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董卿 刘和平 一起求难得难
“现在的观众已经失望不起了。”在很多人质疑编剧刘和平产量低的时候，他这样回应道。
在《朗读者2》最新一期的节目中，董卿坐在刘和平的对面，能看出她的认同与欣赏，但她还是小心翼翼地问出，“如果当一条路，只有一个人在走，你不会孤独吗？”
刘和平写剧本是口述，要赶剧本的日子，从早上5点到晚上12点，配上两个打字员，跟着他轮班倒。《北平无战事》的时候，十六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结束后，刘和平还会半夜进入剪辑机房看回放。
他有次尿血，担心前列腺癌，后来发现是疲劳过度。《雍正王朝》导演胡玫说刘和平“写得就剩下一把骨头了。”
《朗读者》第二季发布会那天，没人知道董卿是早上八点直接从机房过去的，时间有限，但她很想要突破，就“熬大夜”，“出机房和演播室，太阳已经在天上挂着了，难分晨昏、日夜颠倒”。
怎么办？
刘和平有个习惯，当每次遇到过不去坎儿的时候，就会上山。“说虚一点，就是寻找精神寄托。”
而董卿寻求精神寄托的方式，是朗读。每次熬到快崩溃时，她就和导演们就开始朗读，“挑自己喜欢的开始读，读着读着就忘了所有的烦恼和疲惫。”
两个人像极了，都是“求难得难”。
刘和平从编剧到总制片人，董卿从主持人到制作人。他们都是“舍不得自己女儿”的人。“当你把剧本交出去那一刻，就等于你把女儿交给别人，他可能给你嫁一个大户人家，也可能把你送到青楼妓院是不是？舍不得，所以我必须要有这个一票否决权，总制片人才有这个权利，能保证作品的质量，能保证最大公约数的呈现。”刘和平说。
而在最鲜花着锦的时候，董卿转身成为制作人，从开策划会，写方案，汇报到频道、台编委会，再经过各级审查，立项，组建团队，寻找投资方与合作公司……
他们俩甚至有着相似的喜好。
陶渊明是刘和平最崇拜的人，董卿也用一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给予回应。
对刘和平而言，纵使他在编剧行业功成名就，但他依然困难重重。在第一个剧组解散的时候，他失去了所有的稿费，还额外亏了一百多万；《北平无战事》时7次投资，7次撤资。
董卿问，“为什么一定要坚持？”
刘和平打了个比方， “就像我的笊篱无柴了，我总得去砍担柴回来，才能把饭做熟。我都找到深山里去了，你说你别砍柴了，空手而回，砍了一担柴，肯定也得挑回去。”对他而言，写剧本也一样。
近两年，董卿也多次经历那个“砍柴时刻”。《朗读者》开始做了，就没有回头路了。她也坦言，“这两年，我哭的次数比我过去十年加起来还要多。”
在经历了孤独又痛苦的“砍柴”后，他们的人生境界也似乎从“望尽天涯路”来到了“为伊消得人憔悴”。
但是随着整个传播环境的变化，媒介、受众等都在变化。站在时代的路口，刘和平和董卿都同时存有一个困惑——“怎样的讲故事方式才适合现在的观众？”
巧的是，虽然电视剧和综艺节目形态差异巨大，但刘和平和董卿在对“怎样讲故事”这个问题上，也有着近乎一致的坚持——讲中国的人物故事，传达中国的文化思想。
刘和平曾批评国内创作者在模仿英美影视作品时，“只知道学习他们的一些叙事技巧、手段，甚至盲目学习他们所讲的故事和内容。尽管我们同样运用声、光、电、色等技术，却讲不好中国故事。”
国内综艺节目的发展走过相同的弯路。从跟风模仿，到大量模式引进，能真正反映中国文化的节目少之又少。
《朗读者》作为文化类节目的代表，它不仅在全社会掀起阅读、朗读的热潮，同时引来更多人重新审视读书的乐趣和价值。
同时反观刘和平以往的剧作，它们夹杂着历史的厚重，同时也映照着时代的情感。
“内容为王的背后必须是文化至上。”刘和平也曾提到，“我想通过大人物和历史事件重拾我们过国家曾经有过的，而今已经逐渐模糊淡忘的记忆。”《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北平无战事》等一大批优秀历史剧，也曾经斩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编剧奖等多个奖项。
《朗读者》又何尝不是在重拾“国家记忆”？只不过它有演员和运动员，也有科学家和学生，他们共同在舞台上用一字一句的“朗读”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以及国家的热爱。
他们还相像在，都有种近乎固执的坚持。一个对历史，一个对文化。
刘和平说：“一个国家的历史也应该是一部心灵史，不要简单地说什么时代发生了哪些事情，而应该更多地去了解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思潮。”
不管是《雍正王朝》，还是《北平无战事》，在历史和戏剧之间，他努力寻找那些真正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线索，“只有把古往今来人性中共通的内涵和精神气质准确真实地呈现出来，才能引起人们强烈的情感共鸣”。
他们俩又都是聪明人，深谙喧嚣下观众真正的渴望。《雍正王朝》《北平无战事》激活了人们身上历史的基因，《朗读者》又勾起人们对纯粹精神花园的想象。
刘和平说他面对制片方、导演、演员和观众时是“理直气壮”的，因为他的剧本一定吃透了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形态，也有着明确的价值倾向。
就像《朗读者》第一期，薛其坤读文言文《大学》，纵使有太多声音出来说“太高深了一点，远离了普通观众”，但董卿还是坚持，“这个文本在整个文学史中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和价值。其次，薛其坤（所代表）的现代科技创新和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文脉之间有一种很奇妙的化学反应。这是不是我们《朗读者》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呢？”
在最新一期中，刘和平朗读了一篇苏轼的《留侯论》，他声调凝重，略带沙哑，似白描的讲述，却如敲鼓般给人震撼。
整篇都在回答“什么是勇”，苏轼说，“忍”。
“忍”又何尝不是一种孤独？
刘和平没有解释，他只是一步一步做好分内事。不妥协、不迎合，不辜负，他们也都是苏轼笔下的“大勇者”。
因为独特的坚守而孤独，又因为孤独积蓄下的力量，让他们的作品都饱含温度。
我们难以猜测董卿和刘和平聊天时，可能复杂的心境。她没有表达自己的“偶遇知己”。只是在恰当的时候说了一句“不妨献给所有孤独的人”，说话和写作都惜字如金的刘和平却难得认同。这一刻，心思暗合，无需赘言。
甚至在节目开播前，刘和平就给董卿发过一条短信，“我看得出你很苦，但是做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得一分就得一分，留一季就是一季，这是功德。”
在他们的世界里，孤独是共性，但不辜负观众期望，不违背创作者的使命，也是共性。
在中国电视剧创作的圈子里，有人说刘和平是一种创作，其他人是另一种创作。这种评价几乎可以套用在人们对董卿的评价上。刘和平追求的是“一定要给大家留下值得思考和回味的不同感受”。
刘和平正在写一个叫《南北朝》的剧本，“从第一集开始，每一个字我自己写。”而董卿在《朗读者》的创作中，也几乎是这样磨出来的状态。
至少在面对那些“失望不起”的观众时，董卿是刘和平，刘和平就是董卿。
有人评价刘和平是一个“挑战戏剧习惯的人”，这一期的主题是“路”，而这条路注定人迹罕至，忽明忽暗的，有的人呼朋引伴，有的人却坚持独行。
怎样面对孤独？刘和平似打趣地反驳道，“你在追求一个有意义，不辜负此生价值的事情，我觉得这种孤独别人想孤独还得不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