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的文章 傅国涌:武侠情结与皇权情结——解读金庸的文化密码

我们先从武侠小说开始说起吧。为什么金庸因为写武侠小说而引起这么多的关注,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这应该是民族心理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我认为武侠文化,换言之武侠情结是埋藏在中国人心底的一个非常动人的梦。武侠情结和中国人心中的另一个情结——清官情结,或者叫清官文化,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或者叫一体两面,构成了中国的皇权情结,或者叫皇权文化。

而中国长达几千年以来,都生活在皇权之下,诚惶诚恐地生活在帝王文化之下。所有的文化,说穿了都是为皇帝服务的。

为皇帝服务的文化也不能一直吹捧皇帝圣明、罪臣当诛,也要来一点调味品。这个调味品就形成了两大支流——清官文化的支流,宋代有包拯,明代有海瑞,每一代我们老百姓都要崇拜几个清官;清官文化的另一面就是武侠文化,因为靠清官还不够,所以人们自然幻想那些武功盖世,能够除暴安良的大侠,武侠文化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金庸可以说是中国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从清末以来,中国的武侠小说大致上有三个高峰:第一个高峰的出现以《三侠五义》、《包公案》等小说为标志。这个时期的小说中,清官与武侠是结合在一起的,很多侠客本身就是为清官卖命的,他们结合在一起又是为皇帝服务的。

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武侠小说的第二个高峰期。它出现的历史背景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这个时期,人们幻想着有武功盖世的人出来,所以就产生了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这么一代。

写出了很多以技巧取胜的武侠小说。金庸受他们的影响非常大,从八岁开始就接触这些人的作品。第三个武侠小说的高潮不是出现在大陆。因为大陆1949年以后,武侠小说也好,言情小说也好,都被党和政府作为有害的文学作品禁止了,所以大陆不可能出现武侠高潮。

这个高潮主要是在香港,余波涉及台湾。因为台湾国民党专政时期对武侠小说控制也是很厉害的,在60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台湾曾经也是被禁的,一夜之间,台北的警察四处搜查武侠小说,全部没收、销毁。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武侠小说才在台湾有所发展。所以他的大本营还是在香港,以金庸(包括梁羽生等)为主要代表。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已经没有清官和武侠的一种结合,也不仅仅是取悦于市民阶层的一种作品,金庸在里面注入了一些新的东西——包括他自己的人生体验。因为他经历过乱世,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三次几乎面临被学校开除、没有地方读书的危机。

中学两次,大学一次,都是因为他骨子里有一些反叛的性格。在他上高中时,因为在壁报上发表了一篇《爱丽丝漫游记》,讽刺了当时学校里权势在校长之上的训导主任。这个训导主任是代表国民党的,所以他肯定是要被开除的,但是校长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家,网开一面,转学了之。

换了个学校以后,他又卷入了一个反对训导主任的学潮,上了黑名单,差点被开除,也是校长觉得不要这么大面积开除人,所以保了下来。大学时代,他在重庆的中央党校,那时叫中央政治学校,后来改成中央政治大学,是为国民党培养干部的一个学校。

他是学外语的,学成以后本可以实现他的梦想,环游世界,做外交官的。但是他读了不到一年,也就是十一个月,就因为仗义执言,为当时的左派学生(其实他本人不是左派,他不信仰共产主义,也不信仰国民党的主张,他什么都不信仰,是一个中立的学生,一个埋头于读书的青年学生),最后还是遭到了勒令退学这样一个处分,失去了学业。

后来,他在上海有过一个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学历,不过在那里的时间也很短,一年都不到。所以可以说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就他这样一个人,再加上他在整个中学和大学阶段,完全靠政府当时对沦陷区学生的补助金生活,所以到冬天穿草鞋没有袜子。

草鞋、校服是官方供应的,短裤和袜子是要自己出钱买的,他没有钱。他家那时已经中落了,家被日本人烧掉了,母亲死了,父亲流亡在钱塘江南岸的一个小镇上,他得不到家里的救济,所以他的中学阶段是穿草鞋跑步,没有袜子穿,冬天也是这样。那时冬天比现在的冬天要冷一点。

