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寿裳的学生 文豪鲁迅与女学生许广平的惊世忘年恋
1934年12月9日,鲁迅购得《芥子园画谱》三集,是上海有正书局的翻造本。原刻难得,翻本无胜于此者,鲁迅以此赠妻子许广平,并题诗一首,云: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病逝于上海大陆新村寓所。再十年的1946年10月,许广平写了一篇《十周年祭》,回首当年道:
呜呼先生,十载恩情,毕生知遇,提携体贴,抚盲督注。有如慈母,或肖严父,师长丈夫,融而为一。呜呼先生,谁谓荼苦,或甘如饴,唯我寸心,先生庶知。
这一诗一文,包含着两人多少辛酸血泪,多少相爱相知,多少生死情谊!亦可看做是鲁、许《两地书》的延续!
鲁迅说:“《两地书》其实并不像所谓‘情书’,一者因为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没有什么关于后来的预料的;二则年龄、境遇都已倾向了沉静方面,所以绝不会显出什么热烈。”“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
”学者王得后先生在《‘两地书’研究》①?一书中指出,《两地书》不是所谓“情书”,却是别具一格的情书,很有风格的情书。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原信现存一六○封,其中鲁迅致许广平有七十八封;许广平致鲁迅的有八十二封。
收入《两地书》的是一百三十五封。其中鲁迅致许广平的六十八封;许广平致鲁迅的六十七封。《两地书》是1932年11月编好的,因此在这之后有十八封来不及编入,而真正在这之前有而没编入的只有六封半。
王得后先生曾就原信与《两地书》的文字作校读,指出他们在编定《两地书》的时候,对原信做了许多增删修改,特别是许广平的信,文字的修改很多,有的信常常是整段整段地删去。但却也不是为了藏匿什么隐私,因为所谓隐私的东西,原信中一点也没有。比起《两地书》来,原信自然更丰富,更生动,特别是有更多的细致的心理活动的表现,但《两地书》却更准确、更精炼。
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生于1898年,比鲁迅小十七岁。1923年秋天,鲁迅应好友许寿裳之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课,就在这里认识了许广平。许广平长得身材高大,而且总是坐在第一排,尽管如此,鲁迅对这位外貌并不太出众的广东姑娘,并不会有很深的印象。
而许广平多年以后这样回忆道:“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的竖立著,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
一向以为这句话有点夸大,看到了这,也就恍然大悟了。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许多补钉,则炫著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
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遮盖不住了。一句话说完:一团的黑。那补钉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别熠眼耀人。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也许有人这么想。
讲授功课,在迅速的进行。当那笑声还没有停止的一刹那,人们不知为什么全都肃然了。没有一个人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钟声刚止,还来不及包围著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著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的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了一口气回转过来了??”这样的师生关系延续了一年多,直到1925年3月,由于许广平写信向鲁迅求教,他们之间才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原本疏远的师生关系才有了突破。
传记作家伊妮说②,其实在这之前,许广平曾和一位既是同乡又是表亲的青年李小辉相爱。李小辉原是想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因为错过了考期,便进了北京大学。在经过一段短暂时间的相处后,两人的感情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幸的是不久许广平被传染得了猩红热症,李小辉因经常来探视许广平,也被传染,结果是许广平得到痊癒,而李小辉却不治病亡。
这个意外的噩耗直如晴天霹雳一般,几乎将许广平震懵了!因为这是她的初恋,也是她第一次勇敢地追求婚姻自由,然而这一切都幻灭了,她沉浸在一种无法自拔的巨大悲痛中,有一段好长的时间。
事隔18年,许广平还这样回忆着:“到了第十八年纪念的今天,也许辉的家里早已忘了他罢?然而每到此时此际,霞的怆痛,就像那患骨节酸痛者的遇到节气一样,自然会敏感到记忆到的,因为它曾经摧毁了一个处女纯净的心,永远没有苏转。”
而鲁迅在此时,是早已有了妻室。那是1906年6月,当时在日本仙台留学的鲁迅,忽然接到母亲的来信,说是病重,让他速速返国。鲁迅一回到家,却发现家里张灯结彩,母亲正在张罗为他娶媳妇呢。原来,母亲听到一个未经证实的流言,谓鲁迅和一日本女人结了婚,而且有了孩子,经常携儿子在东京街头散步,母亲感到惊骇不已,于是经由鲁迅叔祖母蓝太太的大儿媳谦少奶奶牵线,把蓝太太的一位内侄女儿介绍了过来,成为鲁迅的新娘子,名叫朱安,长得并不漂亮,额头很明显地朝前突出,小脸狭长,却有一个显得颇肥硕的鼻子。
