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弟媳朱旦华的传奇人生

编者按:2010年5月29日,江西省原政协副主席朱旦华同志在南昌逝世。享年99岁。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习近平、李克强、王刚、王岐山、李源潮、俞正声、薄熙来、李鹏、朱镕基、曾庆红、吴官正、孟建柱、迟浩田、毛致用等中央领导同志以不同形式,对朱旦华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6月4日上午9时,遗体告别仪式在南昌千秋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妇联等部门,江西、湖南、新疆、上海、陕西等省市,李敏、李讷等敬送的几百个花圈挽条,整齐肃穆地排满了吊唁大厅。

江西省委书记苏荣,省长吴新雄,省委副书记王宪魁等江西省领导依次向朱旦华同志遗体三鞠躬,作最后送别,并与朱旦华的儿女毛远新夫妇、方玲芝、方荣欣夫妇、方国华夫妇一一握手。再次对“优秀共产党员、杰出共产主义战士朱旦华同志的一生”给予了充分肯定。从上海到延安再到新疆

朱旦华2000年5月至10月,接受笔者数月采访,曾经回忆:

“我出生在一个没有朝代的特殊日子里——1911年12月26日,那时清朝政府已经被辛亥革命推翻,中华民国政府尚未成立。我原姓姚,名秀霞,出生在宁波庄桥,父亲姚载福开了一个小国布庄(铺子)。”

1924年,姚载福的国布庄扩展。全家迁徙到上海。1925年姚秀霞考入上海名校务本女中读书,学习成绩很好。不幸随着外国洋布的倾销,姚载福的国布庄不到三年就破产了,破产背景和《林家铺子》电影差不多。姚秀霞读完初中只好进免交学杂费的本校师范科。

毕业后,她以优异成绩留校,在教务处做办事员,每月30元工资,交给家里15元还债。九一八事变后,姚秀霞开始参加上海地下党组织抗日活动。1937年“八一三”,日本向上海进攻。

姚秀霞向地下党组织迫切要求去延安。在党组织的介绍下,身携改名为朱家农的组织介绍信,和两个男生一起经杭州、金华、南昌、汉口,克服种种困难,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同年8月底步行到达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3月毕业,朱家农和抗大、陕公28个同志一起分配到新疆迪化(乌鲁木齐)进行统战工作。在去新疆的途中,朱家农改名朱旦华,取《诗经》“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之意,从此朱旦华这个名字伴随其一生。1938年5月,朱旦华一行到达新疆迪化。与毛泽民的超凡姻缘

1938年初夏,朱旦华被分配到迪化女子中学任教导主任,同时兼任新疆妇女协会常委、宣传部部长,后来又被选为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就是政务委员这个职务,使朱旦华和毛泽民“有缘千里来相会”。

1938年冬,朱旦华有生第一次参加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工作会议,专题讨论新疆财政开支预拨款。新疆自清康熙以来一直依靠其他各省经济上的援助“协饷”维持日常费用,从来没有收支之类的预决算。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府自顾不暇,对新疆再也没有什么“协饷”。新疆的维持,全靠印钞厂大量印钞票。物价飞涨,难以为继。

会上,新疆省财政厅代厅长周彬作了专题报告,提出必须大刀阔斧改革,建立预算决算制度。新制度一建立,首先触犯新疆各层官吏的直接利益,假公济私、贪污挪用都会受到种种约束和限制,在座的十有七八不同意。周彬报告完后,会议竟一下子冷了场。朱旦华初生牛犊,一听周彬报告,感到是一件大好事,就站起来,大胆发言支持。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也随之表态,周彬提出的预决算方案终于通过了。

会后不久,朱旦华接到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通知前往。当时邓发是“新疆八办”主任,他向朱旦华介绍说,财政厅代厅长周彬是个老布尔什维克,他是毛泽东同志的大弟弟毛泽民。毛泽民同志曾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边区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毛泽民同志有很严重的胃病和腰椎病,1938年2月党中央决定他经迪化到苏联去治病,因中苏边境发生传染病,交通中断,盛世才邀请他留下来帮助整顿财政。他先担任财政厅副厅长,代厅长,在新疆化名周彬。

