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生:为电影的一生

中国电影先驱蔡楚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蔡楚生原籍广东省潮阳县,1906年生于上海。6岁随父母回到广东,在农村度过了童年。12岁起到汕头市的一个商店当学徒。他积极从事工会宣传活动,并且喜欢戏剧、电影。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因从事工会活动受迫害,不得不逃离广东,来到上海。

在上海过了一段近似流浪的生活后,蔡楚生进入了小小的华剧影片公司,担任临时演员、场记、置景……为了画布景,他经常通宵达旦学画画;为了写字幕,他练过各种书法……由于他锲而不舍、刻苦钻研,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影片生产的各种技术和技能,为他以后成为一个具有精湛技艺的编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偶然的机会,蔡楚生结识了我国早期电影艺术事业的拓荒者、明星影片公司的著名编剧郑正秋。郑出于同乡的情谊关心这个后生,同时独具慧眼,发现了蔡楚生卓越的才华,决定倾注自己的心血培养他。他推荐蔡楚生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并且让他担任自己的副导演。从1929年开始,两年多的时间里,蔡楚生协助郑正秋摄制了《战地小同胞》、《碎琴楼》、《桃花湖》、《红泪影》等六部影片,显示了自己的艺术才能。

1931年,由史东山等四位著名导演和摄影师推荐,蔡楚生加入了新兴的联华影业公司,正式担任导演。一颗熠熠发光的影坛新星,就这样从中国的影坛上升起了。

蔡楚生的艺术道路并不平坦。1932年,他独立编导了处女作《南国之春》和第二部影片《粉红色的梦》。《南国之春》描写一对恋人,男主角被迫与别人结婚,女主角则郁郁死去。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表现了青年男女对自由和爱情的渴求,但另一方面则十分明显地流露出作者看不见出路的苦闷、低沉情绪。

《粉红色的梦》描写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宣扬了“天良发现”的改良主义思想。作者在影片中竭力追求的是所谓“诗般的幻梦”和“小资产阶级趣味的优美诗情”。

《南国之春》和《粉红色的梦》完成上映之时,正是日寇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侵略战争的前后。这两部影片的上映,立即受到尖锐的批评。年轻的共产党员,著名的左翼电影、音乐工作者聂耳以“黑天使”为笔名,在《电影艺术》上发表文章,批评蔡楚生的作品是“麻醉阶级意识的工具”,劝诫他“不要再做艺术家的迷梦”,希望他“能很快走上一条正确的大道”。尖锐的批评使蔡楚生彻夜难眠。

几个月之后,蔡楚生完成了标志自己思想转变的力作———《都会的早晨》。影片揭示了20世纪初中国都市社会生活中尖锐的阶级对立,热情地歌颂了劳动人民的纯洁品质和铮铮铁骨。《都会的早晨》上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在上海连映18天,极为轰动。进步舆论对这部影片给予高度的评价,称之为“从那种夹杂着沙砾的瘠土中间”,透过“莠草和毒卉的残骸”,“冲破了初春的霜雪”而勇敢地生长出来的“具有伟大的未来性的萌芽”。

完成《都会的早晨》之后,蔡楚生即投入《渔光曲》的编导工作。他特约聂耳为影片配乐,并邀聂耳一起到浙东的渔镇石浦拍外景。聂耳欣然答应了。1933年9月,在一个台风刚刚刮过的日子,蔡楚生和夹着小提琴、吉他的聂耳一起,乘坐轮船来到石浦。这个地方渔船穿梭、阴雨连绵、海浪拍天,还时常有海盗出没,拍外景很不顺利。由于水土不服,有几个演员病倒了,聂耳还临时扮演一个漂流幸存的渔民。

1934年春末,《渔光曲》完成上映。影片通过一个渔民家庭破产、流浪和死亡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在军阀混战、渔业资本家的压榨和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下,中国渔民灾难重重的生活,表现了作者对穷苦渔民的无限同情。影片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真实感人的艺术魅力,轰动了当时的中国影坛。影片在上海首映时,连映84天之久,创造了当时中国影片的最高卖座纪录。