婚礼时,鲁迅居然没有半点反抗,他装上假辫(因留日后已剪去辫子),带了红缨大帽,按照当地仪式,在新台门的神堂上,与朱安双双拜了堂,然后任由人扶着,像木偶人似的上了楼上的新房。
可是那个新婚之夜,鲁迅只是通宵达旦地看书,第二天,就搬到母亲的房里睡了。再过数天,就回日本继续求学去了。后来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明知无爱,却又不得不接受这个婚姻,据他日后解释,一是为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个人幸福;二是不忍让朱安作牺牲,在绍兴,被退婚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的;三是他当时有个错觉,在反清斗争中,他大概活不久,因此和谁结婚都无所谓。
就这样他和朱安过着“无爱”的夫妻生活达二十个春秋,而朱安就一如传统的绍兴太太般地做着家务,奉养着母亲。在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定居后,朱安对曾是砖塔胡同的“二房东”之一的俞芳说:“过去大先生(指鲁迅)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著他,将来总会好的。
”朱安甚至还带着无限的希冀说:“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根一点一点地往上爬,虽然爬得慢,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量爬了。
”是的,可怜的朱安,她终究是无法爬到墙顶的,因为一个伟大而孤独的灵魂需要慰藉,种种重大的精神创痛需要理解,需要温柔的舐舔,这都不是她所能胜任的,于是许广平取代了她。
《两地书》共分三集。第一集是1925年3月11日到7月30日四个半月间在北京的通信。第二集是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在厦门与广州间的通信。第三集是1929年5月13日至6月1日不到20天间,北平与上海的二十二封通信。
从前两阶段可看出两人从师生关系到最后同居的过程。王得后先生指出,从写信的态度和语气可以看出,起初的通信的确不带恋情,而是师生间关于教育问题、学生运动、刊物编辑、人生哲学诸问题的请益与教导。
虽然一开始就同声相应、同声相求,表现出相当的推心置腹,但师生间严肃与庄重的气氛洋溢于字里行间,并无异性间的愉悦与追求。但大约经过一个月,当许广平于4月10日敢于署名“(鲁迅先生所承认之名)小鬼许广平”,紧接着4月12日许广平拜访鲁迅在西三条的住所,十六日的信敢用“‘秘密窝’居然探检过了!
”——“秘密窝”而带引号,拜访而用“探检”,也就冲破了师生间严肃与庄重的气氛,一种新的亲昵的感情产生了。
此后即彼此出题“考试”;在鲁迅“即称之为‘少爷’,刺之以‘细心’”,在许广平则“敬领,骂好”;以至鲁迅因“小鬼何以屡次诚惶诚恐的赔罪不已”而不安,而“辟谣”,而声明“我并不受有何种‘戒条’。我的母亲也并不禁止我喝酒。
”“虽是太师母,观察也未必就对,虽是太太师母,观察也未必就对”。异性间相愉悦、相亲爱,而唯恐产生误解以至相离异的微妙心理,实已入木三分,跃然纸上了。而到6月25日这一天,是旧历端午,鲁迅请许广平几位女师大学生和俞氏姊妹(俞芬、俞芳、俞藻)吃饭,她们向鲁迅劝酒,鲁迅因高兴而稍多喝了一点,于是“以拳击‘某籍’小姐两名之拳骨”,又“按小鬼之头”,于是许广平等以为鲁迅喝醉了而“逃”走。
当天晚上或次日早晨许广平给鲁迅写了封信,大概很作了一番文章。
鲁迅27日上午收到此信,于28日写了回信,前半赫然是一篇“训词”(编入《两地书》时已删去,只存于原信),反复申辩:“又总之,端午这一天,我并没有醉,也未尝‘想’打人;至于‘哭泣’,乃是小姐们的专门学问,更与我不相干。
特此训谕知之!”王得后先生指出,这篇“训词”最大的价值,大概是足可以证明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已经相当深厚,别致的格式、轻松的笔调、无拘无束的谈吐,都是亲昵的表现,从这以后的书信,是真正的一般人所谓的“情书”了。至于这之后有一年多没有通信,并非感情有变化,而是两人定情后的相互信任。
1926年9月29日,鲁迅与许广平同乘火车沿着京浦线抵达上海。9月2日清晨,他们又分别搭乘“新宁”轮到厦门,及“广大”轮到广州。鲁迅是应聘到厦门大学执教的,许广平则回到故乡发展自己的事业。临分手时,他们约定:大家好好地为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聚点必需的钱。
谁知,许广平还在船上,就给鲁迅写道:“临行之预约时间,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而鲁迅刚到厦门,行李甫卸,也马上就“觉得太闲,有些无聊,倒望从速开学,而且合同的年限早满”。
相互之间流露出多么炽热的恋情与难耐的心境!《两地书》的第二部分即是这段期间的相思之情,我们看到许广平的回信:“My?dear?teacher!?你为什么希望‘合同年限早满’呢?你是因为觉得诸多不惯,又不懂话,起居饮食不便么?如果对身体的确不好,甚至有妨健康,则还不如辞去的好。
然而,你不是要‘去作工’么?你这样不安,怎么可以安心作工?!你有更好的方法解决没有?或者于衣食,抄写有需我帮忙的地方,也不妨通知,从长讨论。
”多么温情的抚慰,多么体贴的“从长讨论”啊!他们为了爱情而饱受苦难,磨练了意志,最后享受了欢欣!我们看1927年1月11日,鲁迅给许广平的信说:“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一切似乎是苦尽甘来,有情人终成眷属!