在这次谈话中,邓发又讲了毛泽民的婚姻状况:结过婚,又离了婚。身边没有人照顾。盛世才对我们共产党人表面很尊重,其实很不放心。毛泽民身边到处都是特务,没有一个贴心的人,对党的工作不利。这次财政会议,朱旦华引起毛泽民同志的好感和关注。

就这样,邓发做了朱旦华和毛泽民的“红娘”。1939年5月,新疆八路军办事处召开了一次欢送会,欢送周彬同志去苏联治病和学习,并由邓发宣布周彬和朱旦华订婚。

1940年的5月,从苏联治病归来的毛泽民和朱旦华在新疆省政府礼堂举行了文明婚礼。婚后的生活简朴、甜蜜而繁忙。毛泽民每天天不亮就出家门,晚上天黑透才回家,一吃完饭,又忙开了:预算决算、各类报表、全省田赋……在毛泽民忘我的工作中,新疆成功地发行了新货币,建立了预决算新制度,新疆的金融财政一天天走向正轨,物价逐步稳定,成为中国战火连天中的难得乐土。

1941年2月14日,毛泽民和朱旦华唯一的孩子毛远新出生。毛泽民给孩子取名时说:“按韶山毛氏族谱牒序:立显荣朝士,文芳运际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我这一辈是泽字辈,我们的孩子属远字辈,他又出生在遥远的新疆,就叫远新吧。”

“远新,好!多么形象又有意义的名字!还是韶山的派名呢!”朱旦华忍不住亲着孩子小脸蛋笑着点头。新疆牢狱天人永隔

幸福的日子是那么地珍贵和短暂。毛远新刚刚1岁半,随着苏联卫国战争的艰难进行,蒋介石军队越过河西走廊,宋美龄飞赴迪化,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开始“变脸”。他一手制造了所谓的“共产党阴谋暴动案”,将他自己请来新疆帮助工作的所有共产党人抓了起来,毛泽民就是其中一个。朱旦华和毛远新也被抛进女牢。她和同志们在监狱里一直坚持斗争,创作了不少诗歌鼓舞大家,教育孩子。

在监牢中,一直没有毛泽民的消息。直至1946年7月,国民党爱国将领、新疆省新主席张治中赴迪化,释放了监狱中所有新疆同志。朱旦华和同志们才得知:早在1943年9月,敌人对毛泽民施以连续七天七夜严刑拷打和车轮战,逼迫和诱使毛泽民在伪造供词上签字。

可“铁汉周”毛泽民打死不签字,困死不签字,任敌人任何花招,就是不签字。1943年9月27日深夜,盛世才奉蒋介石之命在迪化小南门用绳索秘密绞杀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人。为了向蒋介石邀功,盛世才奉命拍下了毛泽民遗体的照片。和方志纯的战友情怀

1946年6月,在中共中央营救下,新疆被关押的所有中共党员共131人(包括小孩23人),全部被张治中“无罪释放”,于当年7月回到延安。在这群人中,有毛泽民的遗孀朱旦华和儿子毛远新,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和女儿独伊,还有从苏联归国被盛世才关押的方志纯、方朗夫妇和他们在狱中出生的女儿方玲芝……

朱旦华被分配到中央妇委工作,和老革命帅孟奇同住一室。方志纯分配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后又调任中央警卫团工作。三年后,方朗因监狱留下的病根复发病故,留下一双嗷嗷待哺的儿女。面对全国解放南下的热潮,方志纯两次来到朱旦华宿舍,邀请她一起去江西南昌,朱旦华均以准备带着远新回上海婉拒。

这段难得的战友情谊被帅孟奇发现了。她赶紧发动中央妇委几个同志设了一个连环计。一是杨之华亲自上门讲她和瞿秋白再婚的旷世爱情故事;二是随着1949年端午节到来,帅孟奇和康克清一起要朱旦华给方志纯打个电话,说妇联的几个大姐想见见他。

端午节,方志纯接到朱旦华的电话,急冲冲地来到朱旦华跟前,被妇联同志带到报告室大门前。一个斗大的双喜字突然出现,蔡畅、邓颖超、帅孟奇、康克清、杨之华……几乎都来了,她们一个个都伸出手来,对方志纯说:“欢迎你,新郎官。”方志纯一下子蒙了头,傻了眼,说自己还没来得及向组织打结婚报告。大姐们抢着说:我们已经替你报告了。朱旦华和方志纯的婚礼就在这群女革命家的祝福声中举行。帅孟奇是介绍人,邓颖超是证婚人。