1935年2月,《渔光曲》参加了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得了“荣誉奖”,成为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渔光曲》的成就,奠定了蔡楚生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此后,他接连拍摄了《新女性》、《迷途的羔羊》和《王老五》等优秀影片,为20世纪30年代的进步电影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7年8月13日,日寇向上海发动进攻,蔡楚生以高度的爱国精神参加了救亡工作。他迅速地写出了《第七个九·一八》的播音剧本,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他还积极准备导演描写华北军民同心抗敌的《华北的黎明》,由于此时联华影业公司的摄影场已经接近战火,所以影片未能拍成。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蔡楚生在日寇的追捕下离开上海,转赴香港继续开展抗战电影工作。他和司徒慧敏合作,拍摄了粤语影片《血溅宝山城》和《游击进行曲》。之后,又独立编导了国语片《孤岛天堂》和《前程万里》,对香港观众和海外侨胞发挥了宣传抗战的作用。

在此期间,蔡楚生还曾深入到一个名叫“香港仔”的渔区。在那里,他聆听了渔民们在艰苦的水上生活中所唱出的悲惨的《咸水歌》,收集了他们在日寇炮舰横行的海上所遭遇到的悲惨故事,创作了反映南海渔民在海上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生死斗争的电影剧本《南海风云》。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日寇千方百计寻找蔡楚生的踪迹。蔡楚生用油纸包好《南海风云》等剧本的初稿,装入铁皮箱,埋在地下,易装隐伏了20天,然后夹杂在难民的队伍中逃到桂林。这段逃难生活,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三年之后,他从重庆回到战后的上海,和郑君里一起创作出一部后来轰动影坛的现实主义巨制———《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江春水向东流》在上海一上映,便出现了“成千万的人引颈翘望,成千万的人涌进了戏院的大门”的沸腾景象。影片连映三个多月,观众将近80万人次,继《渔光曲》之后,再次创造了国产影片的最高卖座记录。进步舆论热烈称赞这部影片为“标示了国产影片前进的道路”。它也是蔡楚生走向艺术巅峰的里程碑。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安排下,1948年底,蔡楚生偕同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夫人陈曼云离开上海,再次抵达香港,以便待机转赴解放区。在香港,他会同在港的进步电影工作者继续战斗,开展了香港的进步电影运动。

1949年1月,北平解放。蔡楚生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时,激动得热泪盈眶。5月,他满怀喜悦的心情,从香港乘船北上,到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

新中国成立后,蔡楚生先后担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务,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4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多病之躯进行忘我的工作,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献给了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在繁荣电影创作、培养电影队伍、增进和世界各国电影工作者的友谊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革”开始后,蔡楚生被诬为中国电影界的“黑线头目”、“牛鬼蛇神”而惨遭迫害。他孱弱的身体终究经受不住这场狂风暴雨的摧残。1968年7月15日,他含冤去世,终年62岁。这位曾为中国电影放射过灿烂光辉的艺术大师,终于熄灭了他那盏灼灼发热的生命之灯。

11年之后,蔡楚生的冤案才得以彻底昭雪。1980年1月26日,在北京为蔡楚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1988年,中国影协、广东影协和他的家乡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隆重的纪念会,并在潮阳文光塔公园为他竖立了铜像。1995年,为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和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有关部门特地颁发“中国电影世纪奖”,蔡楚生被追授此项殊荣。

蔡楚生作为享誉国际影坛的著名导演,一向以人品端正、道德高尚为众人称道。他在1926年奉父母之命与同村姑娘林银菊结婚,第二年就奔赴上海投身于电影事业,整整七年都是一个人生活。妻子林银菊因为要侍奉公婆,还要种田维持生计不能跟随他到上海来,但贤惠勤劳朴实又通情达理的她曾托人写信给蔡楚生讲明自己不能离家的苦衷,并劝他找一个合适的女子做伴侣,自己甘愿当他的妹妹永远守家。林银菊一生恪守诺言,一直到她去世。

1931年,蔡楚生在上海联华公司与当红明星阮玲玉相识,才子佳人,相见恨晚。但由于蔡楚生全身心投入电影事业无力他顾,而且受制于世俗,当时蔡楚生乡下有妻儿,阮玲玉又与茶叶大亨唐季珊同居。他们很难冲破封建旧习俗的藩篱,所以两人一直把爱恋深深埋藏在心底。1935年3月8日,阮玲玉在恶势力的逼迫下饮恨自杀,一朵纯洁美丽的花枯萎了。然而,蔡楚生和阮玲玉的这段恋情在影坛留下了为世人称颂的佳话。

蔡楚生1941年在重庆时与一直在香港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中共党员陈曼云女士结婚,几十年他们志同道合,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然而“文革”破坏了一切美好的东西。蔡楚生惨遭批斗,陈曼云则被诬为“特务”被捕入狱。这对蔡楚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久,蔡楚生因病情恶化,含恨离世。

今年是蔡楚生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献给这位杰出的电影界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