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书法家孙伯翔:将魏碑风骨融入书法
孙伯翔先写《张猛龙碑》,后写《始平公造像记》,再写《云峰山碑》,形成了独特的碑学创作见解,这就是“先由方圆起步,进而方雄,最后转入浑穆。”他告诫弟子要锲而不舍,艺术追求不能见异思迁,主张“学书法先修性”。他的恩师王学仲称其为人厚道坚韧,故而其作品拥有“钢打铁铸的质感”。
近些年,书法家孙伯翔因其在魏碑理论和创作方面独树一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灵感,并将魏碑风骨般的人格魅力融入到了书法创作的实践中。魏碑成就了天津布衣孙伯翔,孙伯翔碑刻了自己的人生路。
孙伯翔1934年出生于河北武清(今属天津)。由于出身原因,他初中毕业后便在天津成为了一名普通工人,并从此迷恋上了书法这片可以用来倾诉内心的“世外桃源”。魏碑这个世界淹没了他,他也渐渐地拥有了这个世界。在1982年“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览”中,壮岁孙伯翔凭借楷书文天祥的《正气歌》脱颖而出。此后,孙伯翔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以长期夯就的国学功底,在对魏碑艺术的探索中精益求精。他的魏碑理论见解新颖,突破了传统的桎梏,超越了前人的局限。直到今天,孙伯翔已近80高龄,仍然经常坚持临帖和创作。他说自己是“砚田一耕夫”,忘记年龄却不忘艺术“变法”。
魏碑作为承前启后的书法艺术形式,反映了北魏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变迁。对现实的关切决定了魏碑拥有丰富的社会内涵,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石刻等形式与魏碑内容相得益彰,展示出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这也是历代诸多书法家对魏碑潜心研习的重要原因。
集魏碑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于一身的孙伯翔,准确而精要地总结了关于魏碑的继承与创新、笔法特征、创作方法论等规律性的要领。
他认为,魏碑由隶而始,入楷而终,按本位文化意识来说是不成熟的,对其潜心挖掘是为了提取“新型产品”。《始平公造像记》堪称魏碑正体之源,破隶书成楷书之形,正而多变。以《始平公造像记》为代表的“龙门二十品”,其最大成就是创新精神。
笔法对魏碑创作者而言非常重要。孙伯翔强调要在法度中体现碑学者的性情,进而解说了笔法上的“方圆互补”理论——“魏碑方笔重力度,圆笔重内涵。方笔主顿,顿中有提。圆笔主提,提中有顿。顿而不提则死,提而不顿则浮。方笔之法和圆笔之法是辨证互补的关系。”
孙伯翔先写《张猛龙碑》,后写《始平公造像记》,再写《云峰山碑》,形成了独特的碑学创作见解,这就是“先由方圆起步,进而方雄,最后转入浑穆。”他告诫弟子要锲而不舍,艺术追求不能见异思迁,主张“学书法先修性”。他的恩师王学仲称其为人厚道坚韧,故而其作品拥有“钢打铁铸的质感”。
由唐楷入手然后转攻魏碑的孙伯翔,主张对待各种书体不能有狭隘的本位主义,不能独尊魏碑。“一笔一画自成生命”,“楷书要做到动起来,行草书要做到静下来”。他追求艺术的“清凉之境”,要求作品本身要让人清晰可感,“让人们越看越舒服,越看越清凉”;同时要求创作主体保持内持自省、淡泊名利的精神境界,在内容上写天地之正大气象,抒民族之风骨华章。
他还拥有热爱真理的品格和自我否定的勇气。对于“魏碑取决于刻工水平”之说,孙伯翔不同意,并以创作实践为根据,阐述了自己的分析逻辑:刻工只能刻其表,不能刻其里;《始平公造像记》的厚重感,是碑刻手工达不到的,其作者朱义章绝对是一个书法高手。孙伯翔还曾经长期信奉碑帖分家的观点。直到1995年,他来到山东云峰山,详细察看石刻现场后,感慨:“山林之气可以变成庙堂之气,书法艺术将来的途径还是要碑帖结合。”这是一次为时不晚的重大修正,或者说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自我否定。那一年,他已经61岁。
凡魏碑之学成大器者,须有劳其筋骨之经历和超凡脱俗之悟性。没有苦难的经历,难以感受魏碑形成之不容易;而没有过人的悟性,也难以从魏碑古朴中寻找到那份灵动。故此,魏碑之学经常会陷入“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的老路。孙伯翔能够突破魏碑研习“上路容易成器难”的怪圈,归因于他在苦难的成长中坚守了艺术理想,在“旦复旦兮”的艺术追求中获得了感悟和升华,乃至逐步形成其今日之人格魅力和艺术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