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传》揭开毛泽东“三个伟大”的真面目
朱元璋传:吴晗所著 毛泽东亲自批判
导读:《朱元璋传》1949年初版对朱元璋有“三个伟大”的正面评价,即“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及“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中前两个还是“最伟大”。但在1965年第二版中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突出了朱元璋残暴嗜杀的性格,加上了“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吴晗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也承认“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蒋的形象在抗战时期是“民族领袖”,战后竟演变成“反民主”的独裁者,作者对“朱元璋”们先褒后贬,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对这类历史人物的情感变迁。参阅:朱元璋是“地主阶级总代表”吗?
不可思意的是:“文革”期间,在全国范围一方面是批判“三个伟大”,另一方面是歌颂“四个伟大”,批判者称作者是“以朱元璋影射毛泽东”。歌颂者称毛泽东是不止“三个伟大”,而是“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无论是作为批判者的“四人帮”,还是作为歌颂者的林彪均被宣判为“反革命”集团。如今,这本书再次出版,物事人非,也算是对这段历史的一种反讽。
在史书上,御用文人对于任何“太祖高皇帝”都是一片歌颂之声,在近代,明太祖朱元璋更是被一些人称为“平民皇帝”、“民族英雄”。这类说法不能说没有一定的根据。元廷灭宋,朱元璋在元末抗元起义中,削平群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样的人不正是“民族英雄”吗!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朱元璋的家庭层次低得不能再低,穷得不能再穷。他当叫化子讨不到饭,当小和尚化不到缘。他的投军,最初不过是混碗饭吃,哪有什么雄心、野心,后来居然打下了江山,这都是给环境逼出来的。这样的人不是“平民皇帝”又是什么!
既然是穷人出身的皇帝,对百姓总应该好点。现在让我们揭开史书一层一层的面纱,看看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民间对于朱元璋的评价又是如何?
笔者和这位朱皇帝谊属同乡,从小听熟了凤阳花鼓。鼓词曰: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马,小户人家卖儿郎。我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
600年来,大家对于这首鼓词作了许多不同的解释,至今尚无定论。不管如何解释,结论大概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朱皇帝带给老百姓的不是幸福,而是祸害。不管什么阶级──大户人家、小户人家──同样受害,无一例外。
不抗元兵,专杀友军
在元廷的暴政统治下,老百姓长期过着“比窦娥还冤”的生活。公元1351年,当元廷征集数十万民工治理黄河之时,在工地上挖出了一个石人,只有一只眼睛,于是“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以黄河工地为中心,抗元的怒火终于燃遍了中华大地。英雄四起,各据一方,起义军此伏彼起,元廷穷于应付。四年之后,起义军首领刘福通部打出“反元复宋”的旗帜,拥宋徽宗的后裔韩林儿为帝,在亳州建立政权,国号大宋,年号龙凤。各地起义军虽多使用龙凤年号,不过是遥相呼应,虚张声势而已,大家仍然是各自为战,并未听从大宋政权的指挥。
朱元璋此时投身了还是一个小首领郭子兴的队伍。作为郭的贴身卫兵──亲兵,他耿耿忠心、作战勇敢,逐渐取得郭子兴的信任,并娶郭的义女马氏为妻。郭死后,他取而代之,也成为了这支义军小队伍的首领。
在这一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神圣战争中,他朱元璋的表现如何呢?当时他的根据地在今安徽省的中部,如果他真正是抗元的“民族英雄”,那他进军的矛头应该直指北方──元廷的所在地。但是从他率领郭子兴的部众开始,到他于1368年登上帝位之前,这10余年间他的进军方向始终是向东──打张士诚,向西──打陈友谅,向南──打方国珍,从来没有向北进军去打过元兵。
这些行动是不是出于某种不得已的原因,或者是由于某些偶然因素所造成?
