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难题 李延保:从“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谈起

辉煌的历史没有改变1840年以后中国遭受的耻辱,对此,在1883年8月15日,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奥古斯特·罗兰在题为《为纯科学呼吁》的演讲中说了一段很刺激中国人的话:

瓦拉里·汉森在《开放的帝国:1600年之前的中国的历史》中写道:

2.中国传统意义下的大学(下简称“中国旧式大学”)和西方现代大学的比较

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的文明,每一种文明形成和发展历史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轨迹。李约瑟问题涉及到的正是中华文明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形成的一种必然结果。

“中国为什么在几千年文明之后突然落后于世界文明,被排斥在世界文明之外?”(李约瑟)

产生和承载中华文明的中华文化,其发展环境受着“农耕文化”(亦称“河谷文化”)及“崇拜祖先”的宗法社会的深刻影响。而西方文化的根源是欧洲文化,其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基础是“游牧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合一及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城邦制社会的深刻影响。

1.中华文明在历史上确实辉煌过,中国也确实是在落后之后被列强欺辱,变得更加落后。

中华文明是从未中断过的文明。今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延续了从夏代开始的中华文明。

二、从中、西方大学教育的发展来解读“李约瑟难题”

体现科学知识教育的现代意义的大学是在19世纪末才出现的,其组织形式和教学内容还是从西方现代大学移植而来的。官方认定的第一所现代大学是1895年建立的“北洋公学”(即天津大学前身),1896年“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和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

1901年清政府命令各省所有“书院”分别改为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1905年正式废除已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中国旧式大学的教育总算落幕。

辜鸿铭先生曾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教育和大学的本质有如下评说:“被称为儒教(学)的孔子教育思想体系相当于其它国家的教堂宗教。在中文里宗教和教育所用的是同一个‘教’字。事实上,教堂这个组织在中国就是学校,中国的宗教就意味着教育。中国学校的教育目的和目标不是教人如何谋生、赚钱,而是像教堂宗教那样传授一些古老的诫律,如‘不要说谎’、‘不要偷窃’。实质上,中国的学校是教人明辨是非为目的的。”

杨振宁先生在香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到:

“家”是中国文化的起源,中国精神最底层的东西在“家”,国家制度是从家庭中推出来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之后,把家庭伦理用来治国,才能“平天下”。中国哲学内涵不是“理”而是“情”。

“古代许多重要发明起源于中国,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在公元1600~1900年的三个世纪里,儒家保守思想所产生的文化和知识方面的惯性抗拒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引进,包括束缚人们思想的科举制度,缺少准确的逻辑推理的传统,对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的排斥及教育制度中缺乏《自然哲学》等等。”

这里给出了一个中国落后的直接原因,中国的旧式教育(不论官学还是私学)培育的人才和官吏缺乏研究和发展科学、技术的知识和能力,也无法承接西方已经发展的科技文明,导致了国力的衰败,中国传统意义下的旧式大学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我时常被问及这样的问题: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究竟哪个对世界更重要。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在科学上)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

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他们如果用正确的方法探求其特殊应用的原理,他们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只满足于火药能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地落后于世界的进步。”

欧洲文化除了具备一般游牧民族的文化特质外,商业与航海活动形成了契约文化,而古希腊、古罗马的逻辑文化,城邦制及宗教对欧洲文化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游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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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21年,明朝强大的海军足以摧毁世界上的各种力量。”

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中既包括儒家文化的影响,也有道家、佛家及千百年来所吸收多元文化的影响,会通形成的中华文明中有许多值得珍惜的文化精神。

引言

原标题:李延保:从“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谈起

两方公认的现代大学的直接源头是欧洲的中古世纪大学,其中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建于1088年前后,有欧洲大学之母之称,其它如巴黎大学、牛津、剑桥及海德堡、科隆等都是中古时期大学之佼佼者。在大学发展的历程中,逐步形成一套教学模式,先用3年时间学习语法、逻辑和修辞,打下拉丁文基础;再用4年时间学习算术、音乐(乐理)、几何和天文四门学科。

在此基础上如果再进修神学、法律或医学就能成为博士。可见,西方大学比较多的讲授数学(几何学)、天文及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重视逻辑推理的科学思维训练。

培养的学者虽然有些也是作为官吏或神职人员,但大多具有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医学的知识。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和神曲作者但丁都是从波洛尼亚大学出来的。直到现在,在西方的博雅教育中,这些被称为“智慧课程”的内容仍然是通识教育的主要内涵。

大学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为什么中国传统意义下的旧式大学的教育和西方现代大学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异,还必须从大学的本源谈起。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讲到:

