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最时尚：盛行于18世纪50年代英国的中国风

从17世纪始，欧洲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风”。这场发端于11世纪的中国风，经过几个世纪的发酵后，从17世纪开始全面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从王公贵胄到商贾乡绅，无不对所谓的中国风尚趋之若鹜。中国风更直接形塑了西方时尚史上著名的洛可可风格。这场中国风在18世纪中叶时达到顶峰，在当时的英国则比其他任何时代和国家都更为盛行，中式风格被应用于各式家具和室内装饰——从酒杯的式样到书籍装帧。尤其别具特色的是当时的洛可可风中式房间或阁楼，其中最为富丽堂皇的一间，在白金汉郡的克莱顿行宫（Claydon House）中完整保存了下来。

18世纪英国代夫特工厂生产的中国风瓷碟

1760年，丽碧·波伊斯（Lybbe Powys）夫人拜访了巴布·多丁顿（Bubb Dodington）在伊斯特伯里的住宅，事后她谈及其中的“中式阁楼，即阁楼上的小卧室兼梳妆间。以中式风格布置，极为可爱，充满情趣，床的尺寸与众不同，长六英尺，宽七英尺”。这是18世纪英国众多中式卧室之一，如今已无迹可寻。幸而现今仍有几间类似的阁楼保存下来，其中富丽堂皇的中式家具难免会让如今租住阁楼的穷学生自惭形秽。这些幸存的遗迹和对中国热的嘲讽恰恰证明中式风格在18世纪50年代的英国比其他任何时代和国家都更为盛行。尽管评论家对此冷嘲热讽，中式风格仍应用于各式家具和室内装饰——从酒杯的式样到书籍装帧，无所不包。公园里草坪四周围着网格中式栅栏，精美的拱桥横跨小溪，各式各样小巧古雅的中式凉亭点缀在橡树和山毛榉之间。时常有人在节日期间身着描龙绣花的中式长袍，卡纳莱托（Canaletto）在他的英国见闻中描写过作此等装扮的人物。尽管如此，1753年当弗兰希丝·勒德洛（Francis Ludlow）夫人坐着一乘状如“饰有飞檐的印度建筑”的轿子出现在她的生日晚会上时，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德拉尼（Delany）夫人对这一新奇奢侈之举颇为欣赏，她认为唯一的遗憾是轿上的旧式流苏应改为银铃，“悦耳的铃声”更能为晚会增色。

中国风双把手带托盘盖碗，18世纪后期

如上所见，18世纪50年代的中国热是逐渐兴起的。中式风格房间中异国情调的彩绘镶板，壁画，绣花帷幕，印花帷幕和墙纸，直至18世纪晚期才开始出现。令人吃惊的是到了19世纪这种风格已不再时兴。彩绘嵌板已很少使用——不过在1762—1763年间白金汉宫中专门为生于德国的夏洛特王后布置了一个彩绘房间——带中式彩绘的房间已近绝迹。安东尼奥·若利（Antonio Joli）为里士满（Richmond）的海德格（Heidegger）大厦的客厅制作了一系列彩绘镶板，其中融合了中式元素，他的灵感源自费舍·冯·埃拉克（Fischer von Erlach）的著作。然而总体上讲这个客厅中式风格并不典型。除此之外，弗朗索瓦·克莱蒙（Francois Clermont）仅为几间房中的天花板绘制了略具东方色彩的群猴图。中式绣花帷幔要更加流行一些。19世纪早期工厂仍在制作艾丽尤耶尔式样的墙帷。现收藏于德国的一套美轮美奂的嵌板可能出自同一工厂。嵌板上绘制了一群术士手提巨大的鸟笼乘龙穿云而过。术士们透过望远镜观测天象，互相交换奇特的吉祥物。大多数“中式房间”以印花亚麻布或壁纸装饰墙面。前者除在当时的日记中有所描述，完整的实物已无迹可寻，虽然通过一些残存的织物碎片还可以想见其当年的华丽。幸运的是很多房间还保留了18世纪来自中国或中式风格的墙纸。