不是,这种“不打元兵,专打友军”的做法是朱元璋的“既定方针”,这个“既定方针”是由他的一个同乡同宗儒士朱升代他拟定的,有史为据,有案可查。朱升向他建议的行动纲领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所谓“高筑墙,广积粮”就是筑好防御工事,多存粮草,暂取守势,不要出击,自己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等到别人实力耗尽,再出来收拾残局。所谓“缓称王”,是指对付元廷的策略。许多友军称帝称王,成了元兵打击的目标,太不合算,不如先做缩头乌龟,在别人大事招摇之时,深藏不露,设法自保;等到时机成熟,然后一鸣惊人。从后来朱元璋所吟的《菊花诗》看来,他对朱升的建议已经心领神会。《菊花诗》曰: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的黄金甲。
从许多有记载的历史事实看来,朱元璋也是诚心地奉行这一斗争策略。在许多抗元起义军纷纷北上之时,他按兵不动,坐视友军与元兵血战,付出重大牺牲。在友军互相火并之时,他又拉一方打一方,从中获利。他从起兵到登上皇帝宝座,一共15年。前10年中,他在夹缝中生存,坐大;到后5年,他才重拳出击。1363到1364年,他消灭了陈友谅这一股势力,尽得江西与两湖之地;1367年,他又集中力量,一举消灭了张士诚和方国珍两股势力,取得江苏、浙江、福建这一大片地方。
10多年中,他一直“缓称王”,只打“大宋”的旗帜,用“龙凤”的年号,“抗元”口号喊得振天响,实际上却让刘福通、韩林儿做自己的挡箭牌,自己却在后方蚕食友军,耐心等待元廷主力的溃败和各路友军实力的耗尽。待韩林儿兵败前来投奔,他觉得这个傀儡已无利用价值,就害死了韩林儿,自己先称吴王,再登位做了大明皇帝。这时南方已被削平,消除了后顾之忧,他才大举北伐,挥军直捣元廷。经过十几年的战斗,许多勇敢北伐的起义军早已击破了元兵的主力,再加上元廷的大将“窝里斗”愈演愈烈,已经无力对外,朱元璋大军北伐,如入无人之境,不仅夺取了江山,还独得了“民族英雄”的美名。
十几年中,他韬光养晦,不显山不露水,然既打着“北上抗元”旗号,总不能不与元兵会会吧?那么,他在与元兵的仅有接触中是怎么记录的呢?请看《明史·大祖本纪》中的一段记载:1354年冬,元兵大败张士诚于高邮,进而围攻六合。这已经威胁到朱元璋的根据地,他不能不介入,与元兵发生冲突,缴获了许多马匹。他因此觉得不妥,赶快进行了补救。派地方父老牵牛担酒去向元将谢罪,并送还所获马匹,还向元将解释说:“我们之所以守城,是在防他盗(实指友军)耳!”当时元兵正集中力量打击张士诚,也不想过多追究,此事才过了关。请问:这是抗元“民族英雄”的做派吗?
杀人为乐,其乐无穷
朱元璋多次在文告中说“予本布衣”。在封建社会里,“布衣”是指的无官无爵的老百姓,是劳动人民啊,但是我们从他的经历看来,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而是一个不务正业无所不为的流氓无产者,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清代的史学家赵翼说得好:“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朱元璋既是一代开国之君,赵翼不能不奉承一下,所谓“圣贤豪杰”是虚,“盗贼之性”是实。至于“布衣之性”,他是从来就没有的。称他为“平民皇帝”,实不太妥;如像鲁迅等人那样,称他为“无赖皇帝”、“流氓皇帝”,庶几近之。
我也认为这位出身微贱与余同乡的皇帝会对百姓好一点,未免太天真了。不要说对老百姓,他就是对共同打江山的弟兄们,对自己的三亲六戚,七姑八姨都未见好过。更不用说那些在他手下办事的文武百官了?史书上明文记载:百官每日早朝,必与家人妻子诀别,朝罢无事归来,相庆又活一日。那么,为免每日提心吊胆,不当这个官行不行?也不行。当时又有这样的规定:凡“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者”一律处极刑。你“不为君用”,就是看不起我这个皇帝,那还了得,杀无赦!
朱元璋的嗜杀成性,杀人是每日必修的功课。至于杀人多少,则视他的心情变化而定。如果上朝之时,他的玉带高高贴在胸前,说明情绪不错,杀人将不多;如果玉带吊在肚皮以下,说明心情烦燥,大祸将至,人人变色。他每日必杀人,只有杀多杀少之分,要想他不杀人是不可能的。被杀的对象是哪些人?首先是共同打江山的功臣。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历代有之。但是杀功臣之彻底,朱元璋堪称古今第一。除了少数几个人侥幸病死外,可谓一网打尽,寸草不留。而且株连甚广,胡惟庸、蓝玉两案,前后株连四万余人,明初的功臣宿将,包括亲朋故旧,一时俱尽。至于那些儒生,本来就看不顺眼,说错了一句话,杀!写错了一个字,杀!至于罪名,那就不必多说了,既然皇帝要杀你,当然是你犯了该杀之罪,何必再问!
朱元璋为什么会这样以杀人为乐事,并其乐无穷呢?我想不妨从当时的客观环境和他自己的的心理状态两方面来找原因。
遇到大的灾荒,人们易子而食的事历代有之。但到了元末明初,居然出现了以人肉为美味的记载。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来袋中,入巨锅活煮。或作事件以淹之。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曰‘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
要知道其作者陶宗仪可是明朝的官,文中虽未明言,但记事的时间地点正是朱元璋活动的时间与地方。所谓“淮右之军”,当然包括朱元璋的队伍。大概在从军的10多年中,朱皇帝已经尝够了用各种方法烹调的美味人肉。既然无辜被吃的人都要受那么多的痛苦(不先宰杀而活烤活煮,是为了味美可口),有罪受刑的人受一点折磨又算得了什么!朱皇帝能够发明许多前无古人的酷刑,也许正是受到这些活烤活煮的烹调方法的启发吧!
