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与其 许纪霖:与其诅咒黑暗 不如点亮蜡烛
许纪霖教授谈学院知识分子如何面对体制化 发表于《南风窗》2012年第12期 当今中国大学在跑马圈地的过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剧体制化进程,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曾经大喝一声“大学不是养鸡场”,来批评大学在学生培养体系方面的异化,而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大学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追名逐利的“名利场”,所谓“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现象触目皆是。
学术似乎不再是一种韦伯所言的神圣的志业,而仅仅是为稻粱谋的职业而已。
面对这种看上去席卷一切的体制化进程,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是否还有反抗的可能或者说重新想象未来学术生活的可能?本刊特约记者风石堰(唐小兵的常用笔名,早年世纪沙龙斑竹名)就此议题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许纪霖教授。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体制化 风石堰:许老师,谢谢您接受《南风窗》关于知识分子专题的专访。我们想跟您讨论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体制化。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知识分子的体制化和大学的行政化等对学术自由的压抑。
中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是依托于公立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大都是属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那么现在讨论知识分子体制化的进程意味着什么?在1980年代知识分子体制化会成为一个问题吗?今天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包括知识阶层心态上的体制化这样一些切身的基本问题。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体制化,简单地说,就是一套官僚化的管理制度,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叫做科层管理。
马克思·韦伯讲,资本主义有两个秘密,一个是会计制度,就是计算成本、投入产出。第二个就是非人格化管理的这个科层管理制度。 这套制度,中国过去是没有的,过去有的是士大夫官僚制,它的背后是博雅之学在支撑它,它有一套儒家信念的,更多的是一套礼治。
但是,这套所谓的资本主义化的官僚制度,在价值上是中性的,以科学、理性和合理化的名义、服从公司化的管理目标: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以效率作为衡量标准。
而整个效率管理的核心是科层制官僚,由他们通过权力意志来制定游戏的法则。这套东西中国人过去是不熟悉的,1990年代中期以后,以向国际接轨的名义被引进中国。随着市场社会的发展,它的管理模式已经被普遍化,无论是企业、事业、政府机关,还是大学、中小学,皆以此为运行模式。
中国的大学自引入这套考核评价体系之后,现在这套体制化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各种各样的考核都是以科学和价值中立的名义,。每个人在选拔、晋升等过程中受制于各种各样的量化考核指标,遵循的优胜劣汰的标准,在这一过程之中,学术共同体内在的标准被完全取代,而代之以一套量化的、形式化的指标,比如发了多少篇权威刊物、核心刊物文章、拿了多少课题项目、得了什么层次的奖项等等,它是“去意识形态化”、“去道德化”,特别是“去学术化”的,与有多少学术内涵、创新价值无关,只是一个外在成功的标志。
第二,这个体制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天整个学术生产的资源与分配,都在体制里面。
这个体制掌握了整个知识生产、学术生产的绝大部分资源,而这个体制指的是行政意志,上到教育部,下到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乃至大学行政管理部门,完全由他们来操控,即使有专家评审,但评审的标准和最后的裁断权却不在专家手里,现在常常还出现这样的情况,专家投票的结果竟然还对专家保密,美其名曰是怕专家泄露消息,实质是更方便行政意志的黑箱操作。
