉浸在获得解放的欢乐之中。驻锡在青海塔尔寺的第十世班禅喇嘛认为西藏不该是个例外,他恳请人民解放军进藏去驱逐外国势力。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阿沛·阿旺晋美说:1950年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希望西藏方面派出和平谈判代表,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执政者是摄政达扎·阿旺松绕,他和他的部分追随者都反对中央,搞西藏独立的决心很大,不但不响应中央的指示,一方面准备打仗,对抗解放军,另一方面派代表到国外,希望得到外国对藏独势力的援助。
然而,派到国外的那些代表团所发出的请求,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响应,甚至连他们的旅行证件也得不到承认。
于是西藏噶厦政府调集了当时90%的藏军,前往西藏东部,部署在金沙江沿岸,以图阻挡人民解放军。
与此同时,一部分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开始向西藏前进。结果藏军彻底失败。1950年10月底的拉萨,已是混乱一片。昌都战役藏军的失利,给上层人物们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于是很多官员主张结束达扎的摄政。
由于丹增嘉措尚未到亲政的年龄,于是提前亲政的事必须请护法降神给予“神断”。神的指示是让16岁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亲政。从此,达赖喇嘛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签订十七条协议 和平解放西藏
年轻的达赖喇嘛立刻悄悄动身,前往边境口岸亚东,并带走了噶厦政府的大量钱财。亚东是喜马拉雅山谷中的一个小镇,翻过一个山口就到了国外,进出很方便,在政治上举棋不定的达赖喇嘛愿意处于这样的位置。此时达赖喇嘛摇摆不定,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命、地位和权力。此时,美国也对西藏开始“积极关心”。
1951年2月18日,在亚东的达赖喇嘛亲自签字,决定派和平代表前往北京。4月22日,谈判代表到达北京时,周总理非常重视,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关于十七条协议的谈判天天进行,谈判双方都拿出了自己的草案,在诸如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人民解放军进藏,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的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不变,确保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上双方经过反复协商,达成了一致协议。
5月23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方法的十七条协议得以签订。24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以个人名义宴请了代表们。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使杜鲁门政府十分担忧。1951年3月底至8月,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给达赖喇嘛至少捎去了三封信和更多的口信,劝说达赖喇嘛否认十七条协议并流亡国外,组织抵抗运动,美国政府愿意为此提供援助。
信件既无日期、发信地点,也没有签名。一位英国记者确信他已经看见了美国的军用物资运进了西藏。这些信并未使当时的达赖喇嘛动摇。他决定返回拉萨,并在亚东会见了中央代表张经武,这是达赖喇嘛第一次在这里见到中央代表。
回到拉萨
拥护十七条协议
1951年8月份,达赖喇嘛回到拉萨。10月29日,达赖喇嘛正式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这项协议。
人民解放军的到来,打破了西藏社会的凝滞气氛。多年羁留在祖国内地的班禅喇嘛回到了西藏,与达赖喇嘛握手言欢。人们欣喜地看着五星红旗在雪域高原的上空飘扬。
根据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当时对西藏实行的封建农奴制度并没有作任何改变。所以在噶厦政权能够管辖到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庄园,庄园分属于寺庙、世俗贵族或噶厦政府。西藏传统的说法叫三大领主。绝大多数的民众都被纳入庄园制度中,成为农奴,进行集约劳动。
这些农奴没有任何权利,不得擅自离开庄园。一切都要老爷恩准才行。甚至结婚也要征得领主同意。1940年对西藏东部的一次调查发现,38%的家庭没有茶喝, 51%的家庭吃不起酥油。这些东西本该是藏族人最基本的食物。
而高级僧侣和贵族官员们坐在树林中的帐篷下,欣赏传统的歌舞表演,不少贵族自己也能表演一些典雅又复杂的乐曲和歌舞。文化掌握在僧侣和贵族手中,官员也只能由僧侣和贵族担任。
贵族们在乡下的庄园里都有舒适的藏式别墅。但他们很少来住,老爷们一般携带妻儿在拉萨做官和享受。在庄园替老爷们管理农奴的是代理人,或叫管家。管家不仅要监督农奴们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充任基层官员征收税赋。为了使自己能中饱私囊,又能让城里的老爷太太们满意,代理人常常私自加大地租和税额。完全不懂计算的农奴们自然也不知道残酷的盘剥为什么一层层加重。
由管家差遣、直接为领主服务的是家养奴隶,叫朗生。朗生不算人,只被当作一种会说话的家畜,性命由主人统治。他们为领主磨糌粑、捻毛线、织藏式呢子、做靴子、放羊、背水。朗生的身份是世袭的,朗生的后代还是朗生。
中央政府官员希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但是根据十七条协议,他们只能等候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
不过,和平解放毕竟给上世纪50年代的西藏增添了很多新的气象。
