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钧：如果没这几年的改变，我早上吊自杀了
郑钧
五月初的北京总是阳光明媚。从张自忠路地铁站出来不远，就是历史感浓重的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在旧址外侧围墙的不起眼处，有一扇小门，门里的空间并不宽敞，光线也总是阴暗着，与外面的景象格格不入。不过，这里却是京城最有名的Livehouse之一——愚公移山。这天，郑钧像往常一样戴着黑墨镜、穿着黑外套，出现在了这里，为他即将在6月24日首都体育馆举行的“私奔”演唱会启动新闻发布会。
说起来，郑钧已经七年没在北京开过个唱了。在这七年里，他并没有闲着——创办音乐创作平台“合音量”、和国外专业团队共同制作动画电影《摇滚藏獒》、和儿子Jagger登上亲子节目，同时也写出了《作》《风马》等几首高质量的单曲……今年刚满50岁的郑钧，已经不仅仅是个歌手，他还身兼着老板、电影人、丈夫和父亲等多重角色。
不过，当拂去诸多标签，如今坐在新京报记者对面的郑钧，讲起话来却尤为云淡风轻，这与当年那个“躁起来”的摇滚青年，显然无法重合。对于这种放松的状态，他说，这要得益于每天清晨那雷打不动的禅修和瑜伽，“现在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轻松快乐的阶段。这种半僧人式的生活方式对我帮助很大，也让我明白了怎么驾驭自己的生活。我二十多岁的时候，虽然可能在别人看来很不错，但实际上是走到哪儿，算哪儿；而现在的我是自由的，开着自己的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在郑钧这次的北京演唱会上，将作为嘉宾现身的，是和他一样同为中国摇滚圈的美男代表——高旗。
郑钧和高旗已经结识许多年，而据郑钧透露，在刚见面那会儿，二人多半情况下都是不清醒的——在周围都是美酒加美女的各种酒吧里，一群乐手总是晃荡着酒瓶，干杯到天亮，《回到拉萨》就是诞生于那段日子。不过，“老高身上没江湖气”，郑钧说，“我也是这样，江湖不了。其实还是跟有些人玩不到一块儿，因为骨子里还是有读书人的感觉在。”
郑钧和妻子刘芸
这种天生自带的读书人气场，大概离不开郑钧的成长环境——1967年，郑钧出生于陕西西安的一个大户人家，爷爷郑自毅是毕业于黄埔军校的传奇人物，而陕西省博物馆旁，就是郑钧从小玩到大的地方。在他小时候，时髦的哥哥们总是拿着砖头大的录音机播放着一盘英文歌曲合集，在他耳边晃来晃去，一来二去，就为他种下了音乐启蒙的种子。后来，郑钧考上了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一个热情又美丽的美国外教，为他开启了摇滚乐的大门。不过，谈起真正走上摇滚歌手的道路，郑钧感慨说，这还是要归功于他家庭的时代进步，“我爸爸在我7岁半时就去世了，他在上学的时候，因为长得很帅，就有电影厂想找他去当演员。但是我爷爷说我们家不能出戏子，不允许玩离经叛道的那些东西。”
“但我骨子里就是个嬉皮加庞克。”郑钧说，在真正来北京闯荡之前，他还跟着西安的草台班子去县城里演出了好几个月，过了一段吉卜赛人式的生活，“在那段时间里，我了解了基层文娱工作者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有一个大篷车，还有一些舞蹈队的美女，我是乐队的主唱也是吉他手，还是搬运工，每次到了现场就要把设备搬到台上。到了晚上，没人看设备，我们就在旁边拼俩桌子睡在上面。轮到我看的时候没事干，就开始写歌，《赤裸裸》就是在那里写出来的。当时我们老板的儿子吹萨克斯，他还问我你在干吗呢，我说写歌呢，他说你写什么歌呢，我说也就是写着玩儿吧。”
有人说，郑钧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当之无愧的“摇滚明星”，但如今在他看来，那段日子却是他人生中最焦虑、最迷失的阶段。
1992年，郑钧本打算在大学结束后出国留学。当他到北京办理签证时，却偶然结识了黑豹乐队的经纪人郭传林。在听过郑钧的作品后，郭传林当即把他推荐给红星音乐社，就这样，郑钧签约了第一家公司。当时正值中国摇滚的黄金年代，强烈的个人风格和出众的外貌，让他在1994年推出首张专辑《赤裸裸》后，迅速走红。接着，《第三只眼》《怒放》等专辑，又将郑钧推上了事业的高峰。
在大红的日子里，郑钧认识了高晓松和一众玩乐队的好友，而几乎每天，都有一群朋友在他楼下聚集，等他一同绝尘而去，奔赴酒场。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十年。2007年的某一天，他的前妻郑重向他提出了离婚，然后带走了房子、女儿和狗，而此刻的郑钧，身体也到了崩溃的边缘。“那时候我就像无头苍蝇一样，身体亚健康得厉害，神经衰弱，每天晚上就戴着耳机，放着巨躁无比的Metal，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后来我意识到，我的目的不是当个音乐家，而是能驾驭自己的人生，能过放松快乐的生活。”
郑钧直言自己是个“经验主义者”，为了医治好自己的身体，他吃过中药，没用，后来翻山越岭去了中国西藏、尼泊尔、不丹、印度，去寻求大师的帮助。在路上，他也遇到过骗子，直到遇见一个出生于1980年的年轻师傅，“我不喜欢那些玄乎的东西，只想知道怎么打坐，怎么练瑜伽，它们对我的身体有什么用。这个师傅真的很厉害，他从4岁出家，接受了很多实操方面的训练，后来我就跟着他练，他也带着我去见了其他的高人。”郑钧认真地说，“这八年时间，瑜伽和打坐对我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我原来是一个情绪很大的人，容易急躁，脾气也比较坏，这几年下来，我没有原来那么紧张了，整个人也都放松下来了。如果没有这些，我要么真的私奔到什么地方自个儿待着了，要么早疯了、早上吊自杀了。”