在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你几乎无法超越这个体制,因为它关系到你的“身家性命”,你的荣誉、社会身份,收入多少和职务升迁,都与之捆绑在一起,几乎是“天网恢恢”、无所逃避于其间。
记者:李泽厚曾经概括说1990年代相对于之前的198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而学问家凸显的变化趋势,而到了1990年代以后,学术上的专业化进程以及对学术规范的强调都特别凸显,那么知识界的这样一种变化与体制化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吗? 许纪霖 :1980年代,中国人还不太了解学术生产体制是什么样子的,官僚们更多地是以意识形态、而非形式化的条条框框管理大学。
现在回想起来,1980年代大学体制没有什么钱吸引老师,老师们业是普遍的清贫,但知识分子却因此获得了自由。因为体制没有现在这么强大,对人的压抑只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左倾余毒。
而且那个年代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还健在,他们一言九鼎,学术上好与不好的标准取决于权威的判断。那个时代的知识界,还不是靠形式化的东西来评判学者,虽然意识形态不断干扰着学术的内在标准,但学术共同体内部还是有自己的价值和法则的。
即使你不服从,只要你将本职工作做好,还可以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研究。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讲,这个自由,不但是没有这么多的考核体系等外在的压迫、而且心态上和精神上也是比较自由? 许纪霖 :在80年代,人们在精神上、心态上也放得很开,即使有很多压抑,但大家对国家和个人的未来似乎充满信心,人的物质欲望也不那么膨胀,多多少少还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我称之为是一个“后理想主义的时代”。
一个人有了一些超越个人的大关怀,有时候也就不那么将个人的利益得失太当一回事,相信国家好了、个人的前途也会水涨船高。 记者:这有点像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讲述的那样,西南联大的时候,知识分子有一种对未来的乐观情绪,虽然很贫穷,但是对未来充满希望? 许纪霖 :真正的变化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如今体制已经构成了巨大的压迫性力量,管理阶层像资本家一样,相信人都是懒惰的、自私的,需要一条鞭子不断在后面抽,让他们勤奋起来。
于是所设计的体制规则一是奖勤罚懒,二是优胜劣汰,三是锦上添花(绝不雪中送炭),四是赢者通吃。简单地说,拉开资源和收入分配的档次距离,形成一个金字塔,最上层的享受蛋糕中的大部分,而让底层的去分残羹剩饭,这样,就可以利用人性中的贪婪和虚荣,拼命往上挤,按照体制的标准和逻辑,多快好省地生产出学术GDP。
这套严酷的学术生产体制如今对大学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构成了致命的生存压力。
虽然这套体制像高考一样,表面是客观的、公平的,量化指标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否可以在权威或核心刊物发文章,是否可以拿到项目课题、是否可以获奖,最终还是取决于人,而这个人,一定是拥有权力的。
于是,不少学者的心思不是在做研究上,而是如何去“攻关”、拉关系、走后门。前不久媒体披露的湖南高校职称评定当中评委公开索贿事件,便是一个例子。当一个体制缺乏有效的监督,当学术自身缺乏自主性的时候,这个体制必定会产生结构性的腐败。
而腐败哪怕是个别的、局部的,所造成的影响却是普遍的全局的,人们不再相信体制的公正性,而只迷信权力。于是,拼爹、拼关系,成为一套人人信奉的潜规则。
记者:这样一些人,对体制的不满,其实有很多牢骚的成分,是因为他没有成为体制中占据核心资源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不是真正对这个体制有反思和批判,是不是应该做这样的一个区分,抱怨的人只是在发牢骚? 许纪霖 :特别如今,在知识分子当中,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那里,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对这种体制都不满,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是既得利益者、还是弱势群体,皆是牢骚满腹。
私下聚会的时候,这种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到了慷慨激昂、愤世嫉俗、涕泪俱下的程度。
但另一方面,大部分人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拼命适应这套体制、实践这套体制、按照这套体制的规则来生活。很少有人试图去抵抗这套荒谬的体制。