然而这其间却发生了“高长虹事件”的插曲,在他们的爱河中激起了涟漪。高长虹与许广平同岁,1898年生于山西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从小就养成一种反叛和孤僻的性格。作家伊妮指出,意外的是,具有反叛性格的他,却乖乖地听从了祖父的安排,与一个无爱的乡下缠足女子结了婚,并生下了孩子,过着一种麻木的生活。
直到1924年下半年,他来到北京谋求精神与生活的双重出路。他在一条僻静的小胡同里,创办了《狂飙》杂志,积极地从事“狂飙运动”。
他突然造访西三条胡同的鲁迅,1925年4月,也就是鲁迅与许广平开始了“两地书”通信不久,鲁迅亲自买了酒,邀高长虹与向培良、荆有麟、章衣萍等几人到住所来喝酒,共商创办《莽原》的事。从此,作为“莽原”社的同人,鲁迅与高长虹过从甚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两人会面不下一百次。
就在此时,高长虹发现了热情如火的许广平,并暗暗地爱上了她,只是鲁迅一点儿也不知道。许广平以她女性细腻的心,也许早有所察觉?目前并无史料可证明。
不过据许广平6月17日给鲁迅的信,谈到对高长虹的诗文的感受,许广平对高长虹好像并不怎么欣赏。随着鲁迅与许广平的恋情日渐公开化,高长虹才发现自己患的是单相思,这种失落的痛楚,令他寝食难安,到鲁迅与许广平比翼南下后,高长虹更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他公开向鲁迅挑战,他写了《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把鲁迅热心支持青年创办文学刊物,说成是为了“得到一个‘思想界的权威者’的空名”,到后来,则“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
对于高长虹的突然攻击,鲁迅开始真是莫名其妙,只是对其置之不理;后来实在气愤,才写了几篇小文予以反击。但他仍然不知长虹为何对他如此恨之入骨,直到1926年11月底,高长虹在《狂飙》上发表一首题为《给──》的诗,再加上熟知内情的朋友的说明,鲁迅才豁然领悟。
高长虹在诗里以太阳自况,以月亮比许广平,而咒骂鲁迅是黑夜。鲁迅立即给在广州的许广平去了一信,说:“《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我这才明白高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
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了,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
”后来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奔月》中,写了善射的后羿打猎回来后,遭到了徒弟逢蒙暗算的故事,不言而喻,故事中的逢蒙就是影射高长虹。而现实中的高长虹在追求许广平失败后,改追冰心。后来韦丛芜告诉鲁迅,高长虹给冰心写情书,已阅三载了。1929年冰心结婚后,将这捆情书交给了丈夫吴文藻,吴文藻于旅行时,随看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当然这是后话了。
鲁迅与许广平于1927年10月3日,乘“山东”号轮船抵达上海,头几天,他们寓居在共和旅馆,10月18日上午,移入东横滨路景云里第二弄二十三号,正式开始了他们公开的同居生活,消息传出后,各色人等对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令人难堪的非议与指责,有人说,元配夫人朱安才是鲁迅先生的合法“佳偶”,许广平不过是一个姨太太;也有人说,鲁迅与朱安破裂,是因为许广平从中作梗。
连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公开表示他们的婚姻不合法,不予以承认。
在《两地书》的序言中,鲁迅说:“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间,含沙射影者却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不在人间??。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许广平说:“从广州到上海以后,虽然彼此朝夕相见,然而他整个的精神,都放在工作上,所以后期十年的著作成绩,比较二十年前的著作生涯虽只占三分之一,而其成就,则以短短的十年而超过了20年。”当然无可置疑的,这十年是凝聚着许广平诚挚的感情与辛勤的劳动,“十年携手共艰危”,他们艰危与共、相濡以沫,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表达的是人间的至爱!
补记:学者董大中在《鲁迅与高长虹》(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认为《给──》是写给石评梅的,并对所谓“高长虹事件”有不同的看法,详见《都是月亮惹的祸?──鲁迅、许广平、高长虹的“三角”恋情》一文。
① 王得后著《〈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伊妮著《千秋家国梦》(上、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文章摘自《鲁迅爱过的人》 文汇出版社 作者:蔡登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