他还以工业机械为例,由欧美人发明,体现了其文化精神,呈现了欧美文明,此等机械一经发明便可到处使用,如同汽车、轮船、飞机一样。但这只能说欧美近代工业文明传播到各地,或者说各地人接受了欧美的工业文明,但不能说近代欧美文化已被各地接受。

产生此机械者是文化,而应用的机械是文明。文化能产生出文明来,而文明却不一定产生出文化来,正如使用欧美机械的人未必都具备制造出这些机械的欧美文化的科学精神。而且,人类的文明从其发生之时起就是多元的。通常说:

编者按:2015年5月9日,“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了主题为“大国文明与教育的使命”的2015年会。此次年会藉中华再崛起之机,从大国的高度反思教育对中华文明发展的作用。搜狐教育作为独家网络媒体进行了全程报道!以下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李延保教授在论坛的发言:

一、对“李约瑟难题”的评说

伦敦汉学家道格拉斯在其儒学研究中说,“实质上,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对于宗教的需要,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套儒家的哲学和伦理体系,是一种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综合体儒学取代了宗教。”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李延保教授在论坛现场发言

伴随人类文明发展的人类文化从自然环境的源头上看,不外三种类型:

因此,中国旧式大学和西方大学在人才培养的理念上有相通之处,但又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旧式大学重伦理道德教育,西方大学重逻辑和科学分析。为什么会走上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还必须追溯影响大学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政治、文化的根源。

(三)农耕文化。

孔子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开设“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课程,讲授“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直到1903年张之洞修定《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时,奉行的仍然是“忠孝为本”、“经史为基”,列经学科目11门。

讲授的主要是人文知识和伦理道德,讲求修身养性,培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培养的人大多是文人墨客和官吏,更加突显了旧式大学“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缺乏科学修养,轻视技术实践。

从西方大学培养出来的人许多是具备哲学的理念、科学的知识及宗教的信仰,一些大哲学家如笛卡尔、莱布尼茨也是大数学家,画家达·芬奇也是科学家。而中国旧式大学培养的人更关注道德伦理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关系等非常规性的、复杂的事物,而对宇宙的运转、自然的变化却无从关心。

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之间的巴比伦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

“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而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

西方现代大学的直接源头——欧洲中古世纪大学,最早也是与寺院和宗教有着紧密联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才逐渐从宗教束缚中解脱出来,但仍受基督教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

大学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久的社会组织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大学教育至少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的孔子讲学,包括汉朝的太学,唐、宋朝的书院,明朝的国子监及清朝的学府等。

人类古老的文明大多数是沿江河发祥的。如:

原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先生认为:

3.大学本源的探讨

(二)商业文化;

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产物,是人情和人性表现的载体。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会形成不同的文化。“文化”和“文明”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国人常把二者混同,但实际用时也有差异。“文化”的定义有二、三百种,包括马克思在内许多学者都给过不同的解读。“传统”和“文明”的含义也有各种说法。

4.中西方文化和文明发展的脉络和对大学的影响

农耕文化形成的血缘文化、亲情文化,使中国文化将“爱”作为理想人生,以“礼”为其人文形式,人生的主要意义是在“做人”而不是在“做事”。人伦观念是以家庭组织为基础所建立的人与人之间自然和直接的现实关系,是靠人来处理和解决人的事情为主,发展了“人伦”关系和“道德”标准,社会运作也以“德治”为主,“法治”为次,主要靠人的内在力量来规范个人的思想行为。

这种“以祖先和家族为主,神和宗教为次的宗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一个独特的地方。

为什么5000年的中华文明没有和西方文明同步蕴育出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为什么一度繁荣的中国会被帝国主义列强欺辱挨打?李约瑟提出的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是许多学者和有识之士困扰的问题,也是探讨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不同历史阶段、不同背景的人对此都会谈出自己的看法,虽不全面,但也大多都有道理。

“在现代意义上的以有控制的科学实验和严格的数学推理为基础的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能在中国土地上产生,其政治、经济原因是轻视商业,生产力没有大规模发展;而社会文化原因是轻视科技,认为都是‘雕虫小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是崇尚儒家学术,传统的哲学思维是整体思维方式,不善于做定量的数学分析和形成逻辑的推理,没有发展公理式的几何和数学。”

游牧文化发源于高寒草原地带,商业文化发源于滨海及沿海岛屿,农耕文化发源于河流灌溉的平原。

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曾经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贡献。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1620年曾经指出:“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大人物对人类事物的影响能像这三大发明那样巨大和深远”。

其实李约瑟一直强调其问题是把双刃的剑,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个表述方式: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另一方面,西方大学从最初形态就受到古希腊、罗马的逻辑文化和自然哲学的影响,并推动它发展成现代大学。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

英国现代着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其编着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着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志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