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致敬还是剽窃？在时尚圈，这个界限仅有一步之遥

2018-12-16

字体:

大中小

浏览:

文章简介：本文作者:Pooky Lee 时尚研究工作室ExhibitingFashion.org创始人任命Alessandro Michele为艺术

本文作者：Pooky Lee

时尚研究工作室ExhibitingFashion.org创始人

任命Alessandro Michele为艺术总监的Gucci，其博采全球历史文明的新创作手法虽然使得销量和声名都水涨船高，却也惹来了不少麻烦。早前，2018年早春系列就被人指出是直接挪用黑人设计师Dapper Dan早年的一款设计（尽管Dan原本就是在盗用奢侈品的logo文化进行创作）。许多人批评其为“奢侈品巨头随意挪用地位处在下游设计师的辛苦作业“，更有人发难他曲解了原创作诞生文化语境的本意——即有色人种曾在高级时装界备受歧视和冷落的处境。

美国运动员Diane Dixon于1989年身穿黑人设计师Dapper Dan盗用品牌Logo为其设计的夹克（Credit：World Press）

Gucci 2018年早春系列中被指抄袭黑人设计师Dapper Dan的造型

类似的批评后来又一出现在Gucci的2018年秋冬系列上。在这个以Donna Haraway于1984年创作的短文“ACyborg Manifesto”为灵感的系列中，几位模特被戴上了头巾，而这点被明眼观众指出，是直接挪用了印度锡克族人的传统装扮。为了追求视觉效果而忽视传统服饰背后宗教内涵的举动，自然也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而模特选角方面均采用白人做此打扮，也让品牌对种族和文化多样性的不敏感一展无遗。

印度锡克教男性常以头巾裹住头发的形象示人

Gucci 2018年秋冬系列，模特头戴的蓝色头巾挪用了印度锡克教的传统装扮

发生在Gucci身上的，以及其余当下常被人们提及的案例，都可以被归属为“文化挪用”现象。维多利亚的秘密时装秀上，美国白人模特Karlie Kloss穿着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的造型卖弄性感（多数人都熟悉印第安原住民悲惨的历史）；同样是Kloss，在另一组杂志拍摄中，则扮成日本艺妓的模样，被人质疑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机会留给亚裔模特；Dior的2018年度假系列，也被人发现是窃取了印度某个设计工作室创作的图案——后者的初衷是为当地手工业者提供创业机会，以及保存本土文化。

2012年维多利亚的秘密大秀，美国超模Karlie Kloss以一身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的造型卖弄性感

Christian Dior 2018年早春度假系列，红色裙装上的印花被指窃取了印度某个设计工作室创作的图案

当我们谈及文化挪用时，“挪用”的部分对应的是英文中的“appropriation”一词，意味未经他人允许的擅自移用。若单纯从字面上如此理解，那么近乎整个时装界的创造运作都是基于这个原理之上的。这一点只需要参考一下设计师和品牌每个系列的灵感板（moodboard）便可理解：各种背景、年代的图像被置于一个时空维度下罗列一起，而设计师们就如同DJ一般，将这些既有的材料重新剪辑、拼贴和组合，构成新的视觉语言。

借用维多利亚大学James O. Young教授在《文化挪用与艺术》（Cultural Appropriation and the Arts）一书中提出的理论，时尚界发生的文化挪用可以被归纳总结出五种形式。

“物体挪用Object appropriation”指单纯物件被直接从原本孕育其的文化中脱离出来，放置在不相关的新文化环境中。这就好比时装编辑DianaVreeland当年作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服装学院顾问时，就常利用杂志拍摄时造型随意混搭的手法，把龙袍、宫廷装这样有着固定服制的古董衣混合搭配；再比如，J.W.Anderson 2017年秋冬系列中，甚至出现了设计师将自己淘来的中国清朝一字襟坎肩和现代时装随意搭配，却不标注清楚造成误导观众的现象。

JW Anderson 2017秋冬系列中设计师将自己淘来的中国清朝一字襟坎肩和现代时装随意搭配

“内容挪用Contentappropriation”和“造型挪用styleappropriation”要更抽象一点，以为对内容或形象风格的窃取。英文中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词最能体现这一点。尽管被称为东方主义，但其实际上表现的则是当时欧洲人对东方各国一厢情愿的幻想，与现实情况相距甚远。然而，这却是长久以来每每提到东方文化，西方时装设计师创作参考的几乎唯一准则。2010年，Chanel把自己的手工坊系列首次带来上海，并以中国（或者更准确的说，设计师Karl Lagerfeld脑海中中国的样子）为参照，设计了整个系列，其中很多的配饰，与其说是中国，倒不如说更接近越南等东南亚地区的服饰文化。也正如Lagerfeld在接受《女装日报》采访时讲到的那样：“这只是关于中国的一个想法，而非现实。”

