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与曾山 曾庆红母亲回忆:曾山的“文革”岁月与含冤身死
“文化大革命”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次严峻考验。能不能坚持加入共产党时的宣誓,能不能不说假话,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在重要的时刻,才能显示出来。
当时,我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机关的造反派说我在监察委工作,知道情况,把我拉到左家庄,吃住都在那里,一个多月不让回家,也不让与家里人联系。造反派对我有两条要求,一条就是要我揭发局党组领导人的问题,还有一条是要我揭发曾山的所谓问题。造反派说,曾山家里有一万亩土地,是大地主,搞富田事变,是AB团,反毛主席等等。我当时感到气愤,对他们说:
“你们说的不对。我与曾山在抗战初期就结婚,几十年了,对曾山我了解。他是苦出身,人很老实,忠于党,拥护毛主席,我相信他。我也是穷苦农民出身,从小就参加革命,枪林弹雨,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你们要相信我。”
他们不让我出去,剥夺了我的行动自由,日夜逼我揭发。但我不能说假话呀,一是一,二是二,总不能胡说八道吧。说假话、诬陷人的事,无论如何都不能做。对造反派的逼问,我实事求是做了回答。他们看实在问不出什么,只好放我回家了。但回到家,另外的斗争还在等着我们。
在“文化大革命”中,内务部一共402人,就有7个造反组织。有的要保曾山,有的要打倒曾山。造反派把我们家里和住的胡同里贴满了大字报,到处写着“打倒走资派曾山”的标语。一次,造反派冲到我们家里来批斗曾山。老头子对我们说:“你们到里边屋里去,这不关你们的事,我的事情自己处理。”造反派一群人坐在高高的椅子上,让曾山坐在小板凳上,厉声要他交待自己的问题。老头子平声静气回答造反派的问话。对有些故意找事、出言不逊的问题,我们听着都难受,可老头子还是不急不躁,说:“我的问题,中央都知道,我也写了材料,你们可以调查。我自己是农民出身,干了一辈子革命,问心无愧。我自己的进退,都听党的安排。”
1967年1月,“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更加严重。各种造反组织都搞串联。内务部机关总共才400多人,一下住进了10000多名全国各地来北京搞串联的红卫兵、造反派,把内务部除了档案室、机要室外的所有办公室、会议室都住满了,机关工作陷于瘫痪。为了扭转工作瘫痪的局面,周总理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打回老家就地闹革命”。曾山立即贯彻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尽全力抵制“左”的错误造成的混乱。他不顾机关造反派已经提出“打倒曾山”的复杂局面,立即在机关召开了万人大会,传达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会议刚一结束,造反派就抓住曾山不放。幸亏有王青争、韩英等掩护着,曾山才从后门脱离开了会场造反派的围追纠缠。
“文革”开始不久,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了。有几次,周总理到机场去迎接外宾,都找不到与对方相应的人员陪同。起初,他找相关部门领导代替,后来部级干部几乎全被打倒了。有一次,周总理给我们家打来电话问曾山:“你被打倒了吗?能出来吗?”听说还没有被打倒,周总理立即让他到机场迎接外宾。总理曾经说过:“我了解曾山,信任曾山。”这一点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但造反派对曾山的批斗还是逐步升级,我们的处境也越来越坏了。
1967年9月,造反派用欺骗办法,把曾山秘密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强迫他低头、弯腰、搞“喷气式”。我们全家人看不着曾山的影子,到处找不到,很着急,没办法就向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打电话询问。后来才知道是被造反派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
后来听人说,批斗会散后,曾山一个人靠在金水桥的栏杆边,花白的头发散乱不堪,手捂着腰,脸色发黄,流着虚汗,疼痛难忍。老头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造反派还不放过他。家里人看见他这个样子,难过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