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君璧与君良 黄君璧与黄山之缘
今年4月29日,《渡海白云贯古今——黄君璧书画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举办。黄君璧是享誉国际的艺术大师,是中国山水画的代表画家之一,他与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等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美术家共同创造了上世纪前半叶的辉煌,是20世纪中国画的经典形态和中国画现代教育体系主要创造者之一。
1949年到台湾以后,黄君璧与张大千、溥心畬一起被尊为“渡海三家”,在海峡两岸及海内外具有崇高的声望和深远的历史影响。黄君璧大师亦是我的老师王石岑先生昔日在重庆时期受业的恩师。此次画展前,黄君璧大师的女儿黄湘詅女士给我发来了展讯和邀请,我欣然从黄山赶赴北京观展。
这次展览虽然不是在大陆举办的第一次黄君璧画展,但却是影响最大的一次。展览选择在中华文化的庙堂——国博举行,海峡两岸很多重量级人物及媒体参加了这次活动。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担任总策展人,副馆长陈履生担任学术主持。
展览展出了黄君璧的代表作品和从未展出过的一批课徒手稿。开幕式上,黄湘詅女士向国家博物馆慷慨捐赠20多件黄君璧画作及张大千等名家为先生篆刻的印章。站在黄君璧先生的画作前,能让你的身心沐浴在一种沉稳朴厚的画风和涵容古今的意趣之中。
他的画严于理法,以苍拙的笔墨风格自立于艺术之林。尤其是先生晚年大量的云海、瀑布之作,幅幅都能让人捕捉到黄山的影子。开幕晚宴上,黄湘詅女士向我赠送了画展印制的资料和厚重的《黄君璧书画展作品集》,晚上携归住处后就迫不及待地在灯下捧读。
在欣赏过一幅幅精美的画页后,我在画集所附的艺术年表中仔细查找,却没有找到先生访问黄山的记载,而在我的脑海中很清晰地保留着我见过的先生在黄山的照片。我感到黄君璧访黄山这一历史事实被忽略或遗漏,不仅是黄君璧研究的缺憾,同样也是黄山史志研究的缺憾,抑或是中国山水画史的缺憾。因此觉得有必要撰文叙说此事。
我所见过的这幅照片曾经被收录在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风堂的世界》一书中。这幅照片右下部分是一块突兀的大石头,坐在石头上的两人,身穿浅色风衣显得风流倜傥的是黄君璧,身着棉袍满脸大胡子的是张大千。站在身后着深色大衣的两人,裹着围巾的是谢稚柳,手插在大衣口袋、留着分头的是徐悲鸿,占据画面大半的一株古松展臂探向谷底。
熟悉黄山的人一眼就能辨别照片是摄于黄山玉屏峰古文殊院前,四人背倚的这棵古松就是黄山著名的送客松。
照片摄于1936年。从四人的衣着来看,应是寒冷的节气,或者是早春。这幅照片是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它记录了20世纪三十年代很多大画家联袂来黄山的史实。更早一点登黄山的还有黄宾虹、张善子、刘海粟等。
这段时间,名家纷纷来黄山,除了写生、采风,还有更深的文化含义。中国1931年就进入了抗战,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夺我东三省,并步步紧逼,亡国灭种的危机像一柄利剑悬在中国人的头上,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很多文人、艺术家此刻眷顾大好河山,更多的是抒发爱国情怀。而黄山这座以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命名的圣山,最能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明末爱国英雄、儒学大师、书法大家黄道周募兵抗清,在徽州婺源被俘,临刑前写下《辞黄山有序》,说他就俘以来,谊在必死,将他生平所历黄山、白岳等18座名山称作“一十八翁”,“要当一一谢之。
生死千秋,未必再晤;风雷楮墨,载其精神,亦使山灵闻之,谓吾不薄也。”每次读黄道周的辞黄山诗句:“亦是吾家峰,神物不可谱。
顶髻在心眸,一一屈指数”,总让人血脉贲张、荡气回肠。清初画僧渐江画黄山,他自己却说“独余残沈写钟山”,钟山是明太祖孝陵所在,他以钟山代指大明江山,是借黄山来寄托故国之思,其情至为沉痛。
儒将叶挺抗战期间登黄山拍了大量黄山风光照片,同样是为了激发爱国热情。还有爱国将领书写并由石工刻在黄山立马峰上的“立马空东海,登高望太平”巨型石刻,立马横刀目空东海,登高振臂祈望和平,字字都是燃烧的抗日激情。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抗战时期,黄君璧与徐悲鸿、张大千等的黄山之行,有着更为宏观的时代背景。在这次黄君璧书画展中,我注意到有一幅题为《岭外云山》的作品,这是一幅典型的黄山山水作品,松、石、云、泉黄山四绝都在一幅画中集中体现,一簇簇薄刀似的山峰是黄山特有的符号。
细读画上题款,“岭外云山旧草堂,溪声淼淼树苍苍;白云深处烽烟里,且向丹青忆故乡。”白云深处里用了“烽烟”这一关键词,让人感到一种弦外之音,读来意味深长。
