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东渡对日本佛教的贡献
鉴真东渡成功,震动日本朝野,日本朝廷如获至宝,鉴真到达奈良后,孝谦女天皇即派朝臣到东大寺宣布口谕“自今后受戒传律,—任和尚”并敕授他为“传灯大和尚”。有此委任后鉴真大师便开始了对日本佛教界戒律制度的建设。
鉴真大师于公元754年3月到奈良,看到了日本佛教盛行的“自誓受戒”作法不以为然,认为没有经过“三师七证”的正式手续而受的戒不合法,没有得到戒体。他主张正规的受戒仪式,必须经过“三师七证”,即由三位戒师受戒,七位戒师临场作证。为了建立“三师”“七证”的授戒制度,鉴真从大唐带来了l4名传戒师,其中有道璇、法进、思托等,再加上日本诸大寺庙的主管高僧,组成了…个有权威性“三师七证”班子,4月初于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前设立戒坛、鉴真登坛主持,首先为已是太上皇的圣武天皇受戒,接着孝谦天皇、皇太后、皇子、大臣,依次登坛受戒,又给430名沙弥受了戒,不久又在朝廷内道场,为神荣等5人重授大小乘戒。朝廷下令在东大寺大佛殿西建立了戒檀院,由于受戒者众多,东西诸国僧侣远来不便,淳仁天皇时又诏敕下野药师寺和筑紫观世音寺,各建一座戒坛院。当时这两处戒坛和东大寺戒坛院全称“天下三戒坛”,专为僧人受戒之用,从而进一步促进戒律制度的建立。
鉴真的戒律思想,即主张僧侣必须严格遵循戒条又提倡僧侣的内自觉持戒,使两者融洽汇于—体。这种思想—可以避免小乘的弊端,二可以防止大乘戒强调内心自觉,招致放任自流的不足。所以这种思想被日本朝廷欢迎。然而鉴真所推行的这种思想,并不是所有僧侣都赞成的。他们只习惯于“自誓受戒”,即在佛像前宣誓一下,就算受了戒,成为正式的僧人。受此长期影响,有一部分僧侣不愿意受鉴真的严格戒律的约束,他们便站起来反对,认为没有必要实行戒律和“三师七证”的授戒制度,他们的看法表达了一部分僧侣的意见。于是鉴真和弟子决定推行一次公开的辩论,以证明戒律在佛教中的重要性。
辩论会在奈良兴福寺的维摩堂举行,辩论会消息传开,诸寺的僧侣和信众前来观看。
辩论会的双方是以前福寺贤璟为首的旧教团和以鉴真为首的新教团。贤璟等人根据《占察经》展开论点,鉴真等人则搬出《瑜珈论·决择分》逐条驳难,并提质问,贤璟等人被驳得哑口无言。会后,贤璟等人对鉴真及弟子主张心悦诚服。辩论会其实也是一种宣传,通过这次辩论,鉴真的戒律思想得到广泛推广。
鉴真东渡之前,日本已有许多佛教经典,但在这些经典中,明显缺乏关于戒的典籍。鉴真带来了许多关于戒律精典。其中有《四分律》60卷
《梵网经》、《明了论》l卷法励《四分疏》4卷,终南山道宣律师《含注戒本》、《羯摩疏》2卷《并于创开戒坛图经》l卷……鉴真把这些经典借给东大寺写经所,供他们转抄,广泛流通。特别提出是以孝谦女天皇、皇子、皇太子等人还在奈良城宣讲了《梵网经》,当时参加宣讲的讲师高达62人。通过宣讲,其戒律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应该承认日本朝廷对戒律典籍的重视,完全是由于鉴真和弟子推广的结果,为律宗在日本的创立建立了理论基础。
四、律宗思想的推广,促进佛教界
鉴真在日本受到朝廷的礼遇,但鉴真并不因此自傲,而是谦虚,诚恳待人,与日本僧人融洽相处。公元756年,鉴真和东大寺的良辨一同被朝廷任命为大僧都,华严宗慈训任少僧都法进和法华寺尼庆后任律师。鉴真任命为大僧都,自然对僧尼的整严负有重要职责,完成女子使命,则需要和其他各宗领袖的共同合作,这样达到了佛教各宗共同繁荣。公元760年,僧纲中的领导人物向朝廷呈了一项建议书指出为“开化众生、劝勉三乘,褒贬善恶”建立佛教界的位阶制,其中说“望请四位十三阶以拔三学六宗”他们的建设得到了淳仁天皇的批准。白此完成了日本佛教的整严任务。各宗僧尼,遵循戒律各习宗义,使习修达到了共同兴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