再加上他的弟弟和母亲都是因抗日战争缺医少药去世的,还有他的同学因日本人打细菌战得了麻风病,在衢州中学,他亲眼目睹他的同班同学——一个体育健将被送上一条木船,让他去等死。经历了这些生离死别的痛苦,包括家人,包括同学,包括抗战八年生活上极端的艰辛,那些战乱还有几次失学的经历,他对那个时代的痛苦是有所体会的,身上有一些现代意识的东西。

他把这些东西加在了传统的武侠小说中,使他的武侠小说跟过去的有了一点点的不同。

我们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不同,就是这一点点的不同,使他的武侠小说成了风靡整个世界,让千千万万的华人都忘不了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些还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意义上,是因为我们汉文化圈对武侠文化、清官文化的一种近乎本能的追求。

这个追求是跟皇权文化几千年笼罩整个历史、所有的人心分不开的。从深层文化结构来说,武侠文化之所以能够流行,让那么多人痴迷,现在打开电视,总有一半是跟武侠有关,这决不是简单的三言两语所能解释的。在这些武侠作品当中,客观的说,他的作品达到了最高境界,所以他的流行应该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金庸未能成就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金庸的主要成就并不是他的武侠小说,而是他在香港创办了《明报》。从1959年《明报》创刊,到他1993年出售《明报》,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金庸的《明报》曾经在香港、在整个华人世界,甚至在西方主流社会都有广泛的影响。

鼎盛时期是70年代,据说美国的国务院、总统,东南亚许多政要,每天都要叫自己的助手把《明报》社评剪下来,作为参考。因为金庸有一个过人的本事——预测天下大事,而且十有七八都被他料准了:没有发生的事,他有未卜先知的本事。

比如说美国70年代跟越南打过一场持久战,金庸经常把战争的进程预先在他的社评里分析出来。他有几个最著名的准确预测:早在1982年,他就预料到了香港要收回,收回前15年就公布,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个预测。

还有比如说林彪最红的时候,也就是写进党章、成为铁定接班人时,他就预测林彪没有好下场,肯定死无葬身之地。比如江青刚登上政治舞台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他就写了一篇社论《不知往哪儿躲》,别看江青今天要得势了,但是毛泽东一死,她躲都没地方躲,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预测非常地准确,有惊人的预见性。

由于这些,他在国际评论界享有非常高的声誉。两岸三地都把他当作座上嘉宾,邓小平、蒋经国和他见过面,彭定康之前的香港历任港督和他都有良好的关系,都把他看作高人。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金庸在国际上有地位,在两岸政要中有地位,不是因为他写了几本武侠小说,而是因为创办了《明报》,写了那些有影响的、甚至令世人震惊的社评。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到了晚年,他变成了一个大众眼中的情人,却引起了那么多的争议、非议?到现在为止,这还是一个谜,一个似乎很难破解的谜。我觉得,金庸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谈他的现代人格的话,那是不及格的。为什么不及格?为什么会不及格?这是两个问题。

现代人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起码要破除两个观念。第一个就是刚讲到的要破除帝王崇拜的情结。一个社会不能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以皇上的是非为是非,小民要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是非。如果这个观念都没有破除,还是依附在权力情结下面,那是谈不上现代人格的。

第二个要破除的是成王败寇的观念。我们中国几千年的观念里只有成败,没有是非。任何事只问成了没有,成了就了不起。就像今天,你要是总裁、执行官,要拥有亿万身家,你就是成功人士,整个社会就会仰望你,象众星捧月一样。

如果你失败了,就只有跳楼。这个导向就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刘邦胜了,那就是汉家的天下;如果项羽胜了,照样是西楚天下。两个观念如果都没有破除,要想成为现代人格的知识分子,那是不可能的。金庸在这两个问题上,显然都没有过关。

我想从金庸思想世界的几个方面来看一下他这个人。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他的权力观。金庸写过一篇不太为人注意的作品,叫做《三十三剑客图》。这不是一篇武侠作品,带有半小说半历史的成分,随笔式的,70年代在他自己办的《明报晚报》上连载过。

在这个作品里,他说了一句话: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变化很大,有些东西变化不大。什么东西变化不大?比如说那些政治人物对权力的欲望,那种争夺的方式,这些都没什么变化(大意如此)。过了几千年,人还是那么贪婪,对权力的追求还是那样。

