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安逸也是禅——人物画家戴卫其人其画
中国画分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科,依我之见,以人物画家为最难能可贵,因为人人皆知「画人难、画鬼易」的道理,和山水、花鸟相比较,人物画也是技法难度最高的。
从事山水、花鸟创作可以出世,可以与人品、道德无涉,而人物画却不然,必须有是非、善恶、清浊的鲜明意识。
既然是评人物画家,不妨扯扯和人物形象有关联的话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那便是人可貌相。阅人阅事越多,我就越感到此说有道理,因为凢是我初次见面觉得形象不佳或邪恶、丑陋的,最终的事实证明我的直觉是对的。近年来有几次我很清楚地意识到应聘的或刚认识的人从外表看就是小人或市侩,可是又提醒自己不要太主观武断冤枉好人,不妨试试,结果后来还是目睹了小人的种种伎俩与丑态毕露无遗。
哪位人物画家若创作百丑图,如果需要我推荐模特原型的话,我倒很乐意开这个名单。
戴卫先生相貌堂堂,走到什么地方,不认识的人往往会以为他是什么首长或领导。他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也是典型的四川性格,也就是开朗、热情、平和、务实。由于在画院中担任的职务,他的官阶在地方上也已经是高官了,但是他骨子里是一个书生,是一个艺术家,是一个性情中人。
第一次和戴卫先生见面,没有进家门,他就请我先看了画院中的展览,其中对他自己的几张画,特别作了一些介绍。最后一次见面,他又陪我看了画院中的展览,作品已经调换,他对画院里其它的几位画家,如彭先诚、秦天柱诸位,非常推重。
这两次都是在晚上,没有外人,算是专场。我所看过的展览可谓无数,欣赏画家自己的作品也可谓无数,但是不知为什么戴卫请我参观的这两次,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这可能是我太喜欢成都了,一到成都心情就格外好。至于我喜欢成都的理由呢,最主要的是小吃。
我对精神食粮与物质食粮向来是并重的,我的理论是会吃喝的人方懂得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享受。成都人都爱吃,都会吃,戴卫先生当然不例外。对于别人请客吃饭,大多数情况都视为苦差,唯戴卫先生两次家中招饮,虽是家宴而菜肴之美实在令我难忘。开一句王尔德式的玩笑,我之所以常常谢绝别人请吃饭,实在是因为我本人非常之馋、嘴非常之刁呀!
戴卫的素描基础扎实,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在他还是少年时就已经开始在当地的报纸上大量发表作品,其后又从事连环画创作,因此,造型能力极强。可以说,建国以前的人物画家大都是中国传统画法,极少有受过西画训练的,虽可以做到画面上人物神定气足,但是经不住解剖学、透视学的推敲,而戴卫这一 代则是由西画入手的人物画家,所以,画的凖确已经在技术上不成问题。
当然,中国画的精髓不在于透视与解剖,而在于笔墨与意境。对中国画而议论其透视与解剖,是外行而自以为是的笑柄。与用色相比,戴卫更长于用墨,他最好的作品往往是局部着色,既得五彩之神韵,又扬长避短。
戴卫由西画转向国画,也是贵有师承的,他早期的作品,就带有浓重的黄胄色彩。他所真心感念的,也是黄胄先生的指点与提携。正是通过黄胄,他得以入中国画研究院深造……当时的中国画研究院还是能代表国画界最高水平的。
他是同龄人中曾经在藻鉴堂待过的少有的幸运儿,接触并请教过一大批名家。至今他还珍藏着黄胄写给他的多封书信,其中都是前辈爱才惜才指点迷津的画论。这也是戴卫在画上签名时带有明显的黄胄画押风格的原因。
用中国画反映重大题材,也就是主题画创作,是建国后美术界的潮流。大画是重点工程,大画可以一炮打响,一夜成名。不少画家就是靠反映重大题材的大画而走红的,戴卫的名作就是《钟声》《回声》《李逵探母》等大画。他的这类作品都是强调冲突与矛盾,讲究构图与线条的张力,大开大合,气势夺人,在展示效果上,与油画相比不遑多让。
人物画家大多容易类型化,一种风格、一个调子找着了感觉,就从此成为定规。有不少名家就都是如此,让人一眼就可以认出来。这样的好处是标识化、品牌化,利于行销;而坏处则是成了茧,放弃了艺术的探索。戴卫则明显不同,他至少有两副笔墨,在刚与柔、粗与细、拙与巧之间自由换挡。他的大画如盘石般强悍,而小品又如绸缎般秀美。在某种程度上,他似乎在偏向于柔细巧一路时,更得心应手,或者说是更本色吧。