Chanel“巴黎·上海”2010高级手工坊系列，引用了军人服饰特征和少数民族装饰风格，但帽子等配饰更接近越南等东南亚地区的服饰文化

由Chanel的这个系列便可以引到下一种挪用形式，既“主观挪用subject appropriation”。这一点可能有点难理解，可以说是高阶文化以个人口吻来讲述低阶文化，并因此造成偏差。在配合Chanel上海系列推出的宣传短片中，便有几个白人模特扮成穿着军装的中国青年的样子，在动荡的年代与Coco Chanel本人穿越时空般相遇，并用军装交换了后者的斜纹软呢外套。整个拍摄充满了颠覆历史的不正常感，又特别考虑到节选片段所属历史时期的特殊性，整个画面表现出了对于特定时间和地区人民生活困苦的麻木不仁。

更多的文化挪用是在“主旨挪用motif appropriation”方面，即单纯的符号性摘取。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常见的祥云、龙凤、青花瓷、飞鹤等均是会被率先考虑的元素，更夸张和脱离现实点的，还有清朝的顶戴花翎帽饰，以及刻意的宝塔塔尖等。也是因为单一的元素符号各自独立，形态也随着时代而不断进化，这一部分的挪用更易发生搞不清实际文化出处的错误。

Gucci 2018年秋冬系列中的帽饰设计有强烈的中国建筑风格

今年早些时候，当我在上海与来华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服装学院院长Andrew Bolton一起午餐时，他主动提起自己曾经策划过的两场备受争议的展览：探寻朋克族群风格遗产的“Punk:Chaos to Couture”，以及研究中国意象对于以西方为中心的时装产业留下影响的“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两场展览引起轩然大波的原因几近相同：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在展现文化话语权的不平等，如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东方与西方，以及处于高阶位置的文化对于相对低阶一方文化的掠取，因此在收获破纪录票房的同时，也招来许多批评。“但你要知道，时装设计师并非都是学者型的人才，他们更多时候关注的还是那些流动着的，可被自由使用的符号，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设计师们通常仅是从更视觉化和审美化的角度来对这些符号做出回应而已。”这名时尚学术界的知名策展人这样讲到。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国-镜花水月”(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展览中展出的中国元素服饰

当然也会有人抗议，并用“设计师的初衷是为了赞美某种文化”之类的说法来为创作者们辩护。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化挪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非是仅用“初衷”二字就可以解决的。设计师们自以为的赞美，若要从更深层次来看，无非是加深了外界对被挪用文化的猎奇印象，造成更深层的误解；而更多的时候，则从侧面反映出因为历史原因而形成的长远性的歧视眼光。若创作者真诚赞美某个特定文化的多样性，他应当做的自然是在尊敬该文化的基础上，顺应着文化的历史脉络逻辑进行有条理的处理，而绝非是心血来潮的随意拼贴。

大量文化挪用的案例出现，也从侧面展现了当下时装创作的一个窘境——纵使我们希望歌颂文化的多样性，设计师们又有多少时间和精力能够认真地投入对陌生文化语境彻底的探索和反思当中呢？对于更大型的奢侈品品牌来说，为了满足市场需要和媒体曝光，每年推出大大小小的十到二十个系列已是常态，这自然不允许创作者拥有足够深入的反思和研究。既然新创作总是需要文化间的碰撞交流，那因此造成的文化误解和挪用，也就难以避免。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国-镜花水月”(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展览中展出的中国元素服饰

不过，真正破解掉文化挪用的存在，还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文化话语权的不平等。而这是更宏大的议题，与本族人民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强度无法分开而论。另外，为打破外界的刻板印象，也更需要本族的创作者首先更好地反思怎样把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历史和文化转化提升到与当下语境能互通交流的地位，为设计提供出更新颖的灵感参照。

以中国风格为例，近几年出现的诸多中国设计师已经在刻意以更隐晦的手法重新为这一风格类别注入新内涵。比如设计师杨桂东的个人品牌SAMUEL Guì YANG便是一直从中国传统的服饰着手，根据当代女性的生活需要和审美偏好加以改进，创作出融合优雅、世故和些许距离感的特别风格。其对本土文化的思考模式，自然也会再度激发后来的设计师，持续为中国设计补充丰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