于是,这套体制就像荒谬的高考制度一样,人人不满,却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十年之后,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在体制内部谋生的人,也越来越觉得在体制面前的无可奈何和个人的渺小。 更要命的是,这套荒谬的体制不仅是外在的宰制性力量,而且已经内化了,成为了许多学者的内在价值标准。
衡量一个老师学术的能力, 不再像过去那样,从学术的内在尺度评价他的研究成果质量,而只是看外在的指标:文章是发在哪一级刊物?项目是省部级还是国家级?获奖是一等奖还是三等奖?研究报告被哪个级别的部门所采纳、哪位首长有过批示?老一代的学者还好一点,还残存一点过去的学术标准,我发现在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许多年轻学者和博士生,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学术品味和学术价值,只会以外在的量化标准来自我评估和看待同行。
这种体制的内在化是更悲哀的,纵然对体制有诸般不满,但体制的价值和标准却已经成为自身价值的一部分,最终使得自我异化。 记者:依照人之常情,这两种取向的冲突应该还是会造成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一种痛苦的感觉,这种感觉会在体制化的进程中间慢慢被抹除掉吗? 许纪霖 :一开始可能有痛苦的的感觉,但久而久之,当体制被内化之后,人们便被洗脑,从痛苦走向麻木,这就是体制内化的效果。
体制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内化。这个内化,就像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那样,用我的说法是“自觉而不自愿”,也就是说,在意志上,是被迫的,并非心甘情愿,但似乎没有选择空间。
但在理性层面,却有非常自觉的因素,按照工具理性的思维,拼命去适应这套法制,最终被体制内化。 体制会永远让你成为一个怨恨者 记者: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学术界对一个好的学者的判断标准,和社会上对于成功人士的判断标准,已经慢慢同一化了? 许纪霖 :什么是好人,什么是一个好学者,什么是好老师,什么是好学生,过去社会有一套价值和伦理标准,行内也有自己的行业标准,今天都被折合为统一、中性的量化指标,由行政意志、权力意志所主宰的形式化指标,学术的自主性消失了。
我今天要更强调的是体制如此被内在化的。体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东西,它的可怕之处在于生存于我们的内心。哈维尔当年分析说,当卖蔬菜的经理把“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牌打出来的时候,尽管他干的只是随大流、是应景的活,但这套虚假的意识形态也是被内在化了,成为一个普遍的虚假。
久而久之,虚假的应景便会在内心发酵,使得人们逐渐失去了自己内在的价值品味,只剩下空洞的外在形式。
在今天中国,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大家激烈地诅咒体制的不公平、各种各样的“拼爹”规则;另一方面,又竭力地适应体制法则,拼命要往上挤。不再相信自己的能力,只相信关系网络,一旦成为竞争的失败者,肯定不是自己不够努力或者水平不够,一定是关系不如人,“恨爹不是钢”,然后更激烈地诅咒社会的不公正。
在知识分子当中,在社会各个阶层,普遍存在着舍勒所说的怨恨。
然而,这种怨恨的对象,并非针对体制本身,而只是权力的操控者,其实,怨恨者和体制本身,在价值观和评判标准上具有高度的同构性,怨恨者与怨恨的对象、共享着一套共同的的价值标准。之所以产生怨恨,只是因为体制没有容纳他,让他有获得利益的空间。
而怨恨的真正目的,不是要想办法来改变体制、或者用各种方式来抵抗体制,而只是希望自己更能适应体制、往体制的金字塔顶端爬升。但金字塔形的体制的顶端是没有尽头的,上了一个层次会产生更高的欲望,与更上层的既得利益者比较,又会产生更大的不满足,因此怨恨会更加深一层。
因此,在体制内部,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从一个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同一类人:怨恨者。体制会让你成为一个永远的怨恨者,伴随你的一生,漫无尽头。
我将今天的中国社会称之为一个“流动的等级社会。”怨恨不可能产生在世袭的等级社会里面,因为以贵族为中心的等级社会,各个阶级的人们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责任,也有自己的尊严。
怨恨只有在一个流动的平等社会当中才能产生,形式上人人平等,职位对所有人开放,鼓励你去竞争,但在实质上有很多潜规则,被权力或者金钱所操控。于是,才能便不是向上流动的唯一因素,还取决于权力和金钱的因素。