这幅画作于1959年,正好是黄君璧先生赴台10周年,此时隔海相望,想到昔日的抗日烽火,想到当年与旧友结伴游黄山,将无尽的相思寄予笔墨丹青。这幅画的画外之意是很深沉的,也是很显然的。
黄君璧与黄山的缘分,同样也长期被黄山的管理者们所忽略和遗漏了。1983年开始,历时5年,新编了《黄山志》。志书中在近代以后的“游山名人”篇目里,记载着“民国二十五年(1936),张大千第三次登黄山,同行的有画家徐悲鸿、谢稚柳。
”黄君璧的名字被抹去了,幸有照片可以证明同行的画家还有黄君璧。此事已过去了30多年,当时文革结束不久,人们的思想还没有真正解放,还不能客观、公正地对待与政治纷争有牵连的艺术名家。
身在台湾的黄君璧,当年由于收了宋美龄这位特殊的女弟子而经常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所以我们今天有理由揣测当年《黄山志》的编撰者们,是为了避政治讳而有意删去了黄君璧的名字。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看待宋美龄向黄君璧拜师学艺这件事,才明白当年宋美龄绝非仅仅为了以画自娱,如同今日很多老年大学学画的人希望老有所乐这么简单。
宋美龄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位奇女子,而且是一位素有爱国情怀的政治家。抗战期间她以“空军荣誉上将军衔”的虚职出访美国,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在参、众两院演讲,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激起美国亿万民众支援中国抗战的热情,她的照片被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她向罗斯福总统主张中国成为“战后四强”的地位,而拒绝与主张“美、英、俄”战后“三强”的丘吉尔会见,都显示出她的民族自尊和大国情怀。
五十年代初的台湾文化还笼罩在日本殖民文化的阴霾之中。1951年宋美龄兴师动众地正式向黄君璧拜师学习国画,每周授课一次。
这件事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宋美龄是借蒋家的影响力把黄君璧推向了中国画宗主的地位,从而使中国的传统书画艺术在台湾地区生根、延续和弘扬,以抵制日本殖民文化的渗透。而事实上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台湾美术史学者傅申在黄君璧的画集序言中写道,“却因时代的因素,使他(黄君璧)独自成为台湾水墨画坛最有影响力的画家”,“不但在溥师及大千逝世后独步画坛多年,而且领导台湾水墨画坛长达40余年”。
宋美龄拜师还深刻影响了台湾青年一代。
比如这次来京的原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女士就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回忆道:“我对黄老(黄君璧)的认识是透过黄老的门生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的作品,吸引我进而了解黄老的画作。”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先生认为黄君璧先生“这种传薪续火的努力在台湾的政治生态中,面对日据时代背景下的艺文空间,使中国传统水墨在台湾这个被殖民者称为‘福尔摩沙’的土地上得以立根和拓展,并以此驱散了笼罩在台湾上空的阴霾,为代表中国文化的传统水墨的立足和发展透露出晴空和艳阳。
”
1936年黄君璧与徐悲鸿结伴的黄山之行,成为他人生和艺术转折的契机。陈履生先生撰文将黄君璧的艺术历程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广州时期,“第二个时期自1936年至1948年,这一时期主要活动在巴蜀和金陵”。
正是在黄山归来的第二年,任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的徐悲鸿将黄君璧聘为该系教授,共同入蜀,开启了中国画现代教育体系的创造历程。黄君璧也从此由一位广东地域的名家跃为国家层面的书画大家。而这一时期徐悲鸿对黄君璧人生、艺术的综合印象竟然是和黄山山水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这一推论,徐悲鸿的画作及题款为我们提供了佐证。1938年6月,同在重庆执教的徐悲鸿来到黄君璧寓所,在谈笑中为其画像。徐悲鸿用准确的线条勾勒出黄君璧的全身肖像,而在处理画面背景时显然借用了两年前他们在黄山玉屏峰的合影照片。
尤其在画外的长跋中,徐进一步点明“倘以君璧比群山,应似黄山境界宽。巉巉峰峦君之笔,溶溶云起性清闲。”黄君璧数十年画云海和飞泉乐此不疲,取画室名“白云堂”,与当年黄山之行必然有着内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