他的武侠小说几乎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力的解读。我们从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开始,这就是一部讲江山和江湖恩仇的作品。通过陈家洛这一虚构的人物,虽然是虚构,但又跟历史上的人物有关,他利用家乡海宁的一个民间传说去写乾隆和陈家洛的故事,写出了乾隆为什么跟他的亲兄弟陈家洛在六和塔上盟过誓不杀他,在海宁潮前击过掌也是说不杀他,但是到了宫里,又要用毒酒把红花会的兄弟都置于死地呢?是谁说出了其中的奥秘?是最美丽的香香公主,在临死前用她的鲜血写下了六个字“不要相信皇帝”,这六个字就是金庸对权力的否定。

从他的开篇之作,一开始他对权力是否定的,他把整个不可一世的帝王权力否定了。

第二本作品《碧血剑》,写到农民造反领袖李自成进城以后的作为,李自成进城后还不是要美女、要金钱、要那把金銮殿上的椅子。他的部下刘宗敏这些大将要的也是这些东西。金庸这本作品其实说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阿克顿勋爵那句话“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

他后面的作品从《笑傲江湖》到《天龙八部》都是通过一系列江湖上的故事来演绎形形色色的人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无边欲望。《天龙八部》通过一个人物,就是慕容复一定要恢复他的大燕江山,为此践踏了包不同这样的生死之交的兄弟情谊,也不惜践踏王语嫣对他忠贞不渝的爱情。

在他看来,权力高于一切,爱情也好,兄弟情谊也好都是不值一提的。只要能恢复江山,一切都有了,而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要。

他最后的下场是什么呢?发疯!通过慕容复发疯这一个结局,金庸也是对权力作了辛辣的嘲讽。《笑傲江湖》是他对权力否定的经典作品,这一作品最初连载的时间,正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

有人就反复的问金庸:你这个作品是不是影射大陆的文革?他表示不是。不管他是不是影射,这一点并不重要,我们从这些故事里能读出自己的东西:无论东方不败也好,任我行也好,谁掌握了黑木崖至高无上的权力,谁就必然地腐败,都想“一统江湖,千秋万代”,而这几个字不仅是他们的口头禅,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命脉所在。

无论是失败了的那些“寇”,还是成功了的那些“王”,不论叫什么,叫总统也好,叫主席,叫皇帝,一样都是东方不败和任我行。

通过这些,金庸就得出一个结论,他在《笑傲江湖》后记里写了一句话: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是坏人当道。这句话不是一句简单的话。为什么是坏人当权?他没有说。因为他写的是武侠小说,写的是传统的故事。

他的故事里只有否定,没有新的建设性的探索。我们还可以在谈一下他的另一作品《倚天屠龙记》,其中的主角张无忌,他在后记里否定了张无忌这个人。为什么否定他?金庸说张无忌如果做朋友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人品不错,但是这样的人在中国永远不可能当权,所以他只能是退隐江湖,把权力让给朱元璋这样有阴谋的人。

在这一部小说里,他还写了几个女主角,赵敏也好,周芷若也好,虽然都很美丽,有武功,也有心计,但本质来说,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她们都不可爱。就因为她们恰恰是有权术的,是能玩得转权力这根棒子的,而张无忌却是玩不转的。到这里,他也是否定权力,都没有说权力是好的。

如果仅仅如此的话,金庸的武侠世界差不多达到了现代社会的认识水平。不幸的是他的最后一部封山之作《鹿鼎记》把他前面十几部作品的这条线一刀砍断了。他写的《鹿鼎记》表面上主角是韦小宝这么个丑角,但实际上,它的主角不是韦小宝。

金庸有一个很欣赏的部属,这个人在香港也是一个著名的报人、法律界名人,一个女人,叫葛蔼仪,她说《鹿鼎记》真正的主角不是韦小宝,而是康熙皇帝。金庸写了那么多武侠,他觉得即使武功最好的侠客也拯救不了黎民苍生,只能靠开明君主来救国。

于是他就提出这么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在现实中也是有对应的。虽然在武侠中写了康熙这么个人物,把他拔高成一个非常好学的、非常有雄才大略的,能够一统山河的人物,而且他在现实中,1994年访问台湾时,对记者也亲口讲过,康熙是一个很好的皇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