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报：从《流浪地球》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尽管《流浪地球》还不是一部已臻完美的大制作国产科幻电影，但我们宁愿以宽容的态度为它喝彩，并相信它对于中国电影史来说将有着特殊的意义。而作为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我们或可从中观察到当下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些常态与新常态。

近年来，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唱衰”之声时有所闻。但事实上，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犹记得2016年的中秋国庆档之后，有“拐点论”认为中国电影产业将从此进入下行轨道；但2017年暑期档《战狼2》的出现，印证了关于“拐点”的判断并不准确。而到2018年下半年，又有“寒冬论”表示了对中国电影能否持续增长的担忧。现在看来，今年春节档《流浪地球》的市场表现，对“寒冬论”也是一个积极的回应。

面对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果只看局部，则很容易导向悲观的结论。而事实上，倘若基本面未曾变化，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只是发展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发展本身来得以解决。理性地来看，当下中国电影依然处于持续向好的阶段。

这里有三个利好指标值得充分重视：一是观影总人次还在增长（中国大陆观影人次自2015年突破10亿达到12.6亿之后，2016年为13.72亿，2017年为16.21亿，2018年为17.2亿）；二是人才结构完成了良性构筑，青黄不接的局面已经结束，中生代和新生代全面崛起（据猫眼研究院统计，2018年票房前20中，新生代导演的贡献率达到41.1%）；三是单片票房屡现“爆款”。必须强调的是，单片的票房产出纪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它是对市场规模和消费需求的一种“探底”。《流浪地球》目前已达到一亿观看人次，尽管尚未超过《战狼2》的1.59亿人次纪录，但若票补取消后合理调整票价体系，其成为再一次“探底”也未必不可能。

当然，市场增速的放缓的确是一个事实。但这是持续高增长和票房基数增大之后的一种大概率。基于上述对基本面的积极判断，低增长或将是中国电影今后一个时期的常态。高增长之后的低增长，也是一种了不起的增长，它有赖于高品质的内容供给。

2018年的情况是令人乐观的，几乎高票房的影片都有不错的口碑。《红海行动》等品质之作都获得了超过预期的票房，说明内容供给与观众消费之间已经形成了良性互动。

而《流浪地球》在今年春节档的出现，可以说标志着中国电影在内容供给上又上了一个台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想象力是中国商业电影创作的短板。而科幻类型的创作，更是对想象力的考验。毫无疑问，《流浪地球》在想象力及想象力的实现上，有着飞跃性的提升。这也是它凭借观众的“自来水”而在春节档电影市场中迅速逆袭的主要原因。

目前国内资深导演的创作，总体上体现的是一种带有“前喻文化”意味的“向后看”视角，他们更多倾向并习惯于在历史叙事中完成自己的艺术表达。相比而言，以8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导演群体的创作，则呈现出了明显的新的特质：一是更接地气，对时代和生活的新变化更为敏感；二是在美学上有一种站在前沿、面向未来的气质；三是对当代电影科技的发展充满兴趣且有较高的实践起点。而《流浪地球》在这三个方面无疑都具有较为典型的样本意义。

中国电影能否与时俱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创新层面上是否体现了鲜明的“当代性”。而从《流浪地球》来看，其创作上的“当代性”特征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影片对人类当下境遇的认知和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根植于当今世界的深刻变革和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进程。当中国主动融入全球甚至成为全球化的引领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便应运而生。伴随这一过程而崛起的新一代导演，对于世界的认知格局显然有异于他们的前辈。在他们的影片所构筑的“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更为宏阔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甚至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宇宙观”。

其次，作为一部科幻类型片，《流浪地球》的出现，表面看似乎是“横空出世”，而背后却也有其必然的逻辑。科幻想象力需要建立在科技的发展和相应的先进的生活方式之上。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快速完成了从“前工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演进，对于虚拟世界和虚拟空间的体认也成为一种日常经验，这为中国科幻电影的起飞带来了可能。

其三，在利用现代电影技术手段探索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上，《流浪地球》体现了一种更加自觉的努力。它较好克服了技术进步与电影思维陈旧之间的矛盾，其视听奇观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炫技”，而更多是一种建立在叙事逻辑之上的新颖的影像呈现。

毋庸讳言，除了古装动作类型之外，中国的商业大片是在对国外相应电影经验尤其是好莱坞的借鉴中发展起来的。而科幻片又是一个在中国本土较晚发育的商业类型，因此，《流浪地球》存在一定的模仿的影子也自是难免。对此，我们不必苛求。事实上，《流浪地球》令我们感兴趣的，反倒是它在体现中国电影主体性（或曰“中国性”）方面的努力。

首先，影片在价值表达上体现了人类共享情怀与国族意识的并重。既表现了生存于同一地球空间的人类之间的合作精神，又强调了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尽管这是一场虚拟的灾难，也是一次虚拟的拯救，但“中国人”的概念并不虚空。这样的价值表达，无疑关乎“中国立场”。

其次，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以及所承载的叙事功能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传统的儒家文化基因。《流浪地球》实际上是一部“混合类型”影片，它在以“科幻”作为主要类型元素的同时，也叠加了“灾难”和“家庭伦理”类型元素。而从功能上说，正是家庭叙事使得这部特定的科幻片与观众建立了更为有效的联系。在家庭叙事中完成史诗性的主题表达，这是从《一江春水向东流》到谢晋电影等一系列中国银幕经典中所积累的一个历史传统。

其三，《流浪地球》体现了一种与好莱坞“超级英雄”不同的英雄观。好莱坞的“超级英雄”不光具有超凡的能力，而且可以如同“神”一样“不死”。但《流浪地球》中的英雄，所拥有的则是凡人的生命。刘培强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取更多人群和后代的生存，在生命的付出中完成了崇高人格的塑造。这种人格选择，与中国现代文艺中的“革命英雄主义”传统有一定的关联，更来自于中国人自幼便耳熟能详的“舍生以取义”的古训。

无论如何，《流浪地球》所作出的上述种种努力，对现阶段的中国电影来说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