采访的当天，郑钧的手腕上戴了一串红珠，当记者问起他这串珠子是否有什么来历时，郑钧却哈哈一笑，说只是为了拍照好看，“不过我也有一串长期念经用的珠子，就在背包里面，它的作用就是时刻提醒我还有功课要做，不要忘了自省。”
虽然从小出生在基督教家庭，练着藏传佛教的瑜伽，但当下的郑钧只在乎用自己的信仰，去打开精神世界的牢笼。如今，郑钧早上起来，先打坐两个小时，再做会儿瑜伽。在时间充裕的时候，他一天可以打坐六到七个小时，而在最开始时，他认为盘着腿一坐几个小时简直是不现实的，“按中医来讲，就是痛则不通嘛，我刚开始觉得打坐双盘腿，根本做不到，后来练了瑜伽身体就柔软了，我就开始打坐，但最初十分钟就痛得不行，因为血脉不通，慢慢地就可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血脉通了，自然也不疼了。当你身体通畅的时候，心情也就很愉快。也有人笑我，说你干吗呢，每天早上起来折腾一些有的没的。但其实慢慢的，你就会感受到它的作用了。我现在遇到事确实也会着急，但是往往一会儿就过去了；另外一点是，我也会愤怒，但不会转变为仇恨。身体变柔软，心也会跟着柔软了。”
放松，是郑钧在采访中提及最频繁的词汇，他说，现在一到晚上，自己倒头就能睡着，而且在音乐创作中，他也进入了更为高度集中的境界，“其实有的时候我在台上怒吼，也有点像禅定的状态，跟打坐到最后进入的寂静状态，完全是一样的。”
除了日常的修行，身为一名项目经营者，对于合音量的运营，郑钧目前还算满意，他企图为草根音乐人铺上康庄大道的念头，依然扎得牢实。而在《摇滚藏獒》之后，郑钧目前还没有新的电影计划，但如果有合适的项目，他说自己也并不排斥。
事业之外，和妻子刘芸的缘分让郑钧认识到“自己是个糟糕的人”，所以他不停地说，希望能为大众呈现更多美好的东西。当提到儿子Jagger，他直言这段陪儿子的时间确实比较少，挺对不起孩子的。“我们从来没强迫他学任何东西，但有一天他自己说想学吉他，我就找我的吉他手姚林教他，后来姚林没时间，我就找了音乐学院的老师教他。去上课那天，他走到门口看见那个老师的头发和样子可能比较另类，有点吓人，就没敢走进去，但他回来之后我也没怪他。我就对他说，你这样做对那个人不公平，你最起码跟他打个招呼，聊会儿天你就知道他可不可爱，是不是个好人了。他觉得挺有道理的，下次去就跟人聊了半天。他其实很爱聊天的。”
对即将到来的演唱会，郑钧说儿子一定会到场，但妻子刘芸却“不一定”——“我演出的时候是一种释放的状态，和平日里的我不太一样，简单地说就是人来疯，而芸姐平时不太会看到我人来疯的样子。我的脸皮有时候厚有时候薄，家人在的时候我唱起来就会尴尬，会不好意思。但儿子会来，因为他就是人来疯。”
Q：现在很多人都称呼你为“摇滚男神”，你怎么看待这个称呼？
A：行了行了，这个名词儿听起来太吓人了。我觉得吧，叫我老郑就挺好。摇滚男神，我真不是，我有几斤几两我自己太清楚了，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最怕的就是自己欺骗自己，让自己以为有多牛，这根本不靠谱，而我知道我是谁。
Q：今年11月就满50岁了，会对这个数字有什么别样的感受吗？
A：前段时间跟我大学同学们欢聚，我就觉得，哇，他们已经都是老头儿老太太了。但说实在的，我到现在对自己还没有明确的感受，我觉得体力还不错，状态还可以，也挺快乐的，可能是跟这个行业有关系。还有一种说法是，真正去做瑜伽的话，从你做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冻龄了。这个肯定是有夸张的成分在，但也肯定是有帮助的。
Q：从2007年的《长安长安》之后，就再也没有发布过完整的专辑了。目前新专辑有什么计划吗？
A：其实最近我都在断断续续地听之前录在手机里的小样，现在计划的是先好好把这些小样整理一下。出唱片应该是真正能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不是凑数，那也没什么意思。
Q：现在唱《私奔》，和之前写这首歌时的心情是不是已经不太一样了？
A：是很不一样，当时写这歌时，就是觉得私奔这个想法每个人都有，要逃离无奈的现实环境，私奔到一个具体的地方。现在觉得无论逃到哪儿都一样，因为当下这个时代，你逃到任何地方都逃不出手机，哪里都有很多烦恼。所以现在的私奔，就是想逃到内心世界的一个寂静的地方，而且只要你愿意，随时都能逃到内心深处的宁静美好，这就是我现在期待的私奔，也是跟以前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Q：《私奔》里有一句著名的歌词“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你觉得现在的自己达到“真爱和自由”的状态了吗？
A：还在努力达到吧。真爱其实是无条件的，当你真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很美好的，而且在真爱中，最大的收获不是被爱的那个人，而是你自己；自由，其实就是放肆的状态，并且有权力和能力拒绝做不愿做的事儿和不好的事儿。这两者我都体会过。我希望自己能够彻彻底底地一直做下去，因为每个人都还是应该追寻真爱和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