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这样不断地杀人,生命不息,杀人不止,我们则可以从他的遗嘱中“优危积心”四个字来探究他的心理。他出身下层社会,从小吃了不少苦,也受尽了凌辱,对社会充满了猜疑和仇恨。以后在不断地残杀中夺得帝位,时时害怕别人来报复他,长期在恐惧和防范中过日子。要想有安全感,唯一的办法是不断地杀人。古今中外许多杀人魔王的心态大都如此。杀人魔王当了皇帝,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命运竟然由这样的人来掌握,真是件令人揪心的事。
毛泽东批判《朱元璋传》始末
1948年,历史学家、中共党员吴晗写成《朱元璋传》,将稿本呈送给毛泽东。毛精通文史,对朱元璋这个人物的评价尤其关注。他在“三大战役”军政事务的那么忙乱中,仍能认真地审读了这部书稿,可见其重视程度。有一天晚上,毛泽东在石家庄住地接见了吴晗,畅谈《朱元璋传》。吴晗在书中写了一个农民暴动的领袖彭莹玉(彭和尚),称彭是职业革命家。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散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吴赞扬彭莹玉是功成不居,不是为做官而造反的。这反映了吴本人的思想,他本人就是想在革命成功后,回到平静的书斋中去。
毛泽东读到上述有关彭莹玉功成不居的文字,大不以为然,他对吴晗说: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
吴晗回到北平埋头寻找线索,果然发现了过去没有注意的史料:彭莹玉是战斗到底,被元军杀害的。发现这条史料,吴晗很高兴。1950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的文章,其中谈到毛泽东在石家庄约他谈了一个晚上的事: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如上所述,其实那时吴晗本人也有“功成身退”的思想,所以对彭莹玉的下落不明大加赞赏。而1948年冬,中共的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发展,新政权的建立已经提到日程上来。革命正在用人之际,毛泽东当然不会赞成功成身退的思想。从这点来说,毛泽东是在对吴晗进行帮助、教育。
1954年,毛泽东看了《朱元璋传》的第三次修改稿后,明确提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显然,毛泽东对书中以朱元璋影射,特别是把朱元璋说成流氓皇帝、暴君,不太满意。加为毛泽东多次说过,中共夺取政权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农民的战争。朱元璋是通过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在历史上开创了“洪武之治”的局面,可称为一代名君。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也是农民军领袖,即将建立的政权,也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尽管时代不同了,革命的性质也不一样,但对农民起义领袖过多的贬斥,毛泽东是不会赞成的。
但是,对朱元璋这位专制君主的评价,领袖与学者的历史视角从来就不在同一地平线上。《朱元璋传》第四次修改稿的字里行间,对朱元璋诛杀功臣的事报以极大的不满,而对被杀的功臣们却寄予了极大的同情。毛对《朱元璋传》的批评,吴晗大约也只当做一种“意见”加以参考,并未认真贯彻。毛泽东认为朱元璋被“写得那么坏”,显然也包括这一方面的内容。
1965年《朱元璋传》又出了新版本,尽管作者在自序中对1949年版本作了三点检讨:一、有超阶级思想,对彭莹玉和尚的评价和史料引用不当;二、当时不懂马列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以为国家机器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三、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故对朱元璋有苛评。其实,这三点主要是来自毛泽东的批评。
如果把吴晗对朱元璋的评价与中国当时的现实联系起来,如,诛杀功臣、定下皇明祖训、压制知识分子等等,很容易让“左”派产生某种联想和不快。因为,1961年,吴晗创作了京剧《海瑞罢官》,引起了轰动。1965年,姚文元撰文批判该剧,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诬陷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而同年作者再版《朱元璋传》,朱元璋不但未被“写得好点”,而且还加上了“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突出了朱元璋残暴嗜杀的性格。似呼又被证明为“针锋相对”,是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反攻倒算”。于是,毛泽东也点名批判了吴晗。随后吴晗于1968年3月被捕入狱,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于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吴晗的冤案才得到平反昭雪。
吴晗在甚么地方触怒了毛泽东,是《海瑞罢官》还是包括《朱元璋传》?不得而知!但《朱元璋传》是“以朱元璋影射毛泽东”的罪证之一,确是事实。(参考:捣毁“三家村”:毛泽东亲点吴晗是国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