一些拉萨上层的男女青年们组织了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和爱国妇女联谊会,学习和宣传十七条协议。拉萨修建了新的电站,开办了第一所小学。国家开办了新商店,藏族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盐、茶和棉布绸缎的价格大幅度降低。
人民解放军为了减轻西藏人民的负担,也为了提高西藏的生产技术,开荒办起了示范农场,招收穷苦的流浪乞丐,教给他们新的劳动技能。各种新鲜的事物不断涌现,给西藏人民带来希望。
短暂“蜜月” 激情创作《毛主席颂》
毛主席接见达赖和班禅。
人们喜悦的高潮无疑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1954年到北京去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众多的工匠为他们赶制精美的礼物,成千上万的人到拉萨河边欢送达赖启程到北京。他们在车站受到了规格很高、隆重热烈的欢迎,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郭沫若、林伯渠亲自迎接。
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在投票
在中南海,达赖喇嘛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他向毛主席献了哈达和一个刻有铭文的金法轮。铭文写着:1954年,我——达赖喇嘛担任代表出席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谨以西藏政教礼俗向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恭献千幅金轮,藉表无上颂祷。
此后在北京期间,达赖喇嘛又多次和毛主席见面,亲切交换意见。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分别发言,达赖喇嘛讲述了西藏工作情况,显得热情洋溢。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班禅喇嘛当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这是历史上西藏地方政权的执政者在中央政府中担任的最高职务。达赖喇嘛欣然接受了这个结果。
1955年,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写了一首《毛主席颂》,在这篇赞文中他把毛泽东主席比作太阳,保护藏族人民的慈母,战胜帝国主义的大鹏,称颂毛主席解放了枷锁,指示了和平的道路,祝愿伟大领袖像世界的火炬永放光芒。
1956年,陈毅与达赖、班禅举杯共饮。
1956年,陈毅元帅率领中央代表团抵达拉萨,参加即将召开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达赖喇嘛被推选担任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班禅喇嘛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年轻的达赖喇嘛积极热情地投入筹委会的工作,相当活跃。
美插手西藏事务 训练游击队
好景不长,1956年的冬天,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应邀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2500年的纪念活动,而这里有一些主张独立的西藏前官员们。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也在这里,从一开始他们就包围了达赖喇嘛,不断劝说他留在印度。
达赖喇嘛又开始动摇了,有了不回西藏的打算。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和他谈了话,又同他的随行官员中的负责人分别见了面。达赖喇嘛又一次决定返回拉萨。
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十分慎重。然而,其他省份的藏区人民却迫不及待地要求改革。他们控诉旧制度的压迫,兴高采烈地烧掉了记录他们所欠债务的账本。受到了冲击的大小领主们一部分跑到拉萨寻求达赖喇嘛的庇护,一部分在当地策划煽动武装叛乱。
此时的美国开始直接插手西藏事务。195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开始在藏族人中招募特工人员,并在台湾训练,让他们回到西藏制造麻烦,后美国又在科罗拉多州分批训练了170人的“康巴游击队”。
美国通过边境偷运或空投武器给这些回到西藏的特工人员,让他们马上就干。很快这些人就开始在西藏发挥作用,除了他们自己去袭击中央派驻当地的机关和部队之外,还成立了叛乱组织“四水六岗”和叛乱武装“卫教军”。
一个自称是“人民议会”的组织甚至在拉萨张贴了征兵令。大批西藏中上层开明人士避入了人民解放军控制的机关,大多数拉萨居民关门闭户以躲避危险。这时的拉萨很像一座空城。
望天打卦出逃 宣布“西藏独立”
正式叛乱的导火索是因为达赖喇嘛提出观看演出的事情引起的。1959年2月,达赖喇嘛提出要去西藏军区俱乐部观看军区文工团的新节目。3月8日,达赖喇嘛确定3月10日下午到西藏军区礼堂看演出。但是,3月9日晚,当时的拉萨市长却煽动市民说:去军区看戏是汉人准备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要每户市民都必须派人到达赖喇嘛驻地罗布林卡去保卫达赖喇嘛,阻止他去看戏。
3月10日晨,叛乱分子数千人武装包围了拉萨市,并打死、打伤一些开明的西藏人士,叛乱头目公开宣布“西藏独立”,发动了武装叛乱。
人民解放军一直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叛乱分子以保护达赖喇嘛的名义在罗布林卡周围修了工事,把那里变成了叛乱的大本营和指挥中心。
3月10日至16日,达赖喇嘛给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领导人写了三封信,说自己受到了叛乱分子的包围。然而,3月16日他却为是否逃走打了卦,神断指示说:“快走、今晚。”于是3月17日零时,他化装成一名普通的武装叛乱分子,逃离拉萨,前往叛乱武装的根据地山南地区。
