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英国 殷之光:中国梦、美国梦及托克维尔的乌托邦

1933年,《东方杂志》要全中国的人们在新年 "做一回好梦"。在梦里不少人向往着世界大同,田园安居。80年后的今天,似乎又有中国人在做着同样的梦。虽然这种梦想不再是归隐山林,世界大同,但却一样希望有一丸制度的灵丹妙药,能毫不费力地化解一切困境苦恼。

无独有偶,1931年的美国,詹姆斯 亚当斯在劳动节那天,也做了他的一个梦。在这个梦里,"生活应当更为美满、富足,每人都应按照他们各自的能力与成就获得相同等的发展机会"。詹姆斯还说,这"不单单是一个人人有车开、个个有高薪拿的社会,更应当是没有阶级差异、人人能力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认可的社会"。然而,如今詹姆斯所描述的梦境却似乎与平凡的美国人越来越远。

关于平等与富足的梦想仿佛超越国家与民族,甚至超越信仰,毫无例外地缠绕着一切世人。

21世纪仅仅过了十多年,世界似乎便与我们最初对未来的想象越走越远。以9 11为起点,伊斯兰与西方世界的冲突被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对垒的高度。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又让世界开始意识到潜藏在资本主义体制中的深刻矛盾。

民族与领土问题进一步提醒人们,上个世纪甚至上上个世纪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似乎还在当今世界纠结。不单单是冷战,甚至是殖民与帝国主义的阴云还笼罩着我们。这看似重复的旧历史实际上却为我们的世界提出了新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追求平等与富足的梦想的问题,而是我们行走的通向梦想的道路方向出现的问题。在这种偏向的意识形态下,一种经济自由的幻想笼罩着世界,掩盖着在这之下的不平等、压迫与分裂的真相。

美国梦的意识形态

正如任何一个追求平等富足的梦想一样,"美国梦"起源于清教徒们对于一个理想国度的想象。在这个脱离了旧教会、旧贵族、旧特权的新世界,清教徒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他们地上天国的梦想。清教徒们离开旧大陆的努力,可以被看作是美国梦的第一次政治实践。

正像托克维尔指出的,此时的美国好比一张白纸,摆脱了旧世界负担的清教徒与一切入世的宗教教徒一样,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不遗余力地建设起了一个平等并且排他的国度。

在加尔文主义影响下的美国清教徒非常彻底地反映了韦伯式的对于资本主义道德的诠释。与天主教徒追寻超验的"真理"不同,新教徒将对于物质世界的实践与勤奋工作作为追寻上帝荣耀的途径。而由于彻底坚持"决定论"的精神基础,清教徒在社会与政治实践中强调精准的制度设计与秩序精神。人类意志的作用被彻底抛弃。恰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美国民主制度,使得它与欧洲大陆上那种希腊式的古典民主表现出重要的差异。

体现在雅典城邦中的古典民主精神强调公民直接参政、分享社会权利、重视公共意志及利益、同时更要求公民个体服从城邦集体。集体的安全为个人的自由提供了最为基本的保障,因而,这种公民的美德要求每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应当为集体的利益作出牺牲。

对于美国的建国者来说,这种古典的美德无疑是非常令人向往的政治梦想。然而,与强调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美德不同,美国的民主强调在制度上的精巧设计对于权力的限制。并且,这种模式的民主与现代的共和主义也不太一致。

美国式的民主梦想建立在洛克式的个人"自存"愿望,以及对于"具有美德的权利"的不信任。因此相互制约的三权分立成为了美国民主的政治模式。虽然在这种结构中,出于自利的互相制约是维持这一结构的重要因素,然而对于工作"责任"的强调,无疑也是古典民主精神中对于"美德"的清教徒式体现。

正如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中借帕布里乌斯的口所说,三权分立的本质实际上是为寻找到最具有美德、智慧和优秀品质的人为政府部门工作。

这种精英民主模式,希望能够避免大众政府所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其中之一便是有可能使政府流落到"愚蠢人"的手里。而这种美德的基础,无疑便是清教徒式的具有"美国商业化性格"的美国人。在汉密尔顿的时代,美国人则单指那群离开了旧大陆的白人清教徒的后裔们。这种对于普遍性伦理的限制是有其重要的政治实践意义的。

首先,构建"美国人"这一政治认同与美国独立运动的诉求息息相关。对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来说,"自由"是清教徒们离开旧大陆的原因,也是需要被捍卫的重要天性。在美国革命的前夕,许多政治作品都在不断强调旧大陆与新大陆的对立。

新大陆的人们 "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不受老旧欧洲宗主国政治贵族与宗教强权限制的"自由"。正如塞缪尔 亚当斯说,早先的清教徒移民们被"权力之手驱赶"来到美洲,寻找"真正的宗教"和"自由"——这一自由,如果放在17世纪欧洲的背景下,更多的是指支配个人财产的自由以及信仰新教的自由。

因此,当1764年英国政府试图对殖民地征税便触及到了美洲殖民者们对于财产自由的敏感神经。出于对维护这种自由的神圣责任,像潘恩那样的革命者们便要求美国人"像男子汉一样经受维护它的苦役",以最终"让一个国家自由"。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民主在革命之初,其政治精神更倾向于古典式的民主美德。

但是,在新教伦理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美国建国理念并不能安顿于古典民主的结构中。汉密尔顿认为,古典的民治政府无法避免多数派的暴政。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其多数一定会尽可能地压制少数。古代民主政体中作为多数的穷人与作为少数的富人之间的对立最终成为古典民主的墓碑。

因此,汉密尔顿希望能够有一种政治模式避免多数与少数之间的冲突。在小共和国中,作为多数的穷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形成统一,并且由于贫富杂处,两者之间的冲突无可避免。

但是,在一个大共和国里,分化的利益群体可以形成"由不同的感情和见解所驱使的不同阶级"。这是一种在"文明国度"里的正当分化。社会阶级身份相对较为单一,对政府结构精巧的设计,以及对于"公民"身份的圈定都是美国建国初期形成的民主模式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时,美国的精英政治家们也清楚,这一民主模式得以成功运行的基础,实际上得益于对于"白人清教徒"这一包含了种族、阶级、信仰甚至经济身份的多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