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松中国 布列松: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
布列松的摄影集《D'UNE CHINE A L'AUTRE》1954年初版于巴黎。两年后此书在纽约首次发行英文版,名为《FROM ONE CHINA TO THE OTHER》,16开麻布面精装本,有护封,收照片144幅,比法文版增加了韩素音所作的序言。
1948年12月初布列松作为著名的《生活》杂志的特派摄影记者,乘飞机从仰光飞抵北平。他在北平停留了十二天,赶在解放军包围之前乘飞机飞赴上海。用他的话说搭乘的是“最后一班”飞机,从时间上推算,我想他指的是城外南苑机场的最后一班飞机。
因为从解放军围城直到次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的飞机仍可以在临时修建的东单机场起降。如此慌张的逃离,可以看出刚到中国时,他对解放军还是充满了疑虑。当时机场混乱不堪的场面可以想见,在《齐如山回忆录》里,对此也有极为生动的描写。
*********军队撤退和人民解放军到来的大约八天前,北平的生活是平静的。一个街头商人高兴地遇到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刚刚买了一段棉花布料。尊敬,仁慈和平和——这些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丢掉的美德——在中国漫长历史中最重大的改变之一的前夕进行着。
之后他一直在上海,南京,杭州一带活动,并一度打着白旗,步行试图前往山东前线作采访。在南京,他见证了政权的更替。布列松拍下了第一个步行进入南京城的疲惫的解放军战士,紧随这名士兵走过来的不是另一名士兵,而是一个负重的年老挑夫。
他也拍摄了整齐地坐在路边休息的部队,以及围观者面对他们时惊讶,兴奋又疑虑重重的表情。之后他又在上海记录下了这座鱼龙混杂的城市在新中国建立前最后几个月的社会风貌,包括疯狂的挤兑风潮,激奋的游行队伍和遵守纪律的新式军队。最后,九月底,他在上海码头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在布列松亲笔撰写的很短的一段旅行回顾里,他对政权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尽管他曾声称自己早年是个共产主义者。我相信实际上他的心里对这个问题有一大堆的话要说,之所以不说,只是为了恪守他的某个准则。这144张照片,让人感觉他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记录者,对被摄者充满了尊重,而那只握住相机的手从未因为过分激动而颤抖。这难得的忠实还原,使得我们可以平心静气被带回那个时代,不偏左也不偏向右。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统治的最后日子里,来到南京的军阀马鸿逵。
书里有两张人物照片,传神地表现了国共两股政治力量在此时的精神风貌。大腹便便的军阀马鸿逵看上去腐化堕落,无精打采,和革命文艺中很多脸谱化的形象惊人地相似。而新上任的陈毅市长则精明干练,朝气蓬勃。在马鸿逵照片的说明文字里,布列松写道:“马鸿逵的秘书打扮得像个护士。
他喜欢吃冰激淋,身边随时都准备着几桶,只要有客人就请客人吃。”两个人的形象反差大致反映了当时多数国民对新旧两股势力的基本印象,一个已日薄西山,而另一个正冉冉升起。这样的两幅新闻照片摆在一起,比很多洋洋洒洒的大手雄文更能解决我们的疑问:短短几年,财富,地位和权力的易手,为何会如此出人意料?
中国人面对苦难所表现出来的乐观和温和,也让他印象深刻。在遍布各个城市的垃圾山上,成群结队的淘垃圾队伍里,一个劳累的妇女面对镜头仍然能笑得那么灿烂。北平和平解放前,国军在故宫的广场上进行最后一次征兵,要从一万名应征者里挑选出三千人凑成一个旅。
应征者中很多人都嘻嘻哈哈,谈笑自若,神态轻松得好像要组团去旅游一样。在上海,苏州河上挤得水泄不通的逃难船队里,有人喊叫,有人争吵,可是没有人打架。有人告诉布列松,在中国,先动手的人总是没理的。
1948年12月,北平,城外被解放军包围。 *********召集的10000名新兵站在皇宫的院子里等待命令。
倒是韩素音的序文,鲜明地表达了她自己的立场。韩素音的父亲是四川的铁路专家,她的母亲则是比利时人。序文作于1956年,当时韩素音正在北京。作为著名的左翼作家,她通过对比新时期和旧社会的方方面面,解释了新政权不可阻挡地获得胜利的原因,并试图打消一些西方人对共产主义的偏见。
在对比中,她浓缩出了两个看似平常却最能说明问题的细节:第一个,新社会到处都是茂密的树木和绿色的田野。第二,在田野里劳作的农民都显得对丰收信心十足。而如果单看穿着打扮,他们简直个个都象是旧社会的地主。
1958年,布列松像很多新中国的“好同志”一样,再次被邀请到中国访问三个月。不知道这一次他的观感如何。他仍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其中的一些作品,后来受到了中国方面的批判。不过他说:“安排出来的照片是没有生命力的,很容易被人们遗忘。如果你忠实于生活,你就能得到胜利。”
我想这144张照片只是他第一次中国之行的一小部分成果。那些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被淘汰的作品一定也还在世上。无论从文献价值还是艺术价值上衡量,如果能整理出版,其精彩程度应该都不会逊色于这部书吧。
在紫禁城,一个独行者,或者一个以前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