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榆生全集》编成始末 全不全 风雨盖不住龙吟

《龙榆生全集》甫一出版,“粉丝”左伟明立刻订购了一套,及时地在“龙榆生纪念网站”上更新了目录,并为有授权的文章制作了全文链接。如今的他,早已不是曾经那个独自聆听龙榆生的寂寞读者,龙榆生的诗词和学问,也将随着全集的出版,为更多人所知。五十年已过,可无论多少风雨,始终盖不住龙吟。

八人显神通

各自填空,欣幸巨编来校字

龙榆生教学一生,却没有带研究生的经历,且早年各地奔波辗转,与学生的关系比较疏松,在学术上没有留下嫡系的传人,身后颇显冷落寂寞。张晖为编《龙榆生先生年谱》四处搜集材料时,结识了龙榆生的后人,才知道龙榆生生前文字材料的整理工作一直在由龙家子女默默接续。

龙盛宜、龙厦才、龙英才、龙雅宜等子女,虽然在父亲的授意下没有从事文学专业,但也受到良好的教育,堪称知识人。他们把父亲的讲义、手稿、通信、照片、笔记本逐一手抄整理,花了几十年笨功夫,积累下不少资料,只等一位理解父亲的专业学者出现。

张晖的出现让龙家子女欣喜,可当《龙榆生全集》刚刚拟订目录,商讨立案,张晖却与世长辞。悲恸和惋惜之余,龙英才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继续下去!”

1939年出生的龙英才,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化学教授。他说自己“精力不错,经济也比较好。”因此有能力把《龙榆生全集》的编纂工作推动下去。虽然在全集出版后的编者按中没有出现龙家儿女的名字,但他们确实是幕后的组织者和支持力量。

龙英才感叹说,虽然没有接班人专门负责传递龙榆生之学,但民国文化名人的后代,像龙家这样的情况不太多。经过社会的变革和代际的洗礼,子女既能认识到父辈的价值,又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和文化能力。若非二者齐备,龙榆生的著述材料不知还要散失多少年。

负责诗词卷整理的黄思维对龙家子女提供的手稿复印件格外珍惜,因为有了手稿对校,“先前发现声律未谐、文字难解,或疑而未决者,往往迎刃而判。”负责杂著整理的袁一丹也很感激龙家人在编辑过程中的通情达理,在材料上给予支持,在编辑细节上很少干涉,开放度和配合度都相当之高。

除黄思维和袁一丹外,在张晖之名的感召下,责任编辑张旭东还团结了倪春军、张霖、沙先一、熊烨和宋荟彧等不同专业和年代的学者,组成了八人编纂小组,迅速展开《龙榆生全集》的编纂工作。在众人的努力下,全集在两年时间内编成出版,不仅速度可观,编委各自不同的背景和优势,也为《龙榆生全集》带来了新发展。

据编委倪春军介绍,此次《龙榆生全集》在材料上的突破,主要有三个方面:充分利用家藏手稿、全面查房稀见文件、认真比对版本差异。其中,主要由龙家人提供的家藏手稿,除了可供比较外,还提供了诸多新鲜材料,比如龙榆生的词史著作《词史要略》残稿,在《龙榆生全集》中第一次亮相,让世人了解到他撰写唐宋词史的宏大理想。

对稀有文件的发掘,是八人小组对《龙榆生全集》的最大贡献之一。在张晖生前拟定的全集目录初编中,部分文献标注“未见”,为全集的编纂设置了不小的障碍。龙榆生发表于民国时期的著述文章,因为年代久远、保存不善,馆藏数量屈指可数,有些文献可谓罕见。

比如,龙榆生有一篇短文《词曲概说》,原载于《东南风》创刊号(1945年)。由于刊物发行量较小,目前已很难见到,张晖在生前也未曾见,直到倪春军加入编委,终于在上海档案馆中寻获,将全集进一步补全。

在上海档案馆,倪春军还在无意间偶遇龙榆生1930年在国立暨南大学的油印讲义《梦窗词选笺》,与《宋词》、《稼轩先生年谱》等油印讲义一样,都可称为“孤本”,这次收入全集,可谓“抢救性发现”。

与前几卷情况不同,由熊烨和袁一丹负责的最后一卷“杂著”没有底本可参,是根据张晖生前拟好的目录而完成的面目全新的结集。这一册中所有的文字,都是熊、袁二位从报纸、期刊及未刊稿件的原本中复印手抄下来并加以校勘整理而成。

其中熊烨负责“词学杂著”部分,而袁一丹则负责与词学无关的文章。两部分在目录中由空行清晰隔开,而后一部分又按龙榆生的自述、怀人、时评政论和游记及其他的先后顺序排列,力图抓住龙榆生这个“活生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