比较更成功者,人们会产生怨恨,欲望永无止境。怨恨也永无止境,而这种怨恨反过来也会成为其往上爬的最大动力,同时,怨恨者又通过从比他低层次的人们那里发泄傲慢,因而获得更多的心理补偿,以抵消在高层次那里所遭遇的屈辱感。
怨恨者因此有一个普遍的毛病,既蔑视底层的民众、同时又仇视上流社会,可怕的自尊与可伶的自卑奇特地纠结在一起,形成非常扭曲的人格。于是,怨恨在今天的中国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现象,不仅存在于底层民众,而且也存在于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甚至上流社会也充满着怨恨。
人人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同时在社会当中一有机会就发泄自己的傲慢。 业余精神与点滴的抵抗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讲,按照这样的分析,这样一个体制化的过程,其实在鼓励今天的学院在不断地生产一种占有式的、利己式的人,这样的人格类型,无论是作为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或者作为社会的中产阶级、甚至是精英阶层也好,更少的会考虑公共的责任的问题,更多的是按照资本的逻辑在不断扩张自己的生活利益。
许纪霖 :加拿大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麦克弗森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占有式的个人主义,对自我的肯定,是建立在占有社会各种稀缺资源基础上的,所以他称为占有式的个人主义。
今天的学术体制对人性的预设,就是这套占有式的个人主义,对社会的预设也是一个丛林世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权力又没有完全退出市场,中国社会和人性中的恶这些年的确在增长。
但这只是现实的一面,现实的另一面是,恶在增长,善也在增长。即使在大学内部,在知识分子当中,也有另外一些趋势在出现,用各种方式来抵抗体制。这个抵抗并不是“无限的抵抗”、或“绝对的抵抗”,而是一个“有限的抵抗”、或“点滴的抵抗”。
今天的中国并非一团漆黑,大学里的许多学者和老师,也依然坚守着自己的道德良知和学术底线,而社会各界因为开放和竞争的环境已经形成,人才的争夺成为比照顾关系更重要的考量,因此,东方不亮西方亮,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只要真正是人才,有独特的、超群的能力,可以埋没得了一时,却埋没不了永远;在一个单位呆得不舒服,可以跳槽到另一个地方。我并不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要看到社会当中随着恶的增长,对恶的抵抗也在增长,黑暗虽然弥漫、但光明却犹如星星之火,尽管尚未燎原,没有连成一片,但已经给人带来了希望。
这个社会既有黑暗、也有光明,黑暗当中有顽强的“燃灯者”,他们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周围,让更多的人不再沉沦于黑暗。
不要说自己无可奈何,没有选择,不要以环境不好、现实黑暗而原谅自己的怯弱,更不要一边诅咒黑暗,一边加入黑暗。人性是脆弱的、有限的,对黑暗很难做到绝对的抵抗、无畏无惧的抵抗。
但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可能,应该有有限的抵抗、点点滴滴的抵抗,力所能及的抵抗。如今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有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心态:既然对世俗做不到彻底的超脱,那么索性就全然拥抱世俗好了!
既然你们也做不到完全的超凡脱俗,那么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吗?甚至认为“五十步”是“伪君子”,而“一百步”倒是“真小人”。的确,如今有不少满口仁义道德、私下比谁都庸俗、投机钻营的“伪君子”,但在我看来,他们不属于“五十步”,而是地地道道的“一百步”。
真正的“五十步”,乃是虽然有不少无可奈何之举,但依然挣扎着想当真君子,他们与“真小人”的区别,一个是自甘堕落,而且振振有词,另一个自惭脆弱,但依然有向善的愿望和追求。
那没有跨出的另外50步,就属于“有限的”、“点滴的”抵抗。在“超人”与“俗人”之间,绝大多数人毕竟属于有人性弱点、但又试图超越的“凡人”,如何在“凡人”生活之中保持一份不凡的追求,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值得鼓励的“抵抗”。
台湾的钱永祥先生,是著名的素食主义提倡者,但自己并非一个绝对的素食者,他提出一个观点叫“量化的素食主义者”,因为各种原因,许多人很难做到完全戒荤,食素只是一个人内心的信念,能做到多少算多少,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来衡量你,比如完全的戒荤一定比有限的戒荤高尚。
