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孙武吴起的合称)

2017-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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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吴起吴起是中国古代以研究学术起家走上仕途,而最终在历史上大放光彩的人物中一个最典型的代表.<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为吴起四十八篇,但<武经七书>中的<吴子>则仅有六篇.二者在篇数上的差异实在太大,因此,可以断言今存的<吴子>即令不是伪书,最多也只是一部残书.<吴子>六篇我曾将其翻译成过白话文.其六篇各有主题,但彼此间几毫无连系.以体裁而言,它是一本谈话记录,记录者也许为幕僚或门人,但也可能为后人假托成书.所以,其价值实不如<孙子>甚远.

吴起吴起是中国古代以研究学术起家走上仕途,而最终在历史上大放光彩的人物中一个最典型的代表。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为吴起四十八篇,但《武经七书》中的《吴子》则仅有六篇。二者在篇数上的差异实在太大,因此,可以断言今存的《吴子》即令不是伪书,最多也只是一部残书。《吴子》六篇我曾将其翻译成过白话文。

其六篇各有主题,但彼此间几毫无连系。以体裁而言,它是一本谈话记录,记录者也许为幕僚或门人,但也可能为后人假托成书。所以,其价值实不如《孙子》甚远。不过尽管如此,其中还是有若干值得重视的战略观念不仅有其特殊意义,而且也足以与《孙子》相比较。

甚至于可以说,有些观念不仅与《孙子》非常接近,而且更有超越的趋势。吴起一生的事业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较翔实的记载。在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吴起的老师是曾申,曾申是曾参的儿子,曾参是孔子的徒弟。

另外,曾申又是子夏的学生,子夏也是孔子的学生。曾申还有个老师叫左丘明,就是写左传的那个。吴起有个同学叫李克,也就是那个写法经的李俚,他是孟子的老师。孟子是根牟子的老师,后者是荀子的老师,荀子是韩非和李斯的老师。李俚也算商鞅的半个老师,不过后者是自学的,两人从未谋过面。

在我国传统兵学领域中,孙吴居于互相伯仲的地位,学者往往孙吴并称,但事实上,他们之间有很多差异,值得较深入分析。

孙子从未讨论战争的性质,也很少触及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吴起则在这两方面有其独特之见。也许可以说吴起是中国古代的若米尼,他的书与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第一章颇为相似:

吴子曰:凡兵之以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德恶(怨),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五者之数,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

这是一篇简明扼要的“战争论”,首先分析战争的起因,其次为战争定名,分为五类并界定每类的性质。最后概述应付每类战争之道。此种战争性质的探讨,在古代实属难能可贵。

吴起重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并认为对二者必须作总体性的考虑而不可有所偏重。他初见魏文侯时,即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的总体战略观念。其书第一篇名“图国”,图国即谋国,所以可以证明其思想并非限于军事层面,而早已升到大战略层面。

如何图国?他概括指出,“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 ,足以显示其所学出于儒家,像孔子一样,非常重视教育。他说:“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

亲民教民的目的为培养向心力,吴子称之为“和”,他指出:

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人事。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告乃后举。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尽死为荣,退生为辱矣。

非常明显,吴子所谓“和”与孙子所谓“道”在目的和作用上完全一致。吴子虽主张“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并非表示他迷信鬼神,而只是向人民表示政府对战争的态度十分慎重。

吴子的慎战不仅代表儒家的传统,而且与孙子如出一辙。他更指出胜利含有内在的危险,甚至于足以导致亡国的后果:

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此种警告在战国时代对于好战者而言,真好像晨钟暮鼓,足以发人深省。尤其是与孙子在“火攻”篇中所云,“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之语可以互相印证。

《吴子》第二篇名为“料敌”,也就是对敌情的研究判断。篇中有一基本观念最值得重视:“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 吴子所提出的“先戒”与孙子所提出的“先知”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欲求先戒,则必须先知。若不能知则又如何能戒。反而言之,先知的目的即为知所应戒,假使知而不戒,则即令能先知又有何用?

《吴子》第三篇名为“治兵”,其重点是“治”字。魏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起对曰:

以治为胜。又问曰,不在众寡?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

吴起是精兵主义者,在其书中曾一再强调素质的重要。如何始能提高部队的素质?他的答案是“教戒为先”。他认为数量并非决定因素,真正的决定因素为“治”,治的意义就是组织。他说:

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则不可当,退则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基于以上的描述,可知吴起所想像的兵力能适应各种不同环境,有高度有效的控制,并且永保团结,不会溃散。孙子虽也重视素质和组织,但并不像吴子这样强调这两种因素。反之,孙子则始终认为数量优势为决定因素。因此,他们在治兵方面的观点至少是有程度上的差异。至于用兵方面,吴子也像孙子一样强调速决,其所言甚至于比孙子还更有力:

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房之下,使智者不及怒,受敌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这一段话真是千古名言,甚至于在《孙子》一书中也都找不到类似的话。

吴子第四篇为“论将”,其意见不仅可与孙子比较,而更能提供新的启示。吴子说:

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未可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

孙吴二子论将,观点大致相似,尤其是他们都不过分强调“勇”之重要。吴子更明确指出,“勇”只是几种必要因素中之一种而已。另一方面,吴子又列举五点,认为那是将之所慎。用现代语来说,理就是管理,备就是战备,果就是果敢,戒就是警戒,约就是简单。这是他所独创的一套原则,非常有系统而富有实用价值。若与孙子所云“智、信、仁、勇、严”相配合,则孙子所言为体,吴子所言为用。彼此互动,相得益彰,诚可谓将道之精华。

《吴子》现存者还有两篇,分别名为:“应变”和“励士”。其内容属于战术及训练等较低层次,在此也就不必赘述。综观现存的《吴子》,可以发现其主要思想与孙子实颇接近,甚至于还有若干创见和名言,不仅能够媲美孙子,而且还有过之无不及。但其究竟是一部残书,在结构和体系上也就自然不能与《孙子》比拟。吴起晚于孙子,其思想是否曾受孙子影响,在其书中找不到任何证据。不过,此种可能性的确存在,甚至于几率也颇高。

纵观吴起一生,他身怀不世之能,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在历史上留下耀人的足迹,他是幸运的。但其每到一地总逃不过小人暗算,最终在楚国推行变法不成而死于非命,又可谓是悲哀的。佛家人说: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我想:快乐也罢,痛苦也罢;都不过是一段过眼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