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评分9.3分，这才是今年最好的华语电视剧！
最近大家都在追一部口碑炸裂的华语剧，在鉴定完6集之后，我们觉得，是时候要推荐一下它了。
进入正题之前，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口碑——
豆瓣超过10000人打出了9.3的高分：
好看到想要起立鼓掌：
卡司和剧本难得到想哭：
质量逼近美剧日剧水平：
没错，我们想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部《我们与恶的距离》。
虽然之前很多人已经推荐过了，不过在看完最新集之后，我发现这部剧并不是那种高开低走的“噱头剧”，而是那种越看后劲越大的作品。
观众只有越往后看才能了解到事件更多的真实面貌，也可以更接近导演和编剧的创作初衷，并且从中得到更多的思考。
《我们与恶的距离》幕后团队可是非常的厉害哦：
台湾公视，之前和Netflix合作了《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流媒体Catchplay，被称为台湾的Netflix；
而HBO Asia，依托HBO这一全球最著名的原创平台，之前在台湾也推出过《通灵少女》这类原创高分剧；
编剧吕蒔媛，履历里超8分的作品很多，最出名的一部，是去年金马奖大热门《谁先爱上他的》，而且还凭这部电影入围了金马最佳原创剧本的提名：
主演也有看点，之前阔别台剧15年之久的贾静雯、金钟奖视帝吴慷仁，还有多次入围金钟奖的温升豪：
但这部剧，最大的亮点不是出品公司或者是主创阵容，而是那个非常沉重非常大胆的主题，也是之前华语影视作品中很少会触及到的议题——
一个叫做李晓明的普通青年，在五月的一个周末下午，走进台北一家影院影厅，拿出手枪对着观众进行扫射。
最终，酿成了九死二十一伤的惨剧。
《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围绕着这起罪案展开，不过剧集的故事并没有追溯罪犯的心路历程，也没有记录案件的完整过程。
剧情起始于案件发生的两年后，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身处案件外围、拥有不同身份和立场的人群。
这其中，有受害者家人，贾静雯饰演的电视台新闻主编宋乔安就是其中之一。
她的儿子死于枪击案之中，两年的时间不仅没有弭平她内心的痛苦，反而让她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糟——
夫妻关系濒临破碎，女儿叛逆乖戾，她每晚必须靠酒才能入眠，白天清醒的时候显得冷漠躁郁，无法与任何人亲近。
另一边施害者家庭，始终背负着难以摆脱的负罪感，承受着外界的威胁与谩骂。九条人命，他们一个也赔不起。
两年来，李晓明的爸爸、妈妈和妹妹一直生活在阴影中，除了一遍遍地道歉、下跪、请求原谅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他们只能遁世隐居、隐姓埋名，每天出门戴面罩，即使皮肤被捂得红肿发炎，也不敢露出真实的面庞。
吴慷仁饰演的法律扶助律师王赦，作为李晓明的辩护律师，构成了故事中的第三方视角。
因为长期为各种重刑犯辩护，在公众眼中，他一直被视为罪犯的“帮凶”，帮助后者洗脱罪名、减轻刑罚。
所以剧集一开始，王赦就惨遭受害者家属公开泼粪，成了网友群嘲的对象。
剧中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叙事线索，也分别指向了广泛多维的现实议题，也让故事拥有更多值得被讨论和分析的空间。
比如无差别杀人罪行牵扯出的社会公共安全隐患，比如作为新闻人是要保收视还是保品质的媒体生态困境，比如职场女性如何权衡工作与家庭的人生难题，比如恶性案件背后法律能否行使公平公正的质疑。
但这部剧最重要的议题，还是落在剧名中出现的“恶”上——
就像故事梗概中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
在回答这些疑问之前，或许先应该解决这些困惑：什么是真相，什么又是正义？
真相拥有许多面向。就像剧中不同角色的形象拼贴出的海报一样，《我们与恶的距离》试图通过这些人以及他们的视角和立场，尽可能地如实呈现出案件的真相。
可是，有谁真的需要，或者在乎所谓的真相呢？
对于媒体来说，他们需要的是第一时间报道出事件的结果；
对于受害者的家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是凶手得到惩罚；
对于法律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最终的一锤定音；
对于施害者的家庭来说，他们需要的是平静；
而对于民众来说，他们需要的是符合情理的结局——坏人罪有应得，正义得到伸张。
可是，就像编剧吕蒔媛说的，“正义的标准是什么？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它没有一个操作手册。”
“好”与“坏”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片面化的标签而已。
《我们与恶的距离》一直在强调，人们有多么喜欢“标签化”他人的问题：
精神病人、心理变态、杀人凶手、屎尿人渣…这些词语出现在每一集片头，展示网民评论的画面中。
而“标签化”的始作俑者之一，则是越发追求速食的大众媒体。
剧集每一集的开场，都被设置成一条报道热点事件的视频新闻，紧接着画面滑向网页上的各种评论与观点。
有趣的是，每一集的故事，又与片头那则热点新闻相关，只不过是以更丰富的视角，来讲述新闻中不曾说明的事实。
比如第三集开篇，新闻播报着一名不得志的导演挟持幼儿园小朋友的突发事件：
后来的剧情告诉大家，这个在新闻里被描述成危险分子的人，其实并没有对小朋友造成任何身体以及心理上的伤害：
这种前后“打脸”的行为，揭露了媒体在寻求最劲爆最刺激的选题与字眼，以求戳中受众的G点的时候，却忽略了片面化报道的事实。