18世纪中国风座钟

最早从东方进口的墙纸仅被用作棉布或印花布的廉价替代品，因为后两种商品被议会立法禁止进口。到了18世纪，英国开始进口质量上乘的墙纸，适用于装饰最为华丽的豪宅，价格昂贵，甚至于玛丽·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夫人原本打算用墙纸装饰她在意大利的别墅，最终却选择了相对便宜的锦缎。这些墙纸通常声称产自印度——这是当时对远东进口产品的统称，并无他意——其实无疑来自中国。1750年，赫瑞斯·沃波尔提到一间书房用“我喜爱的中式风格装饰，我正以同样风格装修里格比（Rigby）先生在埃塞克斯的宅邸。墙上挂着大幅印度风景画，画框是黑色木雕，柱楣为同色木雕。地板与墙面都贴着粉红色墙纸”。（当然这种从中国进口的墙纸专为欧洲市场设计，比起一般中国家庭所用的要豪华精美得多。）这一时期最为流行的进口东方壁纸每一幅上绘有一棵大树，奇异的珍禽在枝叶间鸣叫。另一种画着曲折的回廊，一座小屋，屋前站着几个中国人。随意点缀屋舍及田园山水风景的壁纸也颇受欢迎。英国制造商对这些流行墙纸的仿造惟妙惟肖，他们的产品，尤其是沃顿-安德埃奇（Wotton-under-Edge）一幢屋中的墙纸，已经不能称为“中式风格”，而只能看做对原作的剽窃了。

这类墙纸也出口到北美并获得一定成功。

1738年波士顿的托马斯·汉考克（Thomas Hancock）曾给伦敦的文具店主写信并附上他最近看到的一种墙纸的样品，他订购了足够装饰两个房间的这种墙纸。“附上的样品是新近一个房间装修时剩下的，这种花样在城中挺时兴”，他写道：“请您精心制作我的订货，价格尽量优惠，要是能在墙纸上到处多画点儿鸟儿，底下多添点儿风景什么的，就更漂亮了……三四年前，我的朋友弗朗西斯·威尔克斯（Francis Wilks）买了同样风格的墙纸，但比样品华丽得多。他是从我们这儿的山姆·沃尔顿先生那儿买的，由奥尔德曼伯里（Aldermanbury）姓邓巴（Dunbar）的商人制造……这种墙纸上还画了各式小鸟，孔雀……松鼠，猴子，花果等等。”

“到处多画点儿鸟儿”之类的要求是当时的时尚。

中国风的爱好者们很少满足于真正中式风格的简洁。英国制造商当然投其所好地生产堆砌着东方图案的墙纸，其艺术效果与中国制造的原作大相径庭。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中藏有几幅类似的墙纸：1720年左右生产，深褐浅黄相间的植绒质地，绘有粗糙的东方建筑，异国情调的花鸟和东方人物。另有一幅嵌板，描绘骑着骆驼的中国人，背景为繁花盛开的大树，制作时间大约是1770年，但整个风格仍是洛可可式的。通常卧室和化妆间以印度或英式中国风墙纸装饰，并搭配中式家具为之增色。1746年，德拉尼夫人的化妆间“贴满绘有鲜花珍禽的印度墙纸……印度风格的天花板，窗框和房中家具以同样风格搭配，卧室仍用印度墙纸装饰，金黄色地板，寝具均为金黄两色刺绣的白色锦缎，产自印度”。 德拉尼夫人稍后很可能从长期保持通信的维西（Vesey）夫人那里学到一个新颖创意。据她说，这位夫人的“奇思妙想是将人物和花草从印度墙纸上剪下，浸在油中使其透明，然后贴在她化妆间的窗上仿造玻璃彩绘，效果甚佳”。不甘于让这些女学者抢尽风头，蒙塔古夫人炫耀自己的化妆间“恰如印度女神的殿堂……窗帘由薄纱制成，上面绘有中国画，印度式扇形椅背上放着日式锦缎靠垫”。

克莱顿行宫中国厅壁炉上雕刻的花纹细部

当时很多房间家具布置与印度墙纸的异国情调相配。窗户之间镶嵌着穿衣镜，镜框通常为规整的洛可可式卷须花样，上面栖息着凤凰，门框上游龙和繁茂的枝叶取代了古希腊式人字形设计，壁炉四周以洛可可式涡形花纹装饰，花纹延伸至壁炉顶端，顶端通常是一个宝塔形亭子或是其他中式造型。遗憾的是许多这样精美的房间已不复存在，好在其中最为富丽堂皇的一间，在白金汉郡的克莱顿行宫（Claydon House）中得以完整保存下来。

《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英]休·昂纳著，刘爱英、秦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