达赖出走后,叛乱分子调集约7000人于3月20日凌晨向在拉萨的党政军机关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军仅用两天时间就平息了拉萨地区的叛乱。26日,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宣布“西藏独立”,成立了“西藏临时政府”。之后,他们逃往印度。(文图据中央电视台)
十四世达赖喇嘛,原名丹增嘉措,1935年7月出生于青海,1940年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1956年开始,达赖逐步走上分裂国家道路,并于1959年叛逃印度,由此开始其流亡之路。达赖在各类国际舞台上为所谓“西藏自治”积极游走,实质是寻求独立,以宗教为幌子追求政治目的,甚至不惜为了政治目的制造流血事件。
1940年,西藏地方政权认定祁家川当采村的藏族农民祁却才仁和妻子德吉才仁5岁的儿子拉木登珠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1949年2月5日,中央政府对摄政热振活佛的请求给予批复,免于对灵童掣签,特准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于是噶厦政府决定于22日在布达拉宫东大殿举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灵童拉木登珠变成了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从此,这个农家孩子就成为政教合一社会最高、最神秘的代表人物。
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进入西藏后,在西藏寻找代理人,并且通过他们进行分裂活动。一些西藏的上层统治者也开始积极靠拢英印势力。倾心和遵从中央政府的热振活佛在1934年成为摄政。正是热振活佛主持了寻访已故的达赖喇嘛灵童的工作。
然而他的政敌利用他的弱点逼他下台,先是请新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批准由老谋深算的达扎·阿旺松绕接替热振活佛的经师和摄政职位;然后以热振请中央政府帮他复位的罪名逮捕了他。热振活佛被囚禁并不明不白地死在布达拉宫的监狱里。从此,贪恋权势,想靠英美势力谋求独立的达扎,牢牢地掌握了西藏的政教大权。作为达赖的经师,他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丹增嘉措。
建国初期,一部分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开始向西藏前进。西藏噶厦政府调集了当时90%的藏军,前往西藏东部,部署在金沙江沿岸,以图阻挡人民解放军。结果藏军彻底失败。1950年10月底的拉萨,已是混乱一片。
昌都战役藏军的失利,给上层人物们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于是很多官员主张结束达扎的摄政。由于丹增嘉措尚未到亲政的年龄,于是提前亲政的事必须请护法降神给予“神断”。神的指示是让16岁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亲政。从此,达赖喇嘛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1951年2月18日,在亚东的达赖喇嘛亲自签字,决定派和平代表前往北京。4月22日,谈判代表到达北京时,周总理非常重视,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关于十七条协议的谈判天天进行,谈判双方都拿出了自己的草案,在诸如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人民解放军进藏,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的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不变,确保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上双方经过反复协商,达成了一致协议。
5月23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方法的十七条协议得以签订。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字。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公开表示拥护并执行协议。
1954年秋,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人民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喇嘛任主任委员。此时的达赖喇嘛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充分信任。
1956年11月下旬,达赖应邀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2500周年佛教法会,尔后在印滞留近三个月,处于分裂主义势力的包围之下。由此,他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受分裂主义分子的摆布。
1957年以后,达赖喇嘛与西藏上层分裂势力互相呼应,支持由局部逐渐扩展至全面的武装叛乱,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1959年3月17日,达赖喇嘛出逃印度。
1978年,拉萨召开大会释放一批达赖上层反动集团罪犯和特务人员。中央通知西藏自治区区党委做好逃印人员返藏探亲的接待工作,区党委发出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指示。
1981年,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西藏新时期的工作方针。中央提出当前和今后要解决六件事。