婚后次月,朱旦华随方志纯一起来到江西南昌。一个先后任江西省妇联副主任、主任;一个先后任江西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长,省政协主席,夫妻相濡以沫,廉洁奉公几十年,直至1993年7月31日方志纯去世。

当年冬天,朱旦华遵照方志纯的嘱托,将骨灰送回弋阳县湖塘村。这个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98位烈士的小小村落,迎接着方志敏堂弟方志纯的骨灰。全村男女老少都出来了,在后山一棵参天松树旁,埋下了这位弋阳和中国劳苦大众又一个赤子。

朱旦华对笔者多次回忆,她在上海务本女中读书和工作时准备一辈子不结婚,害怕一结婚后就变成了一个只知道丈夫孩子的家庭妇女。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这一生竟结了两次婚,而且两次都是与一心干革命的大丈夫结的婚,两个丈夫竟都是伟人的弟弟。

他们两人都对朱旦华那么地钟情,朱旦华也深深地爱着他们两人:一个是她的初恋和师长,一个是她的战友和知己。人到暮年,男女之情重新寻思起来,使人感悟更多。她记得每当自己怀念毛泽民的时候,方志纯也在和她一起怀念。

革命者的人生净化了许多儿女私情,爱情早已升华为无比宽厚的人性。在朱旦华家的客厅中,多年挂着两幅大照片,一幅是1943年毛泽民和朱旦华抱着快两岁儿子的合影,一幅是方志纯同志的遗像。在朱旦华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唯一认识的人是她和毛泽民的儿子远新;她当时认真翻看的是纪念方志纯诞辰100周年的纪念画册……写遗嘱坚决不要别墅

2005年,江西省委为了照顾老干部,在风景优美的青山湖畔陆续修建了一片副省级以上老干部别墅群。朱旦华只要拿出很少一部分钱,就可买下一套价值不菲且不断升值的别墅的完全产权,且可以合法地遗留给孩子们,但朱旦华却表示不要。她于2005年10月15日写给江西省政协并转省委一封信,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和“遗嘱”。

省政协党组、钟起煌同志:

并请转省委、孟建柱同志:

前些时候,省委为纪念方志纯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举办了座谈会,我非常感谢省委能为方老专门组织这次纪念活动。十分遗憾,我原来是要去参加的,但晚上没有睡好,早起头晕脚软,站立不稳,没有能去参加。

最近得知,省委要以低廉的价格为一些老同志,包括我,提供新房子。我理解并感谢省委对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关心和照顾。

在省委和省政协领导的关怀下,我现在生活得很好,不需要再买房子。我的三个子女及一个养女都已生活自立,其中一子一女在方老去世后,就要我交出我和方老的全部积蓄,提出和我分家。我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在吴官正同志和孟建柱同志的直接关怀下,省委已先后为他们安排了住房。

我的另一个儿子和我的养女一直反对和我分家,并一直关心照料我的生活和健康,使我能安度晚年。他们表示完全尊重我自己的决定。

趁我现在头脑还清楚,正式向领导表明:我不要买新房子,请组织上把这个指标留给那些比我更需要的老同志吧。同时,也请领导监督,不许任何亲属,打我的旗号,利用这个指标。

我一九三七年只身从上海去延安参加革命,在将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坐过敌人的监牢,也被下放劳改过。但我从不后悔,只觉得自己为党为人民所作的贡献太少。毛泽民烈士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方志纯同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们永远是我也是我的子女们学习的榜样。

我已九十多岁了,我想在现在住的房子继续住下去。我死后,房子交公。我还有一点点存钱,交给我的大儿子,全部用于我的后事开销,尽量不要再给组织增加负担。我认为,毛泽民烈士和方志纯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格,是留给子女们最宝贵的遗产。

这是我认真思考后作的决定。也算是我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遗嘱吧。

2005年10月15日

江西省政协主席钟起煌收到此信当天,转呈孟建柱书记,赞誉朱老“一名为党为人民作出过突出贡献的老共产党员,老一辈革命家的那种高风亮节给我以深刻的教育,被她那种无私精神所感动”。(作者马社香,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