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保健医生 保健医生力伯畏:现场目击任弼时、高岗去世

任弼时在信中说:"我回抵北京后已近一月,血压尚继续下降中(165左右),身体也觉得坚实一些,因此我觉得还是照医生意见开始每日工作四小时为好……最近几天内,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四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倦。

自然,初期不要过分疲劳,但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请加考虑。"毛泽东见到任弼时的信后,即做批示:同意任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

恢复工作后的任弼时,就根本无法把自己的工作时间限制在四小时内,结果不久就又出现身体不适。9、10月,是原定的休假时间,可当保健大夫们催促他休假时,他却提出等到12月再说。

朝鲜战争爆发后,就是否出兵援朝问题,中共中央接连开会商议相关事宜,有时议题一说开就延续至次日凌晨。任弼时也出席了会议,而且不顾有关部门和保健大夫到睡眠时间就退席的约束,也参与议事拖到午夜。在10月5日的会议上,他发言支持毛泽东出兵朝鲜的主张。这样一来,他的身体再度受到严重伤害,潜伏下病情骤然加剧和突发的危机。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第一战役打响的前一天,10月24日,他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他召集同有关人员谈论即将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事宜。入夜以后,他又翻看起秘书拿来的毛泽东有关作战部署的电报,其中有毛泽东亲拟的《关于诱敌深入山地加以围歼》电文。在转战陕北期间,任弼时曾和毛泽东一起在前委指挥作战,故而对这些关涉入朝第一战的文稿十分重视。

10月25日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住在保健委员会值班的我突然听到电话铃响。电话是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打来的,她要我找傅连,说任弼时今晨情况不太好。此时,任弼时还没出现特别严重的症状,我知道类似早晨起床后感到头疼不适的情况,任弼时在以前也曾出现过。

我放下电话同傅连打了个招呼,就立即骑上自行车,赶往在景山东街的任弼时家。我进屋看见任弼时,他还朝我抬了一下手,我想他是和我打招呼。可是他的手臂刚抬起来,马上就掉下来了,而且继而话也说不出来了。

我知道他的老毛病就是高血压,就赶紧给他量血压,发现他的血压很高。我立即通过电话向傅连汇报,傅连马上就赶来了。傅连发现情况严重,马上请陪同任弼时来华的苏联专家过来,同时通知几位中国的著名专家也前来会诊。

苏联专家接到通知后,不久就赶到了;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张孝蹇、内分泌科主任刘士豪、北京医院的心血管专家吴洁也陆续来了;属于中央保健委员会系统的医生则有傅连本人、延安时期就从事中央领导人保健工作的金茂岳、毛泽东的保健大夫王鹤滨和我,在任弼时的家中展开了抢救工作。

随着抢救时间的延续,医生们感觉到任弼时的生命已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傅连遂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了任弼时病危的通报。通报说:"任弼时同志今早7点发生中风现象,右半身瘫痪(即半身不遂),失语,血压230,脉搏100,大汗,病情严重……"

通报发出后,获悉此讯的一些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来到任弼时家看望。我记得来得最早的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因为有公务在身,他了解了抢救的情况后,又匆匆离去。他走时和我打了个照面,他对我说:"有新情况马上告我啊。"

根据那天也在场的王鹤滨回忆,抢救过程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来了。杨尚昆听张孝蹇综述了专家们的诊断后,悄悄把王鹤滨拉到一边,低声问:"鹤滨同志,你看弼时同志的病情怎么样?""病情很严重,脑出血量很大,恐怕不行了。"王鹤滨据实相告。

在任弼时进入深度昏迷之际,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带着针灸学专家朱琏来了,他们建议对任弼时进行针刺急救。在征得陈琮英同意后,朱琏实施了针刺救治,但未能奏效。时隔50年后,王鹤滨分析说在今天的条件下,如果及时确定出血部位,开颅止血,或许能有一线生机。

可在当时的医疗技术和设备条件下,虽然苏联专家和中国的专家们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还是很难将任弼时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患者面部鼓胀的血管陷落了下去,潮红的面部色泽瞬间变成了无血的苍白……"

10月27日中午12时36分,任弼时与世长辞。他是新中国成立后逝世的第一位党内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书记。为他送葬时,毛泽东亲自扶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最高领袖为之执绋。

20世纪50年代,有几位开国元勋住在北京东城东交民巷,其中有一位曾在中国共产党内风头甚健的人物,他就是1953年趾高气扬地进京出任"经济内阁"首辅的高岗。高岗来到北京后,他的医疗保健就归中央保健工作委员会管,我就直接负责过他的保健工作,而且他自杀的时候,我是最早得知消息,也是最早到现场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