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回到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的批判理论

众所周知,法国学者特拉西于18世纪90年代创制出“意识形态”(idéologie)概念和相应的学说。当时,拿破仑曾轻蔑地讥笑特拉西和其他意识形态学家为“幻想家”。然而,始料不及的是,经过200多年思想史的洗涤,意识形态概念竟然持久地上升为当代思想界和理论界的重大问题。

尽管西方在20世纪40~60年代一度出现过“意识形态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的思潮,但有趣的是,意识形态并没有被终结,而真正被终结的却是这股短命的思潮。

从6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又出现了意识形态研究的高潮,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富有新意的研究论著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1989年苏联和东欧的“大地震”更是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动力。与某些学者的预期相反,意识形态概念非但没有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使更多的舞台灯光集中到自己的身上。进入21世纪以来,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性更是有增无减。

无论是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还是2008年以来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的债务危机,还是2012年的“阿拉伯之春”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然而,要解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之谜,我们仍然需要诉诸马克思的批判理论。

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症候

只要人们对当代学者,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各种意识形态理论深入地加以探索,就会发现这些不同的理论拥有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某些共同症候。

1.意识形态概念的学术化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20世纪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冷战”期间,意识形态概念差不多成了政治斗争的别名。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以后,意识形态概念似乎也褪去了政治上的外套,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术语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重视。在他们论述意识形态理论的语境中,悄然发生了如下变化。

首先,他们不再把提出意识形态概念的特拉西作为政治家,而是作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学者、深受洛克经验主义和孔迪亚克感觉主义影响的哲学家而进行论述。

其次,他们发现,传统的哲学史教材在叙述18~19世纪的法国哲学时,几乎从未提到特拉西的意识形态理论。然而,越来越多的当代思想家意识到了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哲学理论的重要性。比如,当代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词与物》中甚至把特拉西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康德的批判哲学相提并论。

福柯这样写道:“在18世纪末,(特拉西和康德的)观念学(即意识形态——引者注)与批判哲学的共存,在两种彼此外在但同时的思想形式中划分了科学反思在一个预期将立即分解的统一性中所保持的东西。

在德斯蒂或热朗多那里,观念学既作为哲学所能具有的唯一理性的和科学的形式,又作为能向一般科学和每个特殊认识领域推荐的唯一的哲学基础。”①福柯把观念学(即意识形态)视为最后的古典哲学,就像他把萨德的《朱丽叶》视为最后的古典叙事一样。

最后,他们不再对政治史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史,而是转而对学术史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法兰克福大学的伊林·费切尔教授和阿尔弗莱特·施密特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末联合主办的意识形态概念史讨论班,就是这类学术兴趣的最好佐证。总之,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随着外在的、剑拔弩张的政治格局的淡化,意识形态理论越来越作为学术理论问题而得到相应的重视。

2.意识形态概念的思潮化

人所共知,思潮化与学术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尽管学术研究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展开的,但比较起来,学术更多地类似于当代美国哲学家罗蒂所说的私人活动,而思潮则通常是社会性的,它更多地涉及现实生活,从而也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

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世界上出现了许多新的有影响的社会思潮,如新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任何一个社会思潮在其形成的过程中,都会致力于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从而建立相应的意识形态理论。

在传统社会中,意识形态主要被理解为“官方的”思想,以便把它与“民间的”或“非官方的”思想区别开来。然而,在当代社会中,人们不仅把官方的思想称之为意识形态,也把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非官方的思潮称之为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仿佛退回到它的另一个名称——“思想体系”上,即只要有影响、有体系的思潮都可以被纳入到意识形态的范围内。这样一来,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扩大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外延,也使它们在与各种社会思潮结合后获得了迥然各异的外在形式。

3.意识形态概念与文化概念的融合

如前所述,西语中的ideology在汉语中既可译为“意识形态”,也可译为“观念学”或“思想体系”,从词源上看,意识形态本来就是由一组思想观念构成的。与此相应的是,“文化”(culture)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文化概念包括人的活动所接触或改变过的一切现象,而狭义的文化概念则主要涉及人们的观念,尤其是他们的价值观念。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概念和狭义的文化概念在内涵上本来就存在着相互重叠的部分。换言之,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边界是不明晰的,也是不确定的,因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合在一起使用。

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葛兰西就已经使用“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cultural-ideological hegemony)这样的概念。

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伯明翰学派的威廉斯、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更是把这两个概念如影随形地整合在一起加以使用。从一个角度看,意识形态似乎溶化到文化概念中去了,随着它的外延的扩大,它的含义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化也被凝聚到意识形态中去了,从而平时作为背景和细节起作用的文化也被提升并整合到意识形态的权力磁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