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的子女 真名士自风流:醉卧美人膝的才子叶公超(10)
叶公超晚年因为被罢黜幽居,故而画兰的时候少,画竹的时候多。在一副竹画上他题字赞曰:“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无心。”临死前,叶公超指着家中挂的一幅刘延涛的画《烟波江上一翁》说:“这个老头就是我。”画上的题字是叶公超最喜欢的一首诗,也颇能反映他晚年的心境:“自织自耕自在心,江干千种柳成荫。兴来一棹悠悠去,酒热深杯细细斟。”
叶公超的书法20世纪50年代,叶公超与白崇禧在台湾中部山区打猎叶公超几乎是一生闹穷,他说“我是个败家子,把祖宗留下的遗产卖了许多”。到台湾当了“外长”,别人向他致贺,他说:“甭提了,赔钱货!”1978年,一个友人到他家造访,他以百般无奈的口吻说:“我这个房子明天就要拍卖了,已经拍卖过一次,无人出价。如果价钱低一点,我儿子说他可以买了送我。”说时一脸的惘然。
叶公超属于那种“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的男子,所以一生中有不少红颜知己,其中之一是燕京大学华侨女学生陈仰贤对叶公超无望的苦恋。据《吴宓日记》记载,1930年4月3日,叶公超病,陈仰贤前来探病,对叶“亲密而恭顺”,晚上又给吴宓打电话,担心叶公超晚上无人陪护,托他找名护士,可见其对叶的深情。
在知道自己无望后,陈又邀叶观看莎士比亚戏剧,想将其中扮演女主人公的同学王碧云介绍给叶,而叶仍不喜。
在得知叶属意于袁永熹后,陈仰贤在给吴宓的信中说:“你说叶先生是我悲剧中人,并不错。但我自己并不觉悲哀,我可以代他死。我为他牺牲到这步田地,并不算什么;我不但不觉得悲哀,我有时还觉得荣耀。
至于他的婚事,是我盼望他那么做的。我爱一切他所爱的人,这是他知道我的。我并不是故做好人,我不承认我这行为是好人的行为,我只是爱他。我无论他与别人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爱我也好,不爱我也好;我对于他,并没有所期待。总而言之,我是无条件(回报我爱的条件)的爱他。”
叶公超“自承近于大男人沙文主义者,特别喜欢meek(柔顺)的女子”,而他心仪的袁永熹偏偏是一个清绝而有个性的女子。吴宓一度在叶公超家蹭饭,据他记述:一次,因饭菜味道不合胃口,叶公超大发脾气。袁永熹一言不发,等叶公超发泄完毕,她才一字一顿地说:“作为主妇,饭菜不合口味,我有责任。但是你当着客人的面发脾气,也是不合适的。”
叶公超的坏脾气让曾经幸福的婚姻蒙上了一层阴影,而最让袁永熹难以忍受的,恐怕还是他不断的风流韵事。在叶公超与堂妹的一段情曝出后,袁永熹始终无法原谅叶,两人的关系越闹越僵。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公超将妻子儿女送往美国。
虽然在西南联大期间,袁永熹曾一度返回国内陪伴在叶公超身边,但在丈夫踏入仕途,最后去台后,袁永熹却因为不愿夫婿拜相封侯,更不习惯台湾繁文缛节的生活,最终选择了偕子女定居在美国。她在美国加州大学任研究员近30年,退休后,过着波澜不惊的隐居生活。
由于叶公超本人长期在海外奔波,生活漂泊不定,在他生命的后40年,婚姻其实已经名存实亡。袁永熹会在双十节回台一天,陪叶公超参加完酒会就远走高飞;叶公超赴美公干,非出面不可时,袁永熹也会迁就出席一些外交所需的社交场合,但应酬结束随即离去。
1981年临近中秋节的一个晚上,叶公超在邻居陈子和的画室中叹道:“我是有家难归!”过了一会儿又说:“我要给我在美国的女儿画一幅竹。”叶公超病重手术后独自住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护士们很同情他,出于自尊,他说:“我的太太女儿都要回来看我了。
”当然,那是自欺。叶公超笔下的竹子在临终前的文章《病中琐记》中,叶公超感慨万端地说:“生病开刀以来,许多老朋友来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泪。回想这一生,竟觉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在发脾气。有一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