人物画中,释道是专门,祗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佛画似乎压倒了道画。这在历史上,首先是宗教宣传的需要,弘道传法,对百姓来说,偶像崇拜的力量是强大的。久而久之,社会上形成了对佛教题材画的推崇与喜爱习惯,因为佛画既有宗教信仰内涵,又有艺术欣赏价值,挂在家里,在美化环境的同时似乎还有些神灵保佑的意思,所以广受欢迎。
历史上画佛名家辈出,这些年富裕了的人们更是有了更高的精神需求,所以,也就涌现出了画佛名家,戴卫是其中的佼佼者。追溯戴卫的作品演变轨迹,可以看出,他是逐渐转向佛像题材的,他的《十八罗汉图》就是皇皇巨制。在艺术市场繁荣起来后,他的禅意小品也就成为一种招牌。
戴卫早些年曾结识一位台湾的老和尚,还曾专程去拜访过,两人关系甚好,想来与僧侣界的交游,对他的画风应当有影响。他笔下的高僧与罗汉,都非常雍容富态,没有贫寒苦痛之相,可以看得出,都是在大都市中名庙巨刹修炼的,而不是深山老林之中苦行。这种有些近俗的形象与格调更适合如今国人尢其是成都人的审美情趣与生活态度。因为说实在的,佛教本来就有雅俗两派,同样有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的现象。
戴卫醉心的另外一个题材,就是李白、杜甫、苏东坡、米元章等诗人,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意图与诗人行吟像。身在成都,对李杜自然而然会有更重的感情。
他还创作过不少巴蜀风情人物画,这也是近些年来比较时髦的题材。
一般而言,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不会再苦学别的艺术专业,即使学也是悄悄的,不肯大张旗鼓,唯肯人知。而戴卫却在老来迷上了金石篆刻,买了很多印谱,方寸之间花费了无数心血与精力。他的画作上所钤盖的,大多是自己的印作。总的来说,他的印章是齐白石一路大刀阔斧,虽时有佳趣,但是毕竟还不是行家。我虽不大奏刀,但是因为喜欢篆刻,眼力还是有的,眼高手低好议论。依我拙见,印自书出,若要治印,恐怕还得在书法上做功夫。
话又说回来,因为治印,戴卫对篆字也就多了研究与临写,因此,作为画家,他在画上题的篆字是非常出色的,用淡墨宿墨的方法很像是李骆公。他的书法较之时下的画家要当行得多,算得上是画家字,所以能够洋洋洒洒长篇题跋。所以说,多学知识、专学技能永远没有亏吃。
他笑言自己刻印是发烧友,是不卖钱的,完全是自娱自乐,给自己留了一块净土。在《米颠拜石图》的题记中,他写道「余五十后重新操刀,最觉米颠拜石之妙」。按照如今的行市,他投入在刻印上的精力,如果用来作画,那么所能带来的现金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他能不计得失,也该是参透了佛理吧。
书画界如今很成问题,不良习气蔚然成风,几乎成为「来者熙熙皆为利来,往者攘攘皆为利往」的名利场,这当然是由于艺术市场与书画成为商品所导致的后果。倘大书画界,要找到真正清高不俗的雅士已经比在潘家园里找真古董还难。
美术理论与批评界按说是最学术化、书卷气重的象牙塔,然而这个领域却沦为最藏污纳垢的所在,表现在于:一、祗认钱财,祗写广告宣传文案,不搞研究;二,为艺术品制假贩假鸣锣开道,以评论、研究、鉴定、赏析等形式大造声势,甚至自己参与包装、炒作、销售赝品。
当今美术评论家大都是先有订货然后再动笔的,也就是受书画家之托请,撰写评论与序跋。市场需求推动,这类文字生意很红火,评论家效仿书画家的润格,都标出了价码。著名美术批评家陈传席先生被公认为是首选,所以,画评每篇字数不拘多少一律十万元,而且是先款后货。陈先生曾私下对我讲,之所以高悬价码,实在是为了推挡掉过多的求序求评,好有时间读书作学问。
因此,时下书画界对在世的书画家进行评介,祗要不是批评与否定的文章,几乎没有书画家事先不知道的。若有「不宣而战」、「不邀自来」者,可能也就要数区区不才了。求则不与、不求则予,我向来认为批评家要有主动性,要有主动权,这样才谈得到尊严与威信。从九十年代中期至今,我曾评介过多位在世的著名画家如韩美林、许鸿宾等,都是文章发表、书印出来,画家本人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作为受过正统文艺批评教育的批评家,我向来重视客观、公正、无私的立场,因此,对艺术家的选择,以及评价标准,都应当对事不对人,要有平常心,要超脱大度,这样的评论才有学术价值,才有文化意义。
最后,有必要补充一句,我写此篇评论,就如上期发表许鸿宾一文一样,并没有事先告诉被评者。事实上,自去年成都一别后,我已经有一年又半没有与戴卫先生通音信了。我曾承诺为戴卫先生写篇文章,其后因为单位的工作变化等俗务,一直未能如愿,在戴卫先生看来,我已经食言了。就连我自己,说实话也并没有写的打算,因为材料全不知去向了。
孰料乙酉十一长假闭门读书作画兴致极高,心忽有所动,想起了戴卫其人其画,遂以半日之暇草成此篇,识见浅陋,然而确是非关应酬,实乃有感而发,谨以求教于方家。