所谓“量化”,就是按照自己的可能,力所能及地去做。对黑暗的抵抗,在我看来,也需要这种“量化的抵抗”。
不是一定要求所有的人高风亮节,积极地“有所为”,更多地是看一个人是否能够做到“有所不为”,守住一些道德的底线。“有所为”的德性要求太高,只能自己要求自己,如果普遍化、强加于众人,便会流于虚伪。但“有所不为”,这是全球各大轴心文明的共同底线,基督教有“摩西十诫”、儒家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底线守住了,贪腐、抄袭、毒药、毒奶粉、见死不救等这些社会上的恶便会少了大半。
记者:您觉得年轻这一代知识分子,就像刚刚您描述的,把体制的标准在相当程度上内在化了,比如你们1950年代这一代出生的人,可能有些人会有一种对体制的自觉的疏离感,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跟年青一代的生活阅历一直从学校到学校比较单一有关?恢复高考后的七七、七八、七九所谓新三级的一些人还是有比较充分的社会阅历,有时候能够保持一种反思、一种疏离感。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年青一代知识分子以这么单一的一种方式来应对体制化? 许纪霖 :回到学术体制这个话题,我想说的是,每个体制里的人都无法完全抗拒这个体制,不在乎这套量化指标,但千万不能被体制内在化,失去了学术共同体独立的价值标准,特别是自身的学术品味。
如果能够做到不仅仅以形式化的外在指标,而能够以内在的学术标准来自我评估、评价同行或者要求学生,体现在教学、研究、招生、论文指导和考试答辩诸环节,这就是很了不起的“有限的抵抗”了。
但现在的大学里面,老一代学者从过去的时代走过来,毕竟还有着自己的学术标准(不管其对不对),但我发现近十年来从体制里一路走来的年轻一代学者和研究生们,反而失去了这样的内在价值,多以外在的量化指标自我激励、评价他人、培养学生,这让我感到非常忧虑。
麦金泰尔说过,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利益追求,一种是外在利益,即工具理性的态度,比如做研究只是为了换取职称、过更好的生活,一种是内在利益,即价值理性的态度,比如做研究所追求的是这个研究独有的不可替代的快乐。
外在利益是可以替换的,如果有更好的达到目的的方式,比如发现做官能够更方便地获得职称、有更大利益可图,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学术。但内在利益所获得的那份快乐是不可替换的,是内在于学术活动本身的。对于大多数学院知识分子来说,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都无可避免外在利益的追求,需要通过学术成果获得必要的位置、收入和体制的承认这是世俗的一面,也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我担心的是,如今不少学者已经将对外在利益的考量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而不再有内在利益的快乐感。
本来,学院的生活就要比在商界、金融界、企业界和政界清贫得多,假如缺乏学者那种独一无二的内在利益的快乐感,只是关心外在利益的功名利禄,那么,你将注定在焦虑与失落当中度过一生。
与其如此,还不早早日脱离苦海,下海经商去算了。 许多人对对未来的体制抱有强烈的悲观态度,从而为自己的随波逐流寻找客观的理由其实,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这并不影响我们个人的选择。在任何时代,总是有黑暗,也有光明,就看你选择沉沦于黑暗,还是跟着“燃灯者”走?虽然跟的步伐会犹犹豫豫、跌跌撞撞,但只要有更多的人跟上来,光明就有希望。
整体即使不改变,小环境可以因为几个人的“风气”而发生变化的。
不要期待大环境变化之后再来改变自己,也不要期待等有了物质资本再来自我改变----一无所有的时候尚不愿改变自己,当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还愿意改变?不说要想守住那些团团罐罐,上了一个层次之后看到更高层次的好处,内心会更加失落,更没有改变的可能了。
既然暂时改变不了这个世界,那就首先改变自己吧。如果少一份外在利益的焦虑,多一份内在利益的追求,有一种萨义德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业余精神”,那么你的人生将快乐得多,这份快乐不是取决于体制如何对待你,别人如何评价你,而是内心有一份自我肯定的充实,哪怕当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也会在学生的笑脸上获得肯定,获得精神的巨大满足。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这根脆弱的蜡烛,即使不能照亮别人、照亮周围,也能照亮你的内心,让自己看得起自己。(本文删节版发表于《南风窗》2012年第12期) (本文已经被访者审阅,感谢黄辉协助整理采访录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