而有时，媒体甚至成为了“恶”的帮凶。
剧中，李晓明为了成就一番大事，为了出名而犯下了无差别杀人的恶行。新闻媒体一轮轮不停歇地报道，细数他的罪行与过错，却在无形之中完成了“造神”运动。
更可怕的是，有时新闻报道裹挟着巨大的舆论力量，对无辜的普通人来说，也会造成巨大的摧毁力。
宋乔安怀着私愤，让电视台的摄影机偷偷跟踪李晓明的家人，曝光了他们的居住地址，这让这个家庭失去了最后一个庇护所，也成为压垮晓明妹妹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说“标签化”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那么吴慷仁饰演的王赦律师，则一直在为“去标签化”而努力。
剧中除了李晓明之外，王赦代理辩护的另一名嫌疑人，是一位在公园杀害了两位无辜的孩子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王赦的家人，甚至很大一部分的观众，都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为重刑犯辩护，“杀害孩子，本来就该唯一死刑”。
而媒体，更是将王赦替罪犯辩护的行为，解读成帮助罪犯逃脱死刑惩罚。
确实，王赦是剧中最具有争议的角色。
饰演他的吴慷仁，最开始也没办法完全搞懂这个人物。
但是在和主张废除死亡的人权人士以及现实中的施害者家属交流过后，吴慷仁才明白了角色的初衷。
如同他在剧中所说的：
“你们都希望他死，大家都希望他死，舆论媒体也希望他死，但是法律不是用来讨好人民和媒体的。”
王赦并不是想要让凶案嫌疑人逃脱罪责和死刑，只是希望他们能拥有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环境来接受审判，也希望法律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而现实却是，这些人身上往往会被贴上裹挟着民意的偏见标签，而有关于他们的审判也夹杂着太多情绪性的因素。
吴慷仁解释说：
“王赦相信法律，法律是白纸黑字的东西。但是当法律可以被人、被法官、被体制所操控，当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时候，身为一个法律人，他是崩溃的，他救不了那些人。”
剧中，一位老者对李晓明的妹妹说，“不要挑战人性”。
而王赦就像面对着巨型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只不过站在他对面的敌人，是人性。
值得一提的是，王赦这个角色并不是完全虚构出来的，而李晓明在影院射杀观众的事件，其实也是取材于真实的5·21台北地铁杀人案。
2014年的5月21日，21岁的大学生郑捷在台北地铁上持刀随机杀人，造成4死21伤。经过两年的审判，郑捷最终获判死刑。
而从判决到行刑，仅仅用了18天的时间，创下了台湾司法史上的罕见记录。
在死刑迅速执行后，也有声音提出了和剧集相似的问题：为什么不去寻找随机杀人背后的原因？
《我们与恶的距离》里有一个细节非常有趣，李晓明接受过精神鉴定后，被证实不存在精神疾病。他的家庭和成长环境，也并不存在导致极端思想的因素。
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或许真的意味着纯粹和本质的恶。
但即使是本质的恶，也值得去寻找成因，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的原因。
假如现实中的郑捷和剧集里的李晓明，真的拥有将自己谋杀背后的原因告诉世界的机会，那么未来无差别杀人事件会不会得到改善？
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但正如编剧吕蒔媛解释的，创作这部剧的目的：
“我们觉得，在遭遇重大事件的时候，选择不看，或是咒骂，或是让这个凶手消失，我们的世界会变好。但是即使犯人被执行了死刑，现实中还会有相似的事件发生，它很难停止，所以我想我们要学着去面对。”
剧中提到，对于一个病人来说，病识感非常重要。
只有认识到自己病了，才能更快地疗愈。
所以，既然恶无法避免，人们只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才能往光明的方向，作出积极的改变。
《我们与恶的距离》这样一部观点鲜明的作品，最难得的地方，是它丝毫没有摆出居高临下的批判姿态，只是温柔、冷静地去呈现和展示各种不同的立场和观念。
而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个值得自我诠释，以及能够引发共鸣的角度。
王赦以他的方式，去维护法律的正义与独立，寻找避免相似悲剧的可能性。
而身为受害者家属，宋乔安说的也没错，所有的问题研究到最后，归根结底都是家庭或体制的问题。
失去儿子的母亲，一直憎恨施害者和他的家属，这种情绪虽然不够理性，可是身为旁观者的观众，却没有资格去要求她拥有多一点的同理心。
可是施害者的家人呢，就像李晓明妈妈说的，“没有一个父母愿意花二十年去养育一个杀人魔”——
他们的无辜和无助，也让人心疼。
所有一切，如同一道巨大的无解命题。
所有情绪，就像不知道被谁在胸口打了一记闷拳，无处发泄。
毕竟，你无法从中摘取出任何一个纯粹的好人或坏人，也无法评判出任何纯粹的对与错。
这或许也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的高明之处：
关于人与恶的距离，关于好坏的标准，它无需给出一个明晰、确凿的答案。
相反，这部剧抛出了一个个问题，为的是在人们固有的观念中打开一个叫做“宽容”的豁口。
就像吕蒔媛之前说过的：
“我知道一部戏很难改变人，但希望它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对话的空间。如果我们都放弃的话，这个问题就永远不会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