2008年3月14日,中国政府指出,达赖集团操纵、策划拉萨打砸抢烧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18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中央多次郑重地申明,就是如果达赖放弃独立的主张,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同他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这一条是我们提出的,至今也没有改变。但是最近发生的事件,恰恰证明在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上他的虚伪面目。即使这样,我还想重申,我们原有的主张,说话是算数的,关键是要看他的行动[1]。
阿沛•阿旺晋美同志生平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我国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八、九、十、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会长阿沛·阿旺晋美同志,因病于2009年12月23日16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阿沛·阿旺晋美同志1910年2月出生于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甲玛乡一个有名望的家庭。1932年到西藏地方政府新成立的仲扎玛尕兵营当兵,历任班长、排长、营长。
1936年任西藏地方政府昌都粮官,1940年任民事法官,在实践中对当时西藏的社会情况、政治制度等有了切身体验。1945年任西藏地方政府孜本(审计官),1950年任增额噶伦兼昌都总管。1951年任西藏地方政府赴北京谈判的首席全权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西藏和平解放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5年获一级解放勋章并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此后,历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处处长、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1964年任筹备委员会代主任。1965年任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1968年任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后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1981年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1983年至1993年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阿沛·阿旺晋美同志是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三、八、九、十、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阿沛·阿旺晋美同志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他从小生活在庄园,亲眼目睹农奴们遭受地租、高利贷、差役等重重盘剥,生活艰难,青年时代就萌发改革旧制度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挑唆、策动下,公然进行抗拒解放、分裂祖国的活动。在这一历史紧要关头,他明确提出,西藏问题是中国内部问题,只有同中央政府商谈才能解决,应当派代表团去北京谈判。
在赴任增额噶伦兼昌都总管前,他还给西藏地方政府写报告,提出要找解放军和平谈判。他解散了昌都数千民兵,再次提出不能扩军备战。昌都地区解放时,他两次与其他官员联名给西藏地方政府写报告,劝说西藏地方政府尽快派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为促进西藏和平解放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1951年2月,作为西藏地方政府委派的首席全权代表,他前往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经各方共同努力,最终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他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6年11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盘踞在印度的分裂分子企图阻留达赖并在印度组织所谓“流亡政府”。以阿沛·阿旺晋美同志为首的爱国人士积极配合有关方面,努力做达赖喇嘛及其随行官员的工作,最终挫败了分裂分子的阴谋。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他不顾个人安危,将叛乱分子动向通报给中共西藏工委,并给十四世达赖喇嘛写信,希望他脱离叛乱分子,作出正确的决定。
中央作出平叛决定后,他作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坚定站在反分裂斗争的第一线,参与和领导西藏人民平息叛乱、进行民主改革和建设民主政权。
此后,他长期担任西藏自治区领导职务,一直致力于祖国统一和家乡建设。在多年的实践斗争中,他深深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各族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维护者,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各民族发展繁荣的唯一道路。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所谓“西藏独立”的反动实质。他始终关注西藏的发展和藏族人民的生活,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领导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