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旦华:毛主席发动文革是想根除党内腐败

笔者:朱老,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了,您和方志纯(1949年6月,朱旦华和方志纯结婚编者注)当年就受到冲击?

朱旦华:1966年底,我和方志纯开始受到群众批判。回想起来,这和江西、全国文化大革命整个进程有关。1966年6月,《江西日报》还在紧跟《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三家村店江西分店老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谷霁光,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7月,江西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黄知真为组长。8月8日,江西省委根据毛泽东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的谈话精神,撤销工作组。8月28日,省直机关领导干部大会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方志纯代表省委在会上讲话。到了1966年冬,刘少奇被北京群众组织点名批判。1967年1月,方志纯作为江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了出来。主要依据是,邵式平省长去世后,方志纯作为代省长、省长,全面负责政府工作,执行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方志纯曾陪同刘少奇到1927年他隐居的东林寺故地重游,被上纲上线。1967年2月8日,在八一广场(当时的人民广场)召开方志纯万人批斗会。杨尚奎、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等领导被陪斗。

我没有方志纯的职位高,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江西省妇联的一把手,也被群众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快靠边站做检查。主要罪状两条:一是1959年庐山会议时给全国妇联的那份工作报告;二是培养丁长华(江西省50年代树立起的农业模范编者注)这个假典型。但那时被揪的走资派太多,只要是当权派,无论是工作错误、认识错误、路线错误,都被上纲上线为走资派,群众运动的过火,我还是能够理解的,作为我个人来讲,并没有与群众组织在对文革认识上有严重的对立情绪。我同意揪走资派,不过觉得揪得太多了一点,当时局面有点混乱。

但1967年冬后,一切又发生了变化。

笔者:这个变化的标志是什么?

朱旦华:1967年冬,方志纯因1935年与组织失去一段时间的联系,以及新疆事件等问题被隔离审查。1968年1月,隔离审查的命运也落在我的头上。到了1968年秋,所谓新疆叛徒集团帽子扣了下来。

1968年冷得比较早,9月份秋叶飘落。我被单独带进过去自己的办公室。三个从未谋面的人一字形坐在办公桌前,中间一个气势汹汹,逼我坦白交代签署反共宣言出狱的前前后后。

我皱了皱眉头,耐心解释:我们是党中央委托张治中将军营救,1946年7月集体无罪释放回延安的。我们没有签署任何反共文字。

另一个振振有词:不对!毛主席的大弟弟毛泽民在牢中为什么牺牲了?你们为什么安然无事?不要为自己的自首、叛变、投降行径脸上擦粉!

青年人,你们应该尊重历史,1946年6月我们131人无条件集体释放出狱,张治中先生还派了刘亚哲少将护送我们回延安。7月11日,我们到达解放区,7月12日,毛主席还请我们吃饭看戏。我们在狱中的情况,马明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主席,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编者注)、张子意(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作为代表,当月就向党中央作了如实的汇报。方志纯同志1946年7月还专门向中央组织部写了《在新疆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我们在新疆狱中的表现,中央早就做了结论。

据我们了解,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都是叛徒!你不要为你的第二个丈夫作伪证!

对着这黑白颠倒的诬蔑,面对这渐渐不解的审查,那些日子里,我仰望长空,夜不能寐

笔者:毛泽民是1942年9月被盛世才抓起来的,1943年9月,牺牲在新疆监狱,那是盛世才和蒋介石联手策划的一个大阴谋。谁也想不到25年后文化大革命中,您和新疆监狱的幸存者竟然在共产党的天下,一时间一个个都被打入另册。当时您怎么想?

朱旦华:当时我头脑里有两个人在打架。一个认为这是党和人民群众对我们领导干部的考验,领导干部要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包括群众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风雨。另一个就是觉得党内出现问题了,有一股打倒大多数老干部的逆流。但无论怎么想,我都坚决服从组织的考验和审查安排。1968年10月20日接到通知,次日前往向阳农场,参加集训队。要求每个集训队员自带铺板、生活用具,每月只发生活费30元,其余的工资冻结。中央早有指示,不许随便冻结未定性干部的工资。参加集训队的当时都是属于未定性的人,是不应该冻结工资的,但那时候落实政策的通知多难以执行。

文革期间,我因新疆监狱案被隔离审查,送进集训队,先到向阳农场,后到向塘,以后又到长头堎,最后搬到高安伍桥。但当时不告知地址,